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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端中國》:中國經濟危機即將到來

羅谷 2021年04月05日 07:00:00
習近平宣稱「全面脫貧」的背後是半數中國人口的貧弱,「人口紅利」耗盡,中國成長的動力將難以為繼。(湯森路透)

習近平宣稱「全面脫貧」的背後是半數中國人口的貧弱,「人口紅利」耗盡,中國成長的動力將難以為繼。(湯森路透)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

 

二〇一九年底我完成這本書的時候,新冠病毒疫情還沒有席捲全球。事實上,直到二〇二〇年三月中我在紐約市舉辦《低端中國》的新書發表會時,美國才開始警覺到疫情的嚴重。新書發表會取消了,改為線上進行,市政府也下令關閉許多學校與商家。我比計畫提早幾天搭飛機離開紐約、回到我的老家蒙大拿州,飛機上幾乎是空的。經過一年慘痛的人命損失與經濟蕭條,隨著疫苗的發放與全球感染人數的下降,終於出現了些許曙光。

 

中國自己的經驗倒是跟全球其他國家不大相同。疫情在武漢爆發的第一時間,中國當局試圖掩飾,這導致我們喪失了最寶貴的應變時刻與更多性命的損失,但隨後中國政府對疫情的控制遠勝於大多數國家。這讓中國有機會重啟其經濟成長:二〇二〇年第一季,它本來已經萎縮百分之六點八,但在最後一季裡卻成長了百分之六點五,勝過全球多數其他地方。

 

今年中國設定的目標是「保六」(至少百分之六的成長),如沒有意外的話這應該不難達成。迥異於大多數國家,許多中國城市的老百姓已經恢復疫情前的正常生活。然而,在驚人的經濟數據與繁忙的城市生活之下,真相是殘酷的。中國新一波的經濟成長是有代價的:它必須放棄原本亟需的轉型,改掉過度依賴失衡的舉債,並朝「消費經濟」發展邁進。中國領導人都知道他們該這麼做,但如今卻開倒車。

 

中國官方提倡一種「雙循環」(dual circulation)戰略來刺激目前只占GDP百分之四十的家庭消費。儘管中國自己從疫情中恢復了,但考量到其廣大的低收入人口,這目標還是不太容易。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在考量到通貨膨脹之後,房地產與基礎設施等固定資產的投資在二〇二〇年上漲了百分之二點九,然而,中國的人均消費下降了百分之四。同時,工業生產突飛猛進,粗鋼產量達到歷史新高的十億噸,但這卻未必是一個好消息,因為中國長期的目標是抑制重工業的過度生產。

 

在疫情的衝擊下,富人還是越來越富,城市居民也還能勉強維持,但占人口多數的農民工很慘。譬如說,在去年第二季裡,計算到物價波動之後,農民工的薪資延續著長期的下滑趨勢,下降了百分之九點二,而整體城市居民的薪資才下降百分之零點二。在二〇二〇年,最有錢的百分之二十的中國人平均的可支配薪資是八萬人民幣(一萬兩千美元),是最窮的五分之一人口的十點二倍。這數字高過美國的八點四倍,根據OECD的統計。華盛頓大學地理系的陳金永教授是全球知名的中國戶口制度的專家,他指出「疫情惡化了原本就存在的不平等」。

 

疫情也逼著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離開城市,回到他們的家鄉。有些返鄉是農民工自願的,因為城市的工作機會越來越少,然而,在疫情最緊張的時候,有些官員與營造商因為害怕疾病的傳播,刻意提高農民工返回城市的門檻,造成非自願的返鄉。許多農民在疫情爆發之前回到家鄉過農曆年,不料再也回不了城市了。如今,許多城市居民更加反對農民工入城定居了。

 

過去幾年來,北京中央政府的政策一直是鼓勵農民工回到他們的老家展開新生活,不管是自己創業,或是受雇於人都好。這種由上而下、計畫性的經濟發展策略背後的盤算是,由於越來越多的工廠開始加速生產線的升級與自動化,他們不再需要這麼多勞工,同時,擁擠的城市也無法再容納更多的農民工。北京中央不會考慮的是那些農民工是否願意返鄉,以及如果他們回去了,他們是否有辦法在鄉村創造能養家活口的事業,或是在多年的蕭條之後,那些鄉村是否有辦法蛻變為能提供就業機會的地方經濟體。

