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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菜始祖之爭 藏著中韓兩種民族主義對決

簫議 2021年02月28日 07:00:00
天朝主義和韓民族主義兩相對撞,敵意的漩渦不斷攪動,杯弓蛇影、小題大做連泡菜都能被捲入。(維基百科)

天朝主義和韓民族主義兩相對撞,敵意的漩渦不斷攪動,杯弓蛇影、小題大做連泡菜都能被捲入。(維基百科)

去年11月至今,特定傳統文化資源的歸屬議題在中韓網民之間激起了一波三折的激辯,從泡菜ISO標準到Youtuber李子柒影片惡評,從養成遊戲閃耀暖暖的服飾到冒險遊戲Sky光·遇的官帽,從春節的英文表述到獨立運動家尹東柱的籍貫……以傳統服飾之辨為重心,中韓網民相互指控對方「偷竊」本民族的歷史或文化,前者堅持正本清源,認為來源於中國的特定文化資源應該標識原型出處與來源群體,否則有模糊緣起、歪曲歷史之嫌;後者則堅持韓民族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間的區隔,認為以中國否認韓民族固有文化是文化帝國主義,兩方各執一端,情勢步步滑坡,引發洗版到出征的惡行互動。

 

 

中韓糾葛的前世今生

 

在釐清本次以民族傳統服飾為中心的文化糾葛之前,有必要回溯本世紀前四次中韓歷史文化攻防,它們如同考古挖掘中的「地層」,疊加累積,兩國積怨的種種脈絡可以倒推到上一個「累積層」。

 

第一,東北工程與高句麗歸屬之爭

 

200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東北三省聯合組織啟動了一項為期5年的大型學術項目——東北工程(東北邊疆歷史與現狀系列研究工程),其中明示了一個其實不算新穎的中國觀點:高句麗自始至終是中國東北少數民族政權,是中國中原王朝的地方政權。由於高句麗一直以來被朝鮮和韓國視為其「國史」的重要內容,與百濟、新羅並稱「三國時代」,中國學術界將高句麗視為東北地方民族政權的歷史定位引發朝韓反彈,在韓國以及朝鮮看來,這無異於中國「偷走了韓民族的歷史」。

 

2003年,韓國舉行了一系列抗議東北工程的集會,高句麗歸屬已成為電視和廣播上的熱議話題。2004年,韓國成立了專門的大型研究機構「高句麗研究財團」,投入大量財力、人力進行傾注在原本薄弱的高句麗史研究項目上;次月,中國外交部從其網站上移除韓國「三國時代」對高句麗的介紹,韓國政府向中國政府提出了正式外交抗議,爭議從學術屆擴展至政界。2005年,南北韓學者在平壤共同舉行高句麗問題研討會,這也是半島分裂以來兩韓首度共同舉行的學術研討計畫。2006年9月,高句麗研究財團也整合成為新的東北亞歷史財團,擴大了其任務範圍。同年,兩國領導人在亞歐會議和互訪期間就高句麗議題達成了擱置爭議、各自表述的諒解「共識」。2007年2月中國東北工程結束,爭端也就告一段落。

 

中國學界關於高句麗的論斷其實是早已有之的「統一多民族國家論」的具體化,涉及何謂中國的議題。具體而言,非漢族建立的王朝(匈奴、突厥、回紇、韃靼、瓦刺、吐蕃、南詔、北魏、北齊、北周、遼、金、元、清等)算不算中國?不在中原地區的漢族王朝(東晉、南朝等)算不算中國?以統一多民族國家論視之,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統一多民族國家,只要在中國傳統疆域內建立的國家,不論是否是漢族,不論是否是中央王朝,一律算作中國;非漢族在中國傳統疆域內建立的非中央王朝,都算作中國的地方政權,臣服時算作民族自治政權,叛亂時算作地方民族割據政權,總之不能算作獨立國家(外國)。

 

構建「統一多民族國家論」,有兩個明顯的「好處」,其一,包裝「愛好和平論」,統一多民族國家論架構下無所謂侵略,隋唐與高句麗的戰爭性質就變成中國民族內部統一戰爭;其二,統一多民族國家論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對接,淡化民族自決觀念,強化非漢族對中國的歷史認同,具體到東北工程則旨強化朝鮮族作為中國公民的向心力與歸屬感,從歷史論述上封堵分離主義的觀念。

 

