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高齢97歲的季辛吉，無非是全美國當前最珍惜和中共交往回憶的重量級人物了。

 

美國在二次大戰後的眾多國務卿中，學術成就最為可觀者，無疑就是季辛吉。

 

季辛吉是猶太裔，出生於德國巴伐利亞，15歲以難民身分移居美國。他直到今天講英文，都有濃厚的德國口音。

 

公元2000年時，筆者曾經在國際新聞學會（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於波士頓舉行的第50屆年會時，和老長官劉介宙一起聆聽他的演講，目睹他的神采。三個月後，則在紐約市華爾道夫旅館前，巧遇他。

 

季辛吉一生最大的事功，便是在尼克森政府中，先後擔任國家安全顧問及國務卿，執行尼克森為對抗蘇聯打「中共牌」的政策，而間接促成蘇聯後來在1991年底覆亡。

 

本文主要將審視季辛吉此刻對中美關係的看法，也將探索他自博士生時代起對世界秩序問題的見解脈胳。尤其，本文將比對季辛吉如今對中共的態度，和他在21世紀開始以來，對中美關係和世界秩序的主張，到底有無大的不同。

 

季辛吉此刻對中美問題的主張

 

季辛吉在中美兩方3月18日於阿拉斯加會議唇槍舌戰交鋒確定進入「戰略性競爭」（strategic competition）期之後，仍然一再敦促美國能夠和中共就分享世界秩序達成協議。

 

他在3月26日和英國前外相杭特（Jeremy Hunt）一起參加倫敦「皇家國際事務研所」（Chatham House）所主辦的1小時視訊討論會中，便強調：美國必須就新的世界秩序問題和中共達成諒解，以確保世界穏定，否則世界將面臨類似歐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所陷入的凶險處境。

 

他甚至説：現在的狀況應該是比當年更為危險。因為他擔憂中美雙方都擁有高科技武器，一旦爆發軍事衝突，情況會很嚴重。

 

依季辛吉所見，國際問題基本上不會有通盤的「最終」解決。每一項問題的解決辦法，都常會導引出我們先前所不熟悉的新問題。

 

他在4月3日又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標題為「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的文章。他表示，新冠病毒所引發的政治與經濟動盪可能會持續幾代的歳月。而目前維持國際和平及穩定，甚為重要。他呼籲美國在內政和外交上都要克制，須好好思考問題的優先順序。

 

季辛吉等11人，在美國總統大選於去年11月3日舉行後，曾經被川普政府於11月下旬停聘為「國防政策委員會」(Defense Policy Board）的顧問。但是，如今身在野卻蓄勢將衝的龐佩歐，則是和季辛吉依然維持不錯的交情。

 

今年2月，尼克森基金會，成立了每個月都將討論世界強權問題的「尼克森保守務實主義與國家安全的研討會」（Nixon Seminar on Conservative Realism and National Security）。龐佩歐及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歐布萊恩，則擔任研討會的共同主持人。

 

而季辛吉則出任榮譽主席，並且出席了其3月2日長達75分鐘的第一次會議。

 

他在研討會中回答前國家安全副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的問題時特別說：尼克森當初是在内閣會議中宣布，將嘗試加劇蘇聯和中共相鬥，但是美國必須和兩者都維持正向關係，才能奏功。

 

季辛吉舉出尼克森強調説：除非美國和兩者都維持具意義的互動，否則無法操作三角關係。

 

季辛吉接著說，他自己便是因此方指示部屬必須分別和中共及蘇聯，都維持比他們兩者之間，更為良好的關係。

 

他在會議中主張，讓今天的俄羅斯和中共發展緊密的關係，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他敦促美國應當和兩者都加強進行對話。

 

而季辛吉目前的態度，和他在過去10年中的見解，究竟有多大的不同？

 

季辛吉和中共的長久交誼

 

擔任尼克森政府國家安全顧問的季辛吉，是在1971年銜命借道巴基斯坦秘密進入中國大陸。其後的50年當中，他一直都算是中共在美國最好的朋友。

 

季辛吉係在1973年9月轉任尼克森政府的國務卿。他其後也續任福特政府的國務卿。季辛吉在民主黨的卡特1977年1月就任總統後，並未返回大學教書，而係在1982年起自己經營「季辛吉顧問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 Inc.），而顧客委託的業務中，有很多是和中國大陸相關的。

