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問題」已成批判中國模式的關口

哈奇士 2021年04月15日 00:00:00

只要我們認真觀察下中國官方近兩年對新疆問題的回應說辭,不難發現當中一股以中式資本主義現代化為核心的殖民心態。(湯森路透)

自從中國官方媒體號召支援新疆棉花,抵制H&M等外國品牌,短短數日便令民間的愛國情緒持續高漲,各路演藝明星紛紛解約表忠,如H&M網上銷售服務均下架,實體店面多少受到路人壓力。而最緊要的是,新疆「集中營」「強迫勞動」等議題一下子成為中國民眾茶餘飯後的談資,這是近年新疆問題於國內第一次得以廣泛傳播,顯然目前中國統治當局收到了他們想要的效果。

 

其實新疆少數民族是否被強迫勞動等問題紛擾已久,去年就受到各外媒關注及國際時尚品牌們的切割(H&M於去年九月發佈過拒購聲明),美國國會亦通過了《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為什麼中國當局至今才鼓動人民大肆還擊?也許如評論坊間所講中國政府不想影響當時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談判,還有要回應3月22日西方多國就新疆人權問題對中國官員制裁的壓力,但追問這些不是重點,按照以往中國統治當局的文宣邏輯及政治策略的運用痕跡,可以肯定的是,凝聚民族主義熱情,想調動舉國之力鞏固目前的中國模式發展與治理的決心已形成,即使將會不斷面對西方各國就普世價值層面的指責。

 

近一兩年來新疆「集中營」(或稱再教育營)問題被外媒大肆關注,讓中國國內有能力接收外媒資訊(翻牆)的人自然形成了真相/未被說出,壓抑/反抗這等自由主義者們對待受難者(新疆少數民族)最常見的態度,那麼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中國當局竟然先聲奪人,咬定棉花生產過程的正常,一直以來真相/未被說出的禁忌被消解了。

 

然而,現今我們能得到的「真相」事實亦頗不足,將信仰伊斯蘭教的維族人大規模拘禁於「再教育營」是鐵板般的事實,但裡面如何進行再教育(再生產),如何組織生產等細節內容不是某些如為博取西方關注的脫北者的三言兩語就能確定的,不過如此絲毫不會削減應予批判的態度。

 

中式資本主義的殖民心態

 

要知道,只要我們認真觀察下中國官方近兩年對新疆問題的回應說辭,不難發現當中一股以中式資本主義現代化為核心的殖民心態:少數民族作為異族顯然愚昧守舊落後,容易受宗教思想影響兼滋生暴力傾向,而預防性關押與強迫其接受再教育,是黨和漢族幹部為了使他們拋棄各種陋習(例如語言,服裝,飲食,生活習慣)獲得可以融入祖國現代化發展的機會之「關懷」。如加強要求維族人學習中文,甚至不惜要廢棄其母語,不正是要求其融於中國經濟發展拋棄不必要的負擔之堅決嗎?

 

而中國棉花採植的「野蠻」問題(不夠機械化),恰恰就如多數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強度與勞工貧苦狀況一樣,它始終是從屬於現代性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它的前提反而是自由勞動(當然「再教育營」裡除外),讓西部地區農民因生計從土地上離開,讓他們隨著市場需求「自由」前往各地成為勞動力後備軍,此類「拾花工」從八十年代開始出現,當中不乏少數民族,九十年代因下崗潮人數大增,其時在新疆摘棉一個月能抵得上半年的土地勞作收益,如此促成了「拾花」的大規模季節性遷移,臺灣金馬獎獲獎紀錄片《棉花》中就如實地記錄了這般中國製造的縮影。

 

新疆棉事件發酵後,中國國內知識界又開始推介美國學者Sven Beckert近年大作《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Empire of Cotton:A Global History),追溯暴力與國家干預是不同階段的資本主義共用的本質特徵,如十九世紀美國南方種植園的奴隸勞工、歐洲和北美棉紡織的工人的生活和行動之所以被限制在圍繞著機器生產的旋律轉動,與國家暴力合作的資本家會利用行政、法律、財稅槓桿、基礎設施建設滲透前現代社會(農村),將個人從人身和土地依附關係中抽離出來,剝奪其賴以為生的傳統謀生方式將之變成芸芸無產大眾一員,以供工業資本主義壓榨是其關鍵。這就是如今對關懷現實的左翼所應做的知識傳播——指桑駡槐。

 

納粹正是一現代性的產物

 

現行中國模式不正是一極端的資本主義肆虐嗎?職業培訓,預防性關押與再教育,清除一切不利於世俗化的異質因素,讓少數民族做回「正常」的「經濟人」,儘管手段有些粗暴,但大體上還是需要的(「必要的惡」),這是中國大陸語境下頗具代表性的評論。對資本主義發展歷史敏感的讀者不難聯想起從十六世紀圈地運動開始西方社會(最早主要是英國)通過各種手段使得大批失去土地的農民背井離鄉淪為乞丐和流浪漢後進入資本主義工廠和農場工作,接受資本主義的勞動紀律和剝削,一方面頒佈一系列法令,對有勞動力的遊民一經捕獲,則處以鞭打、烙印、割耳等酷刑,以至處死;另一方面則採取一些救濟措施,以緩和被剝奪農民的反抗,防止動亂,是為《濟貧法》。

 

而最早在倫敦實施的感化院制度與後來的習藝所,是否為今天新疆職業培訓再教育所的鼻祖?福柯的《規訓與懲罰》出版以來,刺激了無數學者對「扶貧」這種完全建構分類出來的,充滿主體道德意識的現代性大工程的各類在地分析與批判,這已是今日中國研究必需的進路。而現今新疆監控設備的氾濫與疫情期間比其它省份更為嚴格和不人道的管控,種種跡象表明著對這異族的規訓和生命政治管理遠遠沒有盡頭,而且它一定是與中國模式治理術密切相關,其發展亦離不開國際因素。

 

如研究新疆的歷史學家米華健(James Millward)所言,九一一事件發生後,儘管沒有證據表明維吾爾地區發生的事件背後有大規模組織或國際社會參與,但中國政府利用了小布希政府的冷戰式右翼話語將維吾爾族的動亂歸入「全球反恐戰爭」。甚至為了爭取中國支持聯合國為美國入侵伊拉克辯護的決議,美國在2002年有問題地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ETIM)定性為國際恐怖組織,以致「維吾爾恐怖主義」從此成為一個持續的熱點。2009年烏魯木齊的七五暴動,雖然被中國當局貼上了「恐怖分子」的標籤,但實際上是因為武警強行鎮壓了維吾爾人的和平抗議,要求調查幾天前廣東一家工廠兩名維吾爾人被處以私刑的事件。值得一提的是,國家力量對恐怖主義的渲染,於今對評論香港反對運動的文宣中可見一斑。

 

新疆問題儼然已成批判中國模式的緊要關口。近年海外反共反中圈子裡總高舉「赤納粹」這一稱呼,殊不知納粹正是一現代性的產物。沒有一種社會學的想像力,拋開舊有意識形態的桎梏,保持全球歷史進程的政治經濟批判視野,分析追溯知識(現代性話語)與權力的關係來源,是不能聯結全世界在反思資本主義現代性層面上對抗中國模式的。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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