以高句麗爭論為代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論」猶如以地緣刻舟求劍;相對的,韓國則存在以「民族血統論」刻舟求劍的邏輯,即擴大朝鮮族直系祖先的譜系,對民族族源牽強附會,聲稱扶餘族、高句麗族、靺鞨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滿族、鮮卑族都是韓民族族源,並將歷史上民族轄境與今天的民族國家進行連接,這種模糊了民族的族屬,誤讀民族繼承關係的邏輯,也衍生出對領土排他性的偏頗解釋。

 

2012年2月11日的《紐約時報》第18版刊登了一則以《Goguryeo)》為標題的英文政治廣告。(維基百科)

 

第二,江陵端午祭申遺

 

2005年,韓江陵端午祭被世界教科文組織列為無形文化遺產,引發中國網民的反彈,他(她)們認為韓國「搶走」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其後兩年,涉韓謠言迭起,西施、漢字到孫中山搖身一變「被韓國」,構成了韓國起源論的網路迷因。這裡不實資訊的拼湊、誤譯、誇大確實存在,但韓國起源論並非全然是空穴來風,主張是韓國起源的諸多對象針對的其實是流行於日本種種事物,如空手道、劍道、歌舞伎、納豆,乃至日本人也被稱之為韓國人的後裔,這是韓國基於克日的補償心理,選擇性敘述朝鮮三國時代文化傳播的中介角色的表現,即韓國樂於稱道自己是給日本帶去文化的恩人國家,一方面淡化漢文化的受容,一方面又極力強調自身對日本文化的輸出,凸顯韓國對日本優越性。

 

說回中國,除了營造對日優勢淡化中國文化對韓影響外,中國網民對對申遺的誤讀才是導致「被韓國」謠言的主要因素。無形文化遺產一般為一種技藝或者文體活動,不是具體的實物本身,如2013年韓國成功申遺的是「越冬泡菜文化」、1968年韓國國家級第22號無形文化遺產是「結繩匠」、2014年中國列入福州市倉山區區級無形文化遺產名錄是「漢服製作工藝」,都不是相關實物本身。更重要的是,《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和《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都明言設立申遺制度旨在「保護和恢復全人類共同的遺產」,申遺既是一種《公約》賦予締約國的權利,更是締約國在其領土上保護和延續人類共同遺產的一種責任,申遺不是排他性的商標或專利註冊。

 

無形文化遺產更可能出現跨國界和流變的情況,《公約》對此同樣做出了聯合申報和各自單獨申報的機制,前者適用於文化遺產同質跨國的情況,如2005年蒙古國與中國聯合申報無形文化遺產「蒙古族長調」;後者適用於文化遺產同源異質的情況,一國成功申報不妨礙其他國家另行申報,如江陵端午祭申遺成功後,2009年中國端午節也申遺成功,所以「偷搶文化」的說法不符合事實。

 

第三,領土爭端

 

和耳熟能詳的東海/南海爭端不同,中韓之間的領土爭端相對較早,且不見諸官方層面。韓國民間存在一種一廂情願的統獨訴求,即白頭山、間島乃至整個滿洲是韓民族的失土,目前被中國占據,有朝一日要物歸原主,韓國不僅要統合半島,還要連結滿洲,建立單一而強大的韓民族國家。在這樣的心態驅動下,發生了兩例爭端,一例是2005年,有韓國議員和學者鼓吹延邊公投入韓;後者是2007年第六屆長春亞洲冬季運動會女子短道速滑接力賽的頒獎儀式上,居亞軍的七名韓國選手突然展開七張白紙,舉出了「白頭山是我們的領土」的標語,隨即引發中國政府嚴重關切,雖然只是少數議員或學者的個人觀點而非官方主流意見,但也使得雙邊關係一度緊張。

 

韓國民間領土訴求是沒有依據的,長白山/白頭山、閒島和滿洲的主權歸屬早在1909年《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1964年《中朝邊界條約》中界定清楚,歷史上環白頭山原住民也非朝鮮人而是滿洲族系。之所以韓國民間存在如此觀念,是因為長白山/白頭山在民族敘事中被認為是韓民族的發源地。20世紀初,韓國民族史學家為凝聚、提振民族精神,重構了朝鮮歷史和族群譜系,來自中國的箕子朝鮮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更能體現民族自主的檀君朝鮮,啟蒙思想家的詮釋裡,檀君神話中桓雄降臨的太白山被附會到長白山上,檀君由此成為了白頭山的主神,白頭山也被韓民族視作聖山。

 