 

中共在先前的40多年當中，只要中共和美國的關係冒出大矛盾或是緊張，便總會邀請季辛吉出面轉寰，包括特地邀請他再度訪問大陸，和中共領導人晤談，協助在美國釋放友善的緩和言論。患病但仍然在世的前總統卡特，有時候也會被中共邀請。

 

 

中共在川普總統2020年針對中共採取更加強硬經貿和科技措施後，仍然請求季辛吉出面緩頰。只是季辛吉在談話中曾表示，美國和中共的基本關係，在情勢大幅變遷下，已經不易回復到如從前一般。

 

季辛吉的學術成就

 

季辛吉於1957年將他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被修復的世界：梅特涅、卡蘇里及和平的問題1812-1822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 of Peace 1812-1822）》，出版成書。

 

書的主要內容，係探索奧匈帝國首相梅特涅和英國外相卡蘇里，曾經如何在締訂巴黎和約時，重視國際體系的力量均衡。季辛吉稱讚兩人成功運用權力平衡原則，而維持住歐洲其後近百年的和平秩序。

 

在艾森豪1952年當選總統後， 國務卿杜勒斯便提出強調原子武器「嚇阻」（deterrence）作用的「強鉅報復準則」（Massive Retaliation Doctrine），希望能夠藉之嚇阻蘇聯及中共從事軍事擴張行動，

 

而在哈佛大學擔任教授的季辛吉，則領導一批專家合作，在1957年由紐約外交協會出版了備受矚目的宏著《核子武器與外交政策（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該書奠定了季辛吉在美國國際關係學界中的份量。尤其，當時和他完全不熟的尼克森，竟然注意到那本書，而寫了一封信給他，評論那本書的內容。季辛吉3月2日在尼克森中心討論會的致詞，特別重提這段往事。

 

該書主張，全面核子戰爭必須努力避免，而且美國必須改而採取「彈性反應戰略」，重視戰術核子武器和傳統兵力的重要性，同時也要注意探討如何在核子武器時代加強維持世界秩序的穩定。

 

季辛吉出仕後迄今，都一帆風順。季辛吉1954年在哈佛大學攻獲博士學位。比他年長幾歲的彭岱（McGeorge Bundy）， 則在1953年才34歳時，便出任哈佛大學藝術與科學學院院長。後來，民主黨的甘迺迪，在1961年當選總統後，即延攬他出任國家安全顧問。他仕途上的最大成就，應該是輔助甘迺迪處理古巴飛彈危機。後來，他續在詹森政府中擔任國家安全顧問。而越戰政策的失利，卻是他心中的痛楚。

 

而季辛吉則是在是熟諳外交事務的尼克森提拔領導下，開闢美國和中共的「戰略性合作」關係，而且到今天一直保持在國際外交舞台上大放異采。

 

季辛吉在福特繼尼克森為總統後，續任國家安全顧問，而史考克羅（Brent Scowcroft），則是他的副手。史考克羅後來被老布希總統任命為國家安全顧問。而老布希生前和史考克羅聯名寫回憶錄，真是罕見大器。

 

 

兩人在回憶錄《轉型後的世界（A World Transformed）》中述及，季辛吉竟然作為兩人和蘇聯戈巴契夫的秘密溝通管道。戈巴契夫在莫斯科科向季辛吉坦白相告，説他非得要在蘇聯進行深鋭的「重建」（perestroika）改造，而且需要和美國維持長時期的和平，作為助力。

 

在書《論中國》中談世界秩序

 

季辛吉在出版皇皇3冊回憶錄及著作《大外交（Diplomacy）》之後，又在21世紀中出版了兩本重要的書。兩本書都討論了中國的外交政策走向以及世界秩序的問題。

 

原本在治學領域上並非中國歷史專家的季辛吉，運用累積了40年和中共交往的歴練和心得，在2011年出版了586頁的著作《論中國（On China）》。

 

 

季辛吉在該書中，從先追溯儒家思想開始，詳細探討了自清朝和西方接觸以來的中國對外關係。而全書的重點，則放在討論中共在佔據大陸之後，對蘇聯及美國的外交政策。

 

