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沒有啟蒙運動，只有畸形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財新網常務副主編、此前曾任《三聯生活週刊》記者、編輯、主筆及《商務週刊》主編的高昱，在二零二零年最後一天發出一篇短文：「我敢僭越的說一句，過去三十年所有啟蒙的努力，失敗了。越來越多我們想給予幫助免於恐懼的人，變成了痛恨我們的人，比那些欺壓他們的人更恨我們。」對於中國宣傳機構將武漢肺炎病毒氾濫由壞事變成好事，他憤怒地說：「這個國家的慘痛損失卻變成了凱歌禮贊，教訓已經被忽略，甚至都看不到幾個人還在追問。」

高昱還寫道：「失敗就失敗了，我是積極的悲觀主義者，即使回到黑暗，我也不會去回憶那些曾經有光照進來的日子。沒有光，那就取火。」

這是以《南方週末》為代表的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自由派」媒體一貫的文青文風——好像他們真的是正義的化身和光明的使者。這群新聞人，大都不是新聞系畢業的，而是中文系出身，特別喜歡煽情。

然而，在高氏的貼文下面，人們大都是冷嘲熱諷，支持的人寥寥無幾。冷嘲熱諷的，除了少數五毛黨和小粉紅之外，大都是對中共的本質有著比「改革派」公知和「自由派」媒體人更清醒認識的草根人士。

高昱承認失敗，這一點無疑是真誠的。但此一失敗，不是所有反對派的失敗，而僅僅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寄生體制反體制的屈原式道路的失敗、是「第二種忠誠」的失敗。所謂「過去三十年所有啟蒙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這個群體的自戀與臆想。他們還在刻舟求劍，而很多草根民眾早已是「輕舟已過萬重山」。

高昱將自己新聞從業的二十年放在「啟蒙的三十年」的背景內定位。然而，六四槍響之後，哪裡還有什麼啟蒙運動？一九八零年代的啟蒙運動，早已在那一場血雨腥風的屠殺中畫上句號。不敢直面六四的血泊而奢談啟蒙，如同望梅止渴、緣木求魚。

高昱自以為義地以啟蒙者自居，大概是因為他對一九八零年代的思想遺產一無所知——或許這也不能完全怪他，因為中共對具有獨創力和徹底性的異端思想和異端思想家的絞殺，使得當代中國出現了學者朱學勤所說的「思想史上的失蹤者」現象。高昱在體制內媒體享受高薪和優厚待遇，有一種「巡城御史」般的榮光，當然不曾與劉曉波及《零八憲章》群體有任何交集——後者才是真正的啟蒙者與反抗者。

在一九八零年代思想解放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學者包遵信，早已對五四思想啟蒙運動失敗的原因作出深切反省。包遵信在《未完成的「涅槃」》一文（收入《批判與啟蒙》一書）中指出「所謂啟蒙走向反面，說明啟蒙的起步就沒有堅實的理論基點。‘五四’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始終停留在政治、倫理的層次，缺少現代哲學的理論深度。」他進而剖析說：「啟蒙屈服於政治，最後卻被政治扭曲了，淹沒了。啟蒙的這一厄運，從啟蒙者主觀自身來說，他們沒能完成自我精神的超越，所以儘管在理性上最先覺醒，對傳統進行理性的批判，可是感情和行動上，往往又回到傳統。」這是五四那一代人的悲劇。

而高昱這一代人的悲劇是，晚近三十年來，根本沒有他們想像中的啟蒙，只有鄧小平所說的「讓少數人先富起來」，鄧小平的這句話點出了畸形「改革開放」的實質。高昱和他的同仁們雖然沒有大富大貴，但至少分到了一點殘羹冷炙，也躋身中產階級之流。所以，他們永遠只能點到為止。

唯有「財新」可以說話的言論自由，不是真正的言論自由

高昱在武漢封城期間，帶領兩名記者和一名攝影師，穿著防護服在武漢採訪調查，頻頻披露疫區情況。後來，高昱在財新播客談及在宛如敵占區的武漢的新聞採訪工作時說：「我們可能發現了百分之七十五至百分之八十的事實。」不過他另一句話被攔腰折斷：「只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調查內容被發表出來。」我不知道這個比例是如何計算出來的，我更傾向於相信他們發現的真相不到百分之一，他們報道的真相不到千分之一。其他那些民間的揭秘者，如公民記者張展被判重刑，偏偏高氏能全身而退，原因很簡單：他們的報道權和言論自由並非由憲法賦予的，而是來自於他們背後的某一權勢力量的支持。