六〇年代初,中朝簽定界約,長白山以南、一半長白山頂峰和一半長白山頭天池、鴨綠江的多個島嶼都歸屬朝鮮,領土劃界讓白頭山與韓民族的連接仿佛有了法理依據,朝鮮前領導人金正日本來出生於蘇聯軍營,卻宣稱出生於白頭山,借此完成天降偉人的道統連結。

 

第四,薩德危機

 

2016年底至2017年初,由朝核危機派生出的薩德危機,讓中韓FTA、朴槿惠頂著壓力參加二戰勝利70周年閱兵以來的中韓關係跌落至冰點,中國祭出事實上的限韓令,試圖以經濟依存迫使區域安保態勢回撥,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文創作為韓國國家投入的關鍵產業,也承受地緣政治衝突的壓力傳導。

 

在薩德之前,行銷全球的K-pop不僅被中國奉為文創產業的典範,還連帶著一層同屬東方文化的浪漫想像;薩德之後,這層想像和好感被也被亞太安保結構下的「敵我思維」迅速置換,成為韓國文化在中國大眾印象變調的轉折點,結合韓國對華市場依存,構成「韓國占了中國的便宜」奇特論調的心理源流。

 

與之相對,薩德危機也是韓國公眾對中國的印象的轉折點,民調中對中國的厭惡情緒一度超過「常客」日本,更早之前的兩個對華印象轉折點還有2005年平壤正式宣佈擁核,韓國民眾認為中國未能阻止朝鮮發展核武器;2010年天安艦事件和延坪島炮擊事件,中國對朝鮮的破壞東北亞局勢的挑釁行為保持沉默,亦被韓國認為中國偏坦朝鮮。

 

文化盜竊的迷思與偏誤

 

不只是本次兩款遊戲的古風素材引發中韓兩國網民激辯,2016年電視劇《女醫明妃傳》的戲服當年在中國也一度引發明制漢服/韓服的討論,足見大眾在傳統服飾上的盲點不分國籍。

 

韓半島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異文化受容與變容過程多元、複線,古代不僅大量吸取了漢文化成分,也深受北方遊牧民族的影響,服飾體系龐雜,衣制受政治變遷影響明顯。現代韓服定制於李氏朝鮮時期,禮制服飾主要來源於明代賜服,平民服飾上則延續舊制。明朝晚期,尤其在明清易代之後,開始了國俗化的進程,在繼承之前的服飾基礎上,發展出自己的服飾特點,明代賜服的元素成為朝鮮民族服飾文化的有機成分。

 

與之對照的是,剃髮易服使得明制漢服斷代,後世吸收滿族傳統服飾特點、結合西式剪裁的旗袍成為外國網民眼中的漢服代表,而從尊明到奉清後,朝鮮不受剃髮易服政策影響,歷經開化時期到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韓服傳承沿革下來並不斷改良。現代化進程中,因為功能性和實用性方面的缺憾,作為民族身份的象徵的韓服退出日常服裝,成為節日慶典中的禮服。八〇年代以降的韓國舉辦/承辦的國際活動,包括1986年亞運會、1988年奧運會、2000年ASEM,2002年世界盃,2005年APEC,加速了韓服改良和文化輸出的進程。所以,韓服與漢服大眾認知度的落差是歷史的進程造成的,不全然是晚近的振興政策。

 

這裡還夾雜著文藝創作虛構與真實的落差。經過藝術化處理的道具或素材並非民族服飾本體,不管是中國還是韓國古裝劇,都不是對特定歷史時期傳統服飾精準還原,因為文藝作品的產出流程不是經過嚴謹的歷史考據,而當代中國龐雜的仿明服飾裡,有的的確采借了現代改良韓服的部分元素,也成為引發爭端的因素之一。以上林林總總,在韓國文化輸出、韓民族優越論心態和惡評文化綜合作用下便出現了張冠李戴的誤解。

 

在本次文化糾葛中,本來應該充當船頭瞭望者的媒體存在缺位之嫌,沒有善盡職責,即透過釋疑補正認知盲點,對衝不同方向的偏狹認知,在文化糾葛中成為促進交流的中間地帶。多數媒體沒有作及時澄清,反而放大海外另類資訊聲量,激化對立,放任排外情緒滋長,借此收割點閱量。少數媒體的澄清卻有失全面,中國有些網路文章澄清了明朝-李氏朝鮮間賜服-請服的歷史脈絡,如11月6日中國歷史研究院微博發佈文章《「韓服」真相:「衣冠文物 悉同中國」》,但導正又不全面,讓讀者又有了一種矯枉過正的印象,即「保留了不少明制痕跡的韓服是特定時期漢服的存貨或翻版」,從而得出同樣偏狹的認知「既然不是漢服抄襲韓服,那麼一定韓服抄襲漢服」,甚至「韓國文化就是單純吸收乃至照搬漢文化」的看法,由此認定韓國網民反客為主、賊喊捉賊。