而此刻，再翻閲該書，尤其吸引人注意的，則是季辛吉對中共在進入新千禧年後外交政策的解讀。季辛吉既剖析了中共「和平崛起」及「和平發展」的政策，也探究了中共所謂的「戰略機遇期」的問題。

 

季辛吉在該書中評估，江澤民總書記任期的結束，其實便讓中美關係步入一個新階段。

 

他認為：在江澤民的時代，中美之間的關係，大致是「合作性的共存」（cooperative coexistence）。中美兩國既不再有共同的對手，但是卻也未能發展出「聯合的世界秩序觀念」（a joint concept of world order）。

 

他特別注意到，中共將21世紀的頭20年設定為中共的「戰略機遇期」。他提及中共官方重要智囊鄭必堅於2005年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中強調：中共在尋求建立「新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但是認為可以用漸進的改革和國際關係的民主化而達成目標。

 

季辛吉評述胡錦濤在聯合國大會演講時，言及中共重視聯合國系統的功能。但是，季辛吉指出：胡錦濤在2009年7月對中共高階外交人員演講時，固然提出中共固然發展對外和諧關係，但是並未排除追尋建立戰略優勢。

 

關於「權力轉變」（power shift）和「軍事崛起」的問題，季辛吉也看到中共若干高級軍官比官方激越的見解。

 

他指出，在歐巴馬政府時代，國務卿席拉蕊是拒絕採取「圍堵中共」的方針，並無意打造一個以反中共為基礎的「戰略集團」(strategic bloc）。

 

季辛吉認為：由於中美兩國都強調自己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所以兩者的合作道路，是很難的。

 

但是，他在該書中，促請中美兩國的領導人，要建立諮商和互敬的傳統，才能夠方便他們的繼承人能夠分享世界秩序。他也刻意說：他自己是早從還是研究所學生的時代開始，便悉心鑽研國際秩序的建構和運作的問題。

 

季辛吉強調：歴史不會機械性地重複過去，否則就不會有所謂「轉型」出現。他強調，每一個偉大的成就，都是先有願景，其後才出現美夢成真。所以，不能夠態度消極而放任態勢自然發展。

 

他在該書中主張，在他秘密出發訪問中共40年之後，中美兩國不宜再震動世界，而是要形塑新世界。

 

在《世界秩序》中談兩個不可或缺的支柱

 

重視鑽硏近代及現代世界秩序問題的季辛吉，在2014年出版了重要著作《世界秩序（World Order）》。

 

他在書中剖析説：中國和現代既有的國際秩序開始交往，乃是出於被動。當中共被敦促遵守國際體系當前的「遊戲規則」並且承擔「責任」時，中共的領導人常常覺得中共先前並不曾參與規則的制定。他們期待國際秩序的演進，將會使中共能夠在國際規則進一步制定時扮演重要角色，甚至也能夠引領修改某些現行的規則。

 

季辛吉觀察到，在國際上認為中共可望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後，中共的觀點和支持態度，其實已經在很多國際論壇中受到重視。

 

季辛吉在該書中強調：美國和中共兩者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indispensable pillars）。他洞察到兩國在歴史上都曾經對國際體系「愛憎交織」。

 

他又説：中共先前不曾被要求在21世紀的世界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而美國也無經驗和中共這樣的大國，在世界秩序問題上互動。

 

季辛吉同意，鄧小平提拔出來的領導人胡錦濤，算是替習近平後來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概念，奠立了基礎。

 

他在該書中又説：既有的強權和崛起中的強權之間，出現潛在的緊張，絶不是新鮮的事。所以，中美雙方各有不少戰略思想家，分別援引先前一些國家的行為型態和歴史經驗，而預測中美兩國爆發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事，倒是不會讓人覺得驚訝的。

 

季辛吉作為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思想家，特地在書中也探討了「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問題。他認為：權力平衡，就理論上而言，是可以量化計算的；但是國家在實際操作上，雖然可以了解自己的計算，卻很難牢實掌握其他國家的真實算計。

 

尤其，季辛吉強力主張：美國在處理世界秩序問題上，既需要戰略，也需要「外交」（diplomacy）。他強調，美國作為現代世界不可或缺的「地緣政治力量」（an indispensable geopolitical force），必須保持方向感（sense of direction）。

