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佑宗專欄:是民主,不是台灣「這個國家」在崩解

張佑宗 2017年01月23日 00:01:00

台灣經濟持續低迷,社會關係出現嚴重對立,換了政黨也無法順利解決分配正義或世代正義,人民還會對民主具有樂觀的期待嗎?(湯森路透)

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1月22日在總統府舉辦全國大會,由蔡英文總統親自與會並聆聽各界意見。依據過去北、中、南、東四場分區會議的經驗,場內、場外激烈言語或肢體衝突勢所難免,我們實在很難期望在這一次會議中就能解決所有重大爭議。

 

這不是蔡英文執政以來面臨唯一的挑戰,還有其他議題正在撕裂台灣社會。例如延燒超過半年的《勞動基準法》(一例一休)修正案,終於在去年12月初獲得立法院通過,但資方或勞方都不滿意修法結果,蔡英文呼籲勞工要「自立自強」,勇敢爭取自己權益。去年11月26日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初審通過民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明訂同性可以結婚且與異性平等適用有關夫妻配偶、父母子女及親屬的規定。這個議案目前送朝野協商後才會進入二讀,未來的發展仍是個未知數。

 

有別於過去泛藍與泛綠單一面向的爭議,這些議題有效切割統獨立場,導致民進黨或國民黨都不知道該如何選對立場,獨立自主的公民團體對台灣未來兩黨體系構成嚴厲的挑戰。

 

極化多元主義社會的興起

 

日本資深媒體人兼旅台作家本田善彥,在2017年1月8日出版的亞洲週刊中,分析指出台灣的經濟持續低迷,兩岸關係轉為惡化,不當黨產條例、一例一休、同性婚姻等所代表的轉型正義或世代正義,造成社會高度分化與對立,有可能步入東德後塵走向國家解體。本田針對台灣所觀察到其實是表象而已,台灣正在崩解的不是國家,而是民主體制。

 

當今西方民主國家肇因於所得分配不均、國家財政困境或非法(境外)移民問題,漸漸從多元主義(pluralism)轉變為極化的多元主義(polarized pluralism)社會,瑞典、德國等北歐國家是如此,連最老牌的民主國家英國、法國與美國也受到衝擊。除受到嚴厲控制的國家外,民主國家受到極化多元主義衝擊導致高度分化與對立已成為主流。

 

1976年Sartori在他的經典著作,《Party and Party Systems》一書中,提出三種不同型態的政黨體系:兩黨體系、溫和的多元主義(moderate party system)與極化的多元主義。溫和多元主義的特質是各政黨窄化(narrow-casting)訴求以獲得局部(segments)選民支持,選舉之後自然結盟為兩大陣營(bloc)。溫和的多元主義與兩黨體系有兩個共同點,第一個是競爭的本質都是單一面向(unidimensional in nature),例如歐洲傳統的左派與右派,或是台灣的統獨立場;另一個共同點是具有向心趨勢(centripetal),各聯盟會往中間選民(median voters)的立場靠攏,具有妥協性。

 

極化的多元主義社會則不然,除存在多個政黨(mulipartyism)外,社會存有多個相互切割的議題(cross-cutting issues),各政黨採取的反而是極端立場,社會整體朝向離心趨勢(centrifugal)。如此將出現政治不穩、政策癱瘓、不負責任的在野黨、民粹主義抬頭,甚至發生民主崩潰等惡性循環,例如德國威瑪共和與法國第四共和就是最好證明。

 

民主體制面臨崩解

 

托克維爾(Tocquevillian)主張民主國家依靠憲政制度設計是不夠的,需要介於國家和個人之間的社會團體維護各種利益。社會團體是保障人權最好的設計,沒有團體的存在,容易受到國家的動員,走上極權專制道路。團體會因利益不同而相互制衡,社會因此不會受到傷害。也不會存在永久的弱勢團體,社會多數是好幾個少數團體集結而成,隨著議題改變就會組成不同的少數團體聯盟。

 

川普的當選,反應美國社會多重的裂痕(極化的多元主義社會),川普支持者不再是傳統右派,而是不滿現狀共同宣洩窗口,包括廢除歐巴馬健保法案(反社會福利)、貿易保護主義者(反全球化)、排外主義(反移民)、民粹主義(反主流菁英、反體制)、白人至上主義(種族優越主義)。哈佛大學政府學系教授Steven Levitsky和Daniel Ziblatt提出警告,「反民主傾向」的政治人物逐漸站上政治舞台,必要時他們不會拒絕使用暴力,隨時準備限制人民的權利,否定民選政府的正當性,未來美國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

 

台灣經濟持續低迷,社會關係出現嚴重對立,換了政黨也無法順利解決分配正義或世代正義,人民還會對民主具有樂觀的期待嗎?美國社會都很難抗拒民主倒退的潮流,難道台灣就會比較厲害嗎?

 

整合式的制度設計

 

極化多元主義會將社會帶往離心的方向發展,我們可藉由若干制度設計讓社會再度團結起來,美國杜克大學Donald L. Horowitz多年來提倡整合途徑(the integrative approach)的制度設計,例如偏好投票制(preferential voting)、聯邦制,尤其是在選舉制度上,設計使候選人為個人而不是為特定群體服務,提升政治人物妥協的動機。

 

民進黨與國民黨顯然已無法應付社會各種新興的極化力量,尤其國民黨越來越偏離主流民意。我們應該盡可能將這些新興力量納入體制內(例如採取比例代表制、內閣制),透過制度的溝通與協調達成共識,避免新興力量遊走街頭發動永無止境的社會抗爭,不但社會成本太高,台灣的民主體制也有崩解危機。制度改革需要執政者的智慧與勇氣,也考驗執政者對權力的眷戀或不捨,我們不希望看到將來出現一位反民主傾向的政治人物,最後終結台灣的民主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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