 

誇大特定文化資源的固有性,過度強調民族與國家的文化印記與歷史存證,淡化甚至否認漢文化對韓國文化的歷史影響,排他性的劃定文化資源歸屬,這種一葉障目的觀念需要媒體及時澄清與導正,但過猶不及,陷入正統優越感,否認文化融合與嬗變,認為認為文化受容地只有引進和吸收沒有創造和更新,把本應屬於公有領域的文化資源限縮進版權觀念,要求清楚標識和分配公平,這種矯枉過正的觀念,同樣應該予以釐清和糾正。

 

文化應是代際傳承的

 

首先,文化緣流之辨不宜互冠「盜竊」或「抄襲」之名,偷樑換柱或鳩占鵲巢的說法是對文化傳播的誤讀。文化本身在傳播與融合中變遷,同源的文化,可能在傳承流變中形成不同的特質,文化適應不同的環境,在內涵上形成鮮明的地域特色,甚至與原來的文化異質,構成當地文化的有機成分,這正體現文化交融共享的規律。文化輸出和文化受容之間是影響和被影響的關係,相互是平等的存在,而非統屬或主從關係,更不是主僕、君臣或父子關係。

 

此外,由於文化是共建共享、代際傳承的,「發源地」和「流傳地」都不對文化資源享有排他性的權能。對文化源流兩端,要以平實的心態看待,不可偏廢,為強化民族的尊嚴,而稱民族文化獨立起源,系純粹本土化的產物的說法不可取;而奉行認祖歸宗的正統觀念,認為韓國、越南、日本文化都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的看法也是偏頗的。那種認為「原生」「固有」的文化才有價值或高人一等的思路在中韓兩國網民中不同程度地存在。

 

具體到中韓糾葛的傳統文化資源,也不存在「盜竊」一說,因為傳統文化資源不適用於智慧財產權或版權的概念。作為特定區域的群體通過共同開發、創造和培育和傳承的結果,傳統文化資源創造主體分散模糊,有悖智慧財產權「專有」的要件,本應是所有公眾都可以自由近用的公共財。

 

能訴諸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的只有一種特殊情況,即那些使用邊界清晰,沒有超出原住社群,不為外界社群所熟知的傳統文化資源,這類相對封閉的情況下的文化資源才可能被劃歸專有領域,法律若要給予專用權保護也應僅限於此類。本次中韓糾葛的幾項傳統文化資源,包括泡菜、漢服、韓服,明顯落在任何人可以自由無償使用的公有領域,如此再以排他性的思維,想像本族群是受害者,指責其他國家或族群「盜竊」或「抄襲」了本族文化,就不符合事實和常理,也阻礙文化的傳播和生成。

 

其次,本次論爭中,還出現了兩個值得商榷的專有名詞。一個是「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又譯文化盜用,中韓相互指責對方盜竊本民族文化可能典出於此。「使用了不屬於自己的文化符號和元素」的「文化挪用」概念首先不適用於中韓之間,歷史上文化交流和民族遷徙使得異質的兩國文化存在不少近似或重疊的成分,再按國別劃清界限十分困難也沒有必要;更重要的是,文化挪用概念本身不乏爭議,文化本身並非有限資源、歸屬上是全人類共有資產以及傳播融合促進多元文化的內在規律,都使得「文化挪用」本身就是跨國文化互動的一種正當形式。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認為對方挪用了本民族的文化資源的看法是偏狹的。

 

很大程度上裹挾了民族情感

 

另一個是文化主權(Cultural Sovereignty),文化主權(Cultural Sovereignty)在英文世界中原本是針對原住民族有權保存、掌管、保護和發展其文化遺產、傳統知識和傳統文化的表現形式,如印第安部落有權要求學者在其保留地開展研究時須獲得許可、研究須有利於作為研究對象的原住民、喪葬品歸應還給有文化淵源的部落等等。到了簡中語境中,變成了國家權力的延伸的一種,與「網路主權」的構建邏輯類似,指防止西方價值觀借文化產品(如好萊塢、可口可樂)等形式長驅直入,侵蝕意識形態正統,這種反帝話語用在本次中韓文化就各種也不倫不類。