 

他認為，歴史常被比喻為一條長河，但是河中的水，其實是不斷在變化的。他提出呼籲：這個時代的目標，必須是能夠在避免大戰爭爆發的情況下，維持住「平衡」（equilibrium）。

 

總而言之，季辛吉在他21世紀所寫的這兩本書中的主張，和他今天對處理中共問題所持的態度，尚是未見矛盾扞格不入之處。

 

艾利森談季辛吉的中國觀

 

曾任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院長的艾利森（Graham Allison），係以代表作研究甘迺迪政府在古巴飛彈危機時的決策過程而享譽政治學界。他曾經從政而擔任過國防部助理部長等公職，現在則是列名為拜登政府的智囊。

 

艾利森在2017年出版的著作《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Destiny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頗受注意。

 

 

艾利森在書中，其實引述不少季辛吉的見解和事蹟。他基本上贊成季辛吉所説的「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主張美國要容納崛起的中共分享世界秩序。

 

艾利森引述季辛吉説，中國帝制時代的國家領導人，把四夷朝貢視為是「宇宙的自然秩序」。他表示贊同季辛吉的看法，即中國從來都沒有像傳教士般的熱忱，和美國一様想將自己的價值，傳佈到世界各地。

 

他特別指出中共過去在毛澤東和鄧小平主政時代，曾經多次出人意表而主動用兵作戰。1969年的珍寶島武裝衝突事件，被列為其中重要的一個例子。

 

霍夫曼早先深入批評季辛吉

 

專長為國際關係理論的哈佛大學教授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早年對季辛吉外交作為的批評，是很有代表性的。他曾經深入批評季辛吉在共和黨尼克森與福特政府任職時的外交政策作為。

 

他在1978年出版的著作《高居首位或是世界秩序（Primacy or World Order）》中，強烈批評季辛吉的現實主義外交政策。

 

 

霍夫曼認為：季辛吉太過拘泥於現實主義的教條，而忽略了經濟關係在相互依賴的世界中，是和軍事關係一樣重要的。

 

他批評季辛吉的外交作為，存在不少矛盾，尤其並未能調和「權力平衡」的抽象概念和「地緣政治」現實狀態之間的差距。

 

他認為季辛吉的外交作為存有缺點，不應該沈溺於幻想美國既要能夠擁有至高份量，又要能夠控制住世界秩序。依他之見，美國在兩者中，應該斟酌進行一些交換。

 

他具體主張，美國在和蘇聯的對立中，應該給蘇聯若干良性的對等地位，而不宜只是自己意圖主宰世界秩序。他倡言，美國對蘇聯應該採取「混合的戰略」。

 

到了1983年，霍夫曼出版了另一本新書《死路一條（Dead Ends）》。他在書中繼續批評季辛吉的大戰略，存有太高的霸權特質（hegemonic pretension）。

 

有趣的是，季辛吉此刻對美國應該如何因應中共崛起及威脅的主張，則又似乎和霍夫曼當初對他的批判，有幾分相近之處。

 

佛里曼對2020年中共的預測

 

季辛吉的書《論中國》是在2011年出版的。而趨勢觀察家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則在2009年出版了著作《下一個百年：對21世紀的預測（The Next 100 Years: A Forecast for the 21st Century）》。

 

佛里曼書中特別有一章的主題，是預測2020年的中共。比對中共今天在軍事、經濟和科技上的大幅進展，佛里曼當年的預測，確實有一些看走眼的地方。筆者推測季辛吉和他的研究助團隊，應該在撰寫書《論中國》時，翻閲過佛里曼的預測。當然，季辛吉本人對中共的了解，一定比佛里曼個人更為全面及深入。

 

佛里曼當時便認為，中共如果遭逢嚴峻的經濟危機，將是會以鼓吹民族主義及仇外情緒作為因應。他預言，中共會以強調大國地位的榮光，替代強調共産主義的意識形態。

 

他當時預測在2020年時，最可能和中共出現對抗狀況的國家，會是日本和美國。他正確研判，中共不會將俄羅斯視為敵國。

 

但是，佛里曼仍然研判，中共和美國及日本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會是有限的。他預料，中共的海軍依然會是薄弱的，在10年內無法挑戰美國海軍，也無法在和美國海軍決戰後倖存。