 

疫情最緊張的時候,有些中國官員與營造商因害怕疾病傳播,刻意提高農民工返回城市的門檻,造成非自願返鄉。(湯森路透)

 

另一方面,自從二〇一三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民工已經聽了一遍又一遍的關於戶口制度改革的宣示,但卻都無疾而終,於是再有新的消息,他們也不當一回事了。如果農民工不能自由地選擇想要居住在哪裡,只能遷往被指定的特定地點,那裡甚至連像樣的社區規模與工作機會都沒有,那改革就不可能有實質的意義。此外,只授予農民工居住在城市裡的權利,卻不給他們享受高品質的醫療服務、不讓他們的孩子在城市的好學校裡就學,也是為德不卒。還有,透過「記點制」的辦法來決定是否允許農民工居住在城市裡,無異於阻隔大多數的農民工於城市高牆之外。所謂的「記點制」就是以教育程度、捐款給地區社會福利基金有多少年等等條件,來決定一個人是否可以合法取得城市戶口。

 

最近幾個月,我們聽到中國政府大張旗鼓地公布它成功消除境內極端貧窮的人口了。今年是中共建黨一百週年紀念,這一年裡,它肯定會反覆地宣傳這個成就。沒有錯,脫貧確實是了不起的貢獻,但事實真相如何值得探討。中國把掃除貧窮當作一種政治運動在操作,靠的是強迫遷徙大量人口,其中很多人根本不願意,且長期來看這未必能成功。正如我在書中寫到的:「但是新的遷置區是不是生活方便、經濟會不會衰退……沒有人知道。這樣做的危險之處在於,中國西部可能到處都是一些大型的密集安置地,其中多數都沒有就業機會,所以很可能還是一樣回復成過去的窮途潦倒。」

 

事實是,如果中國不找出一套辦法讓農民工融入城市,並確保他們不淪為二等公民,中國的經濟成長就不可能永續發展,不可能持久。如果戶口制度能改革成允許農民工自由地選擇在城市安家落戶,並像城市居民一樣享有醫療與教育權利,將能釋放出推動中國經濟成長好多年的生產力。同樣的,正如毛澤東過世後的鄉村改革,以及中國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放寬的投資障礙能創造巨大的生產力提升,進而刺激經濟,未來若能讓農民工與鄉村的人民從他們擁有的土地中獲利,肯定也能再造奇蹟。中國經濟改革該走的路並不難看到,問題在於中國官員不願意採取必要的措施。

 

一本書能發行不同語言的版本的最大好處,就是它將會有一批新的讀者,他們會有新的觀點與新的評論指教。既然這本書是關於中國的,能夠發行中文版本來就是我的主要目標,但能在台灣問世對我來說更有特別的意義。我曾在史丹佛大學學習中文兩年半,畢業之後我立刻於一九八八年到台北繼續學中文,台灣成為我第一個拜訪過的說中文的世界。最後,在那個剛剛解嚴、民主蓬勃發展的台灣,我待了四年之久。

 

此外,我很高興隨著這本書中文版的出版,我有機會再度聯繫上老友吳介民,他是我離開台灣之後去哥倫比亞大學念研究所時的同學。很神奇的是,他跟我一樣都對中國與農民工議題有興趣,多年來他在這個領域上的研究屢有重大突破,而我的書也正是關於這個主題。我很榮幸他能為本書撰寫推薦。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許許多多在我求學期間對我非常照顧的台灣朋友,期待隨著本書的上市,我將會有機會再次與他們見面。

 

※本文為《低端中國》台灣版作者自序/八旗文化出版/作者羅谷(Dexter Roberts)是美國駐派中國的資深記者,從1995年開始採訪報導中國長達23年,曾任《商業周刊》(Businessweek)中國社長與《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中國社長,採訪過無數中共高層、中國或外資企業的高層執行長,足跡遍布全中國各省,包括新疆、西藏等偏遠敏感地區,以及香港、澳門和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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