雷根的右派批評者認為總統在政治上太愚蠢或太浪漫，認為他出賣了原則。但他們都沒看到重點。雷根並沒有改變對蘇聯的立場，真正發生根本改變的是蘇聯最高領導層。雷根樂見和理解這些改變，想從美國的角度來幫上一把。

有些人甚至愛上戈巴契夫

戈巴契夫在構思對蘇聯政治制度做根本改革時，他是以美國為範本。要當高官就要受到嚴格檢驗：「看看美國國會怎麼對總統提名的每個部長雞蛋裡挑骨頭。我們則完全相反：哪個人當部長要受到質問或需要經過最高蘇維埃執委會？我們都是在報上看到哪個人要當哪個職務，但他是誰，打哪來，又為什麼呢？」

1986年1月出訪日本時，謝瓦納茲既欽羨日本的科技產品，又驚訝日本人對勞工的體貼。雖然他來自無產階級革命的國家，但他看到日產車廠的勞工比蘇聯勞工的待遇要好太多。他對勞資之間的合作也印象深刻。日本的工業發達是無可置疑的。

看清了蘇聯經濟問題所在

到了1988年，戈巴契夫等領導人看清了蘇聯經濟問題所在，他們相信蘇聯整個發展都建立在錯誤的原則上：「在美國，服務業占國民所得的50％，我們只占11％。我們永遠只會挖煤、挖鐵和製造重機械」。

但如果不是西方領袖曲意款待的話，戈巴契夫等領導人也不會這麼通情達理。到希斯洛機場接謝瓦納茲的是令他豔羨的賓士汽車。英國外交部長在切夫尼的鄉間官邸別墅也讓蘇聯訪客咋舌，18世紀畫家托馬斯．根茲博羅（Thomas Gainsborough）的名畫和一眾古董傢俱讓他們大開眼界，相比之下就連壯觀的美式莊園也顯得太過簡樸。讓他們驚奇的不只有奢華。

1987年12月的華府高峰會結束後，美蘇雙方領導人到白宮南草坪參加道別儀式，現場有五千名觀眾。傍晚下起雨來，美國總統打開雨傘為妻子撐傘。這讓俄國人嚇了一跳。他們習慣讓女人幫男人做事，丈夫在公開場合體貼妻子讓他們覺得很奇怪，而且他還不是普通人而是一國元首。這個美國人日常生活的小細節是雙方歧異的縮影。

蘇聯官員給人的一般印象是不善交際、專斷又好酒。他們有時候的確滿符合這個刻板形象。1987年隨團參加華府高峰會的蘇聯官員住在麥迪遜酒店，房間裡有滿是紅酒和烈酒的小吧檯。結果大家狂喝爛醉，逼得後勤主管查普林同志要叫酒店經理把酒類全部換成軟性飲料。他們酒醒後去麥當勞吃大麥克喝可樂，那和家鄉的餐廳完全是兩個世界。他們羨慕一般美國人都吃得起麥當勞。

想證明蘇聯和西方領導人沒什麼兩樣

他在1987年底前往華府之前接受NBC記者湯姆·布羅考（Tom Brokaw）專訪，試圖去除偏見。雖然他在攝影機前表現自然，但效果不算成功，因為他回答得太模糊，沒有針對問題，而布羅考過於恭敬的態度讓效果更差。但戈巴契夫至少有塑造出理性友善的形象，第二天就成為新聞頭條。

戈巴契夫希望融入群眾，在驅車前往白宮路上，他臨時叫禮車司機在康乃狄克大道停下，造成一陣轟動。他的突然叫停讓後輛車上的謝瓦納茲誤以為有人行刺。他急忙跑向前車，而戈巴契夫已經在和夾道歡迎的美國群眾握手了。戈巴契夫呼籲群眾要鼓勵美國政治家勇於行動。國安人員怕會有人持槍，對群眾大叫說：「把手伸出口袋！」這一幕大大強化了戈巴契夫打破傳統的形象。

在高峰會期間的一天晚上，雷根邀請德州鋼琴家范．克萊本（Van Cliburn）來獨奏演出。克萊本是1958年柴可夫斯基鋼琴大賽得主，在蘇聯很有名氣。戈巴契夫看到節目單上有他非常高興。這是很精彩的演出。克萊本以一曲美國國歌當開場，演奏結束後，萊莎．戈巴契夫問他能否彈一曲柴可夫斯基的一號鋼琴協奏曲。萊莎是真心想聽，但因為現場沒有管弦樂團配合，克萊本不得不拒絕，只能換彈一首〈莫斯科之夜〉，戈巴契夫坐在前排跟著唱了起來。