法國《世界報》評論說，「財新」是中英文雙語的經濟新聞網站，其記者傾向於言論自由和民主理念，在中國算是一個大膽的「自由媒體」。《世界報》特意給「自由媒體」打上引號，言下之意是說，它是「偽自由媒體」，就像魯迅以《偽自由書》命名其文集一樣。《世界報》也點出「財新」貌似自由背後的不自由——「在這個貓和老鼠的遊戲中，屬於上海演藝界大亨黎瑞剛的財新網，知道如何把審慎、經驗、分寸結合在一起，並得益於創始人胡舒立的真實或被猜測的政治人脈。」眾所周知，胡舒立的靠山是習近平最得力的副手王岐山。沒有王岐山的撐腰，「財新」一天都不可能存在下去。

王岐山培植「財新」，當然不是為中國的新聞自由留下一方淨土。數年前，「財新」參與了王岐山幫助習近平扳倒周永康的權力之戰。就在中共中央宣佈對周永康立案審查當日，「財新」精心準備一年的、長達六萬字的長篇報道《周永康的紅與黑》瞬間曝出，此文的主要執筆者正是高昱。一夜之間，此文風靡網路以及微博、微信自媒體平臺，中共當局刻意縱容其病毒式的傳播。如果說當年毛澤東以一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宣告了劉少奇集團的垮臺，那麼今天習近平就利用財新的這篇《周永康的紅與黑》的網絡文章宣告了周永康的落馬。劉少奇在文革之後得以平反，周永康卻永遠不可能翻身。

作為周永康時代人權災難的受害者之一，我對周永康的下場沒有任何同情。我也不接受其兒媳黃婉的道歉——二零一九年二月，黃婉在推特上發文說：「我是黃婉，美國公民，周濱的妻子，周永康的長兒媳。我目前人在北京，接受社區矯正，滯留在中國已經五年。我的處境並不安全，但我願以無懼做最真誠的懺悔，懺悔當我享受特權的時候對維護司法的健全毫無作為。希望我的遭遇能讓當權者有所警醒，維護法律的尊嚴與公正是為自己也是為家人。」她還說：「我作為周永康的家屬，我要對所有在周永康執掌政法委期間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公民說聲道歉，你們維權的路上異常艱難，我也踏上了這條路。」黃婉的懺悔和道歉是言不由衷的，她仍然為自己辯護說，她跟周斌在美國留學期間只是沒有特權、也不關心政治的「普通留學生」。極具諷刺意味的是，直到周永康及其家族統統被剝奪最基本的自由與人權（包括探監權）之際，他們這才悔不當初。

然而，另一方面，我不會對高昱和財新「打死老虎」的揭秘文章給予一點點讚揚，他們不會不知道自己在這場高層權力鬥爭中棋子的角色。後來，高昱將多年的報道和評論結集為《人民需要放鞭炮》一書出版（能在當下的輿論環境中出書，書的含金量可想而知），這個書名看似辛辣，實際上是「多情應笑我」——在這個國家，人民從來沒有放鞭炮的權利，黨允許你放，你才能放，黨若不准你放，你只能沉默是金；中國的記者和文人也從來沒有言論自由，黨賜予你言論自由，你才能「為黨出聲」。

真正的言論自由，不是在體制內媒體小心翼翼地發聲，這一點劉曉波早在一九八零年代就洞若觀火。劉曉波指出：「在中國，一份具有獨立發言權的民辦刊物、一個具有自治權利的民間團體對於民主化的意義，要遠遠超過執政黨的改革之舉。台灣從五零年代的《自由中國》雜誌開始，歷經《民主評論》、《大學》等雜誌，終於在三十多年後迎來了言論自由和反對黨建立的時代。中國難道真的就做不到嗎？」中國真的做不到這一點，劉曉波為此付出了生命代價。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