 

依他在2009年的看法，中共在20年之內尚不會成為「地緣政治的斷層線」（geopolitical fault line）。他估算，中共在20年內，在軍事部署上，主要還是防備外國侵犯，尚非對外投射自己的力量。

 

至於進犯台灣問題，佛里曼推測，中共在理論上來說，會是想躍躍一試的，但是中共的海軍力量，仍然不足以跨越台灣海峽。

 

而如今中共的軍事力量，卻是已經明確超乎佛里曼12年前的評估，也可能應該超乎季辛吉在10年前的評估。

 

另外，中共最近在阿拉斯加會議和拜登政府的公開對嗆較勁，應該也超乎佛里曼的估算。台海此刻出現小規模軍事摩擦的機率，也是超過佛里曼的預測。而季辛吉則是不希望美國和中共出現軍事衝突的。

 

尼克森和台灣

 

尼克森在當選總統前，曾經多次來過台灣。當年，艾森豪總統特地請副總統尼克森運用他的反共形象，處理麥迦錫（Joseph McCarthy）參議員針對被懷疑思想傾共人士的過激行動。

 

 

尼克森在台灣曾經有蔣中正夫婦及杭立武等不少朋友。尼克森晚年堅稱，他始終還是掛念台灣人的福祉。

 

季辛吉則是不曾來過台灣。而卡特總統重用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倒是在過世之前，來台灣訪問過。

 

結語

 

新自由主義的知名學者寇恩（Robert O. Keohane）認為，美國早在1970年代，便已經失去了「霸權」（hegemon）的地位了。而楊潔篪在阿拉斯加會議中説，美國早在20年前，便已經沒有傲視中共的實力了。

 

中共解放軍和美軍，如今在東海及南海的對峙，再次顯示強權之間很難有永遠的朋友。地緣政治的利害，是會經常改變的。而務實的權力平衡手段，則是強權外交戰略中常見的。

 

季辛吉今天面對中共軍事崛起挑戰美國重要利益的看法，的確大致仍然和他在《論中國》及《世界秩序》兩書中的主張相近，是依然倡言美國宜和中共分享世界秩序。

 

季辛吉的學術成就，是在鑽研權力平衡及世界秩序問題上，成一家之言。

 

當然，季辛吉在權力平衡和世界秩序問題上的見解和作為，尚未到蓋棺褒眨的時候。

 

今天，美國仍然有不少專家，例如裘塞林（Thomas Joscelyn） 等， 認真追蹤季辛吉的言論，而批評他過去在經濟問題上倡議

 

幫助中共過頭，結果現在惹出大麻煩。

 

替季辛吉寫傳記的英國學者佛格森（Niall Ferguson）倒是強調，以務實主義馳名的季辛苦，其實仍然抱持不少「理想主義者」（idealist）的色彩。

 

而佛格森曾經在今年3月間就台灣安全問題撰文説：美國如果坐視台灣落入中共手中，便等於將自己在世界居於龍頭的地位，拱手讓給中共。

 

在季辛吉參與美國政府外交決策後，美國和中共的關係，竟然已經經歷了「敵對」、「戰略性合作」、「合作共存」和「戰略性和平」的4個階段。而他現在則是目睹兩國關係步入「戰略性對抗」的時代。

 

季辛吉是希望美國目前在調整對中共的政策之際，仍要和中共進行有意義的對話，用以避免和中共爆發戰爭。當然，我們也會思考，中美之間如果能夠免於戰爭，對台灣爭取時間提升綜合國力，是否也不失為好事。

 

季辛吉年近百歲，尚能在世局的戰略和外交問題辯論上動見觀瞻，大致是前無古人的。放眼今天的美國，也確實尚無任何其他外交戰略家，能夠擁有和季辛吉等量齊觀的發言份量。

 

季辛吉真是勤於著述而不輟。他本月尚透露，眼前仍在著手撰寫兩本書。一本是要談人工智慧（AI）和戰略外交的利害，另外一本則將談論國家領袖的領導力。

 

季辛吉的表現和主張，確實仍有不少可以批評之處。但是，不容否認，他真是一位世界未來，很難複製的大人物了！

 

※作者為作者曾任淡江大學國際硏究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