 

總的來看,本次社群媒體上的中韓文化糾葛不單純是歷史認知,已很大程度上裹挾了民族情感,演化為區隔自我/他者的身份激辯。歷史·文化被畫上「自我」與「他者」的分界線,「自我」與「他者」都被理解成是均一同質的構成,本來共建共享的文化資源荷載了過多的民族·國家認同的成分,這種情緒蔓延至特定領域形成排他性的偏執觀念,連拜年都要斟酌遣詞,該用Chinese New Year還是Lunar New Year,一字喪邦,提Chinese會被指文化霸權主義,抹殺習俗的地域差別;不提Chinese又會被指模糊文化源頭,為文化盜用大開方便之門,諸如此類因「文化盜用」而產生的憤怒,在社群媒體上密集交鋒。

 

在本次中韓文化糾葛之前,中文網路上便長期流傳著一句扁平而單向的比附——「唐朝在日本、宋朝在越南、明朝在韓國」,這種單線解釋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天朝遺緒。文化傳播的脈絡複線多元,漢文化並非一脈單傳,本身經過多種異質文化融合沉澱,周邊國家也不是對古代中國的簡單保存,而是經過複雜的受容與變容。東亞文化圈是十六、十七世紀就逐步瓦解的「歷史概念」,曾經共建共享過同一個傳統的東亞諸國早已分道揚鑣,時至今日相互之間的「異」也遠大於「同」。

 

近年的中國復興敘事(輝煌的古代-衰退的近代-復興的現代與未來)的強化也連帶讓天朝心態復活,如果說官方層面在話術上還要包裝的話,民間天朝主義的優越心態可謂顯露無疑,試圖在當今重尋中國對對周邊國家的輻射力和他國對本國的向心力。不巧的是,這種民族優越感並非一邊獨有,作為單一民族國家的韓國有過之而無不及,光復前來自華夷變態帶來的小中華思想和日本殖民體系下的韓民族主體意識,光復後則來自經濟奇跡、文創產業以及異質「他者」的種種作為,韓民族優越主義表現在歷史和文化上則體現為竭力淡化任何的外來影響,片面強調民族文化的正統、優越和固有的說辭與取態。

 

而這種堅持韓國文化的獨創性,淡化中國文化對韓影響的說辭在中國網民看來猶如「八佾舞於庭」,便矯枉過正地強調古代中國文化對韓的單向「恩賜」,校準尊卑差序,這反過來又讓韓網民認為是對民族主體性的抹消與同化,使韓國文化降格為中國文化的支流,便更要捍衛民族尊嚴和文化獨立起源、內在發展的說辭,天朝主義和韓民族主義兩相對撞,敵意的漩渦不斷攪動,杯弓蛇影、小題大做的情況遂屢屢發生。

 

不過,這次文化糾葛不會持續或升級,截至目前,爭端層級上仍屬民間,文化源流歸屬議題也遠不如2012年釣魚台/尖閣諸島或2016南海仲裁案「領土議題」敏感,對此,兩國官方無意重複2002-2007年中韓學術爭端升級為外交爭端或是2018年-2020年日韓徵用工索償升級為日韓貿易戰的軌跡,參考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就泡菜ISO標準的,也基本遵循冷處理與和稀泥的態勢,結合已經簽訂的RCEP、懸而未決的中日韓FTA以及拜登政府重建多邊主義的國際角力,下一次中韓國事訪問之際大約就是爭端冷卻之時。

 

撫今追昔,傳播寬延、流變複雜的文化硬生生劃歸到國別架構,有著漫長且密切文化交流的東北亞諸國,從原來的共同文化圈變成了文化衝突圈,且種種積怨形塑的刻板成見限制了雙邊與多邊的文化交流。在歷史認知捆綁民族情感偏好以及地緣政治格局的情況下,釜底抽薪應無可能,揚湯止沸尚存空間,即超克「中國史」「日本史」「韓國史」國別史視域,深化區域史的研究與普及。

 

既有的國別史會拘囿於本民族歷史的獨特性和成就,存在本國中心-他國邊緣的視域落差,深化東北亞區域視域的研究道路,強調東北亞交錯互動的歷史,走出本民族中心主義的認知慣性,以平實的心態看待文化交流的共同成果,讓相互認知增加更多的維度,這是學術界、出版界和媒體界共同職責。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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