結束時，鋼琴家和總書記互相擁抱。戈巴契夫也在蘇聯大使館辦了一個「給美國知識分子」的晚宴。來賓中有對他不甚友善的亨利．季辛吉和威廉．傅爾布萊特。此外還有欣賞他的演員、科學家、歌星、藝術家、小說家如電影明星勞勃狄尼洛、保羅．紐曼、天文物理學家卡爾．沙根、歌星約翰．丹佛、小野陽子、小說家諾曼．梅勒和喬艾思．卡羅.歐提茲。戈巴契夫一一和他們寒暄，握手和擁抱。他相當會應付場面。

……

幾個月後，蘇聯人民在轉開收音機時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隨著雷克雅維克高峰會逼近，干擾外國電台一事對戈巴契夫來說是一大尷尬。中央書記處的利加喬夫和KGB的切布里科夫同意開放美國之音、BBC、北京廣播電台和韓國廣播電台。利加喬夫和切布里科夫不是從原則上不再干擾，而是要把干擾設備用來專心對付他們最討厭的幾個電台：自由電台、歐洲自由電台、以色列之聲和德國之聲。

1987年5月，蘇聯政府決定永遠不再干擾美國之音。政治局也做出結論認為限制人民出國有害蘇聯基本利益。謝瓦納茲表示許多創新觀念是由出過國的蘇聯人帶回來的。開展國際接觸只會對蘇聯有益。1988年11月，政治局終於決定所有蘇聯人都有出國移民的權利，只要沒有帶走國家機密。

一年內完成「社會主義國家」電話連線

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美國和蘇聯電視台共同播出與現場觀眾互動的節目。這些被稱為「電視橋梁」的節目從1982年開播，但克里姆林宮起初不准在莫斯科的頻道播出，到了1986年才真正開放。美國觀眾看到的蘇聯人不再像機器人，而是和他們一樣有感情和欲望的一般人。而蘇聯人也在美國的廣告中發現了一個令人著迷的商品世界。

1987年7月23日，政治局通過了更新蘇聯自動化電話系統的計畫，擴大了蘇聯和外部世界的聯繫。必須先預約才能在大城市的特定電話亭打國際電話的舊時代結束了。蘇聯通訊部計畫在一年內完成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自動電話連線，並預計在1992年讓莫斯科人可以打電話到世界各國。雖然知道「現有問題的巨大複雜性」，謝瓦納茲還是認為國際輿論會歡迎這項決定。

葛羅米柯認為外國情報單位會利用這項改革來達成其邪惡目的，但戈巴契夫不加理會，政治局也同意了。從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之後，總統和總書記之間就設有一條「熱線」。史上第一次，幾百萬普通蘇聯人也可以在瞬間打電話到國外。通訊的隔絕開始被打破。這個進程才剛開始，但無人能否認1985年以來發生的巨大變化。

作者簡介

羅伯．塞維斯（Robert Service）

羅伯．塞維斯是英國牛津大學俄羅斯史專家、聖安東尼學院院士，亦為英國國家學術院（British Academy）院士，是全球知名的蘇聯與冷戰史專家。他有多本著作，包括廣受讚譽的《列寧傳》（Lenin: A Biography）、《托洛茨基傳》（Trotsky: A Biography）、《史達林傳》（Stalin: A Biography）、《俄羅斯：一個民族的實驗》（Russia: Experiment with a People）、《同志們：世界共產主義史》（Comrades: A History of World Communism）以及2019年最新的《克里姆林之冬：俄羅斯與普丁再起》（Kremlin Winter: Russia and the Second Coming of Vladimir Putin）。他已婚，生有四名子女，現居倫敦。

譯者簡介

梁文傑

現任台北市議員，曾擔任民進黨中央中國事務部副主任、政策會副執行長、《新社會政策》雙月刊總編輯。譯著有《賣命工作的誘惑》、《索樂文報告》、《奧運的詛咒》、《出賣中國》、《中東心臟》等書私底下的梁文傑熱愛香港漫畫、乒乓球，關心體壇賽事。

※本書擷取自《意外的和平：雷根、戈巴契夫等「四巨頭」，如何攜手結束半世紀的冷戰對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