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嘛，對啦，根據舊約中的《申命記》（Deuteronomy），神的確將男扮女或女扮男視作可憎的行為，從一五七○前後到一六三○年間，也幾乎一直都有清教徒牧師在講道時大肆攻擊變裝活動，並印出佈道內容以廣為宣揚。

這些擅長神學的辯論士認為變裝問題在當代非常嚴重，僭越性別的衣著在路上每天都看得到，對上帝的安排和自然法則十分不敬；此外，某些其實不是神職人員，但自認信仰虔誠的作家也加入了這場撻伐，就連詹姆斯一世與六世也都開始要求教會「在佈道時使勁地激烈抨擊」穿著異性服裝的行為。不過具體而言，究竟要怎麼穿，才能惹怒上述這些衛道人士？而實際變裝後，又會惹出多少麻煩呢？

在那個年代，變裝是道德上的瑕疵，而不屬於民事或刑事責任，所以女扮男或男扮女後，可是會遭到宗教法庭起訴的。其中最有名的案例，大概是在一六一一年聖誕節當天，因「衣著不雅」的罪名而被逮捕的瑪麗‧弗李（Marry Frith），她的事件不僅轟動當代，也流傳後世。

雖然當時也有人傳聞弗李道德敗壞，但真正導致她慘遭懲處的，仍是所謂的「不雅服裝」。她身上裹著白色亞麻床單，在聖保羅大教堂的十字架前接受公眾侮辱，這樣的懲罰在當時的羞辱儀式中相當常見。親眼見證弗李受罰的作家約翰‧張伯倫（John Chamberlain）曾寫道：「她哭得十分淒慘，看起來充滿懊悔之意」，後來卻發現她跑去喝得爛醉，還醉到淚眼汪汪，因此便不太相信她是真心懺悔。

那次的變裝事件並不是弗李首度犯罪，其實她先前就曾多次因偷竊而惹禍上身，也曾女扮男裝，根據眾人的說法，她公然變裝的習性行之有年，而且惡名昭彰到有兩齣戲都以她的故事為劇情藍本，在她受罰的前一年上演。

其中一齣由約翰‧戴（John Day）執筆，劇名為《瑪麗‧莫爾在泰晤士河畔的瘋狂胡鬧》（Madde Prankes of Mery Mall of the Bankside），可惜文本已不復存在；至於托馬斯‧米德爾頓（Thomas Middleton）和戴克合寫的《咆哮女郎》（The Roaring Girl），則不僅流傳至今，還經常上演。劇中關於弗李的情節帶有爭議，基本上可以想成以真實故事為基礎，但改編幅度很大的好萊塢式傳記片，不過若對相關歷史有所了解，應該還是能看出戲中的真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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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雖如此，弗李一六一一年被捕前，曾在時運劇院（Fortune Theater）的某場演出中著男裝粉墨登場，親自飾演自己，所以戲中現實與虛構的界線也越發模糊。在那法律禁止女性登台演出的年代，這樣的舉動可說是絕佳的自我宣傳，不僅能操作自己的公眾形象，也看得出是鐵了心要故意反叛傳統。我們幾乎可以確定她後來曾從事贓物買賣，並持續創造出許多情節浮誇的冒險故事（由她自己或其他人創作的都有），造就了許多極受歡迎的著作。

一六二一年的一則訴訟案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弗李的贓物買賣生意，以及她在倫敦遠播的惡名。這樁官司由星室法庭審理，主人翁亨利‧喬立古勒（Henry Killigrew）表示他的錢包被妓女搶走，且「聽說……許多人錢包被搶或東西被偷後，都能失而復得，而發現或揪出竊賊的……」都是弗李。

弗李專營贓物買賣，對當地竊賊以及他們各式各樣的犯罪手法都相當熟悉，所以當年瑪格麗特‧戴爾（Margaret Dell）因此案被捕，並由喬立古勒指認為搶錢包（以現今的觀點來看，可能等同於索取保護費）的犯人後，弗利特街（Fleet Street）聖布里奇教堂（St. Bride’s）的治安官便將她押至弗李的住所，不過戴爾被捕前，或許已把搶來的東西交給她轉賣也說不定。

喬立古勒一案之所以能解決，是因為弗李答應當地治安官幫忙抓人，以賺取酬勞；這樣的撈錢法，她可能也曾用在戴爾以外的其他「顧客」身上。不過話說回來，罪犯如果機巧到治安官必須聯合弗李才抓得到，那麼當局有過經驗後，大概也就不會再那麼急公好義地逮人，並要求他們歸還贓物了。

關於弗李的傳聞很多，內容也各不相同，舉例而言，據說弗李自己就曾寫過一篇故事，收錄在一本名為《瑪麗‧弗李女士的生與死：眾人口中的扒手莫爾》（The Life and Death of Mrs Mary Frith: Commonly called Moll Cutpurse）的小冊子中，並於一六六二年（也就是她死後三年）出版，至於故事情節，則是隨著一樁賭注與形象同樣鮮明的馴馬師威廉‧班克斯（William Banks）展開。

班克斯有一隻名叫摩洛哥（Morocco）的馬，能表演各式各樣的伎倆，就算要爬一大堆樓梯，登上聖保羅大教堂的屋頂也不成問題。據弗李的說法，班克斯以二十磅賭她不敢身著男裝，騎摩洛哥穿越倫敦市區，但她一路暢行無阻，直到抵達主教門（Bishopsgate）時才出問題：

穿越主教門時，一個討人厭的妓女認出我來，我一通過，她就馬上大喊：「騎馬的是扒手莫爾！」結果路人和附近的店家都開始大呼小叫，好像發瘋似的，還用低沉的聲音喊道：「恥辱之女，立刻下馬，否則我們就來硬的。」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但突然想到有個朋友在不遠處開餐館，於是便快馬加鞭地揚長而去。身後的那群烏合之眾還是不斷地對我咒罵，不過當中也有腦袋比較清醒的幾個人開心地笑談我的冒險。

這段敘述十分精采，可惜時間兜不起來。班克斯在一六○一年就已帶摩洛哥離開英國，而弗李則生於一五八四或一五八九年，且各方對於確切年代的說法不一。她雖然在一六○○年就已首次觸法，但要到許多年後才成為知名人物；不過她對於群眾反應的描述相當有說服力，所以或許這是她成名後的經歷也說不定。

在英國當時的社會，知名度最高的變裝人物非弗李莫屬。成為戲劇角色之後，她也陸續出現在許多世代的民謠、詩歌與道德譴責作品之中，如果要說明社會對變裝行為有多麼不認同，舉弗李為例準沒錯。

經由法律程序審理後，她被眾人公開羞辱了一次，晚年則因「精神失常」住進伯利恆醫院（Bethlehem hospital，也就是俗稱的「Bedlam」伯利恆瘋人院），但原因是否與她女扮男裝的行徑有關，我們無從得知。我在研讀關於她的記錄時，可以感受她人格之中的好鬥與反叛，可能是長期遭受霸凌的結果，不過這只是我個人的直覺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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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面臨司法訴訟的變裝人士不只弗李一個，不過人數不多、分佈零散，而且真正會像通姦犯或其他道德犯遭判公開受辱的例子，更是少之又少。一般而言，當局都只是判處罰金並告誡不要再犯；事實上，多數人也都不是因為刻意選擇的生活型態而變裝，只是在派對狂歡或進行囂鬧的傳統遊戲或慶祝時，偶而為之而已。

歷史學家大衛‧克雷希（David Cressy）曾描寫過一則特別罕見的男扮女裝事件。這個有趣的案例於一六三三年發生在牛津郡（Oxfordshire）德馬格納村（Tew Magna），根據目擊者的說法，當事人湯馬斯‧賽門（Thomas Salmon）之所以會穿女裝，是為了混入女性在親友順利生產後，於產房內所舉辦的聚會。

按照慣例，這個社交場合是不容許男性在場的，賽門的行為可說是違反了重大社會禁忌，足以讓許多人大驚小怪，畢竟當時除了變裝行為遭教會妖魔化以外，生產的流程與相關習俗也嚴格僅限女性參與，任何男性都不得加入，連父親本人也不例外。

這項規定完全沒有通融餘地，即使新生兒可能無法存活，男性牧師也不得進入產房行浸禮，但當時的人又相信嬰兒如果不受洗，會導致無法上天堂的嚴重後果，所以教會決定特別授權讓助產婦代替牧師進行簡單的浸禮。在當時那個眾人都深信只有男性可擔任聖職的文化脈絡之中，這樣的安排更加凸顯了男性進產房是多麼大的禁忌。

在德馬格納村一案中，助產婦家的幫傭賽門在旁人慫恿後穿上女裝，跟隨產婆的媳婦伊莉莎白‧弗萊契（Elizabeth Fletcher）進了產房。就相關記錄看來，賽門是個「年輕人」，確切歲數我們無從得知，不過當時多數的傭人都介於十四到二十六歲之間，所以他大概只是個小伙子而已。就手法而言，他似乎偽裝得不錯，沒有馬上穿幫，助產婦當庭陳述時，也表示她是在發現賽門穿著她媳婦的衣飾後，才定睛細看。

文藝復興時代的人相信新生兒和剛生完的母親視力會減弱，需要溫暖漆黑的環境才能從辛苦的生產過程中恢復，所以傳統產房多半昏暗無光，話雖如此，賽門勢必從頭到腳都變裝得很徹底，絕不只是隨便穿件女性服飾而已。他雖把那身裝束穿了兩小時，但實際待在產房的時間很短；根據弗萊契的證詞，他們「只是覺得好玩」，賽門本人也宣稱他只是想湊個熱鬧而已。法官似乎願意把這事當成笑話看，不過為了讓賽門知道玩笑開得不得體，仍判他公開懺悔。

*本文摘自《白目英格蘭：穿越到16世紀當混蛋，叫罵吃屎、仇女仇富、一言不合就單挑，莎士比亞也無賴的反指標文化攻略​》，創意市集出版。

【作者簡介】

露絲•古德曼Ruth Goodman

社會歷史學家，經常上電視、主持節目，如BBC廣獲迴響的《維多利亞時期農場》（Victorian Farm）、《愛德華時期農場》（Edwardian Farm）、《戰時農場》（Wartime Farm）、《都鐸時期的修道院農場》（Tudor Monastery Farm）及《食物工廠大解密》（Inside the Food Factory），近期的《蒸汽火車發展史》（Full Steam Ahead）也很受歡迎。古德曼常以專家的身分擔任《第一秀》（The One Show）的客座主持人；在寫作方面，除了與諸多節目一同推出的書籍外，也曾出版廣受文壇好評的《維多利亞時代生活實錄》（How to be a Victorian）及《都鐸王朝生活實錄》（How to be a Tudor）；她更定期與博物館、劇院與教育機構合作，提供顧問服務，並舉行演講和實務工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