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21年）七大工業國組織（Group of Seven，以下簡稱G7）峰會6月13日於英國落幕，中國人權議題為本次重點之一，峰會前就有消息指出，美國總統拜登將施壓各國領袖共同譴責中國新疆少數民族的人權問題。然而，G7領袖所發表的25頁聯合聲明中，用詞卻相當委婉，僅表示「促請中國尊重新疆人權與基本權利」。這似可看出西方各國對美國提倡的共同抗中路線（unified approach）有所顧忌，畢竟歐洲國家在經濟與氣候變遷議題仍需與中國合作，因此不願用過於強硬的措辭譴責中國，而未能完全如拜登所願。

拜登正尋找「共同抗中」最大公約數

拜登上任以來延續川普對抗中國的政策，但在各個場域中處處表達美國與中國之間乃是「競爭，非衝突」（competition, not conflict）關係，外交路線則調整為以民主與人權為核心，並尋求各方盟友的支持與協助。美國除了聯合G7工業國領袖與NATO盟國之外，連以往的「敵人」俄羅斯也欲納入其抗中陣線之列，6月18日拜登與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在瑞士的峰會晤談，議題也圍繞在中國的威脅與影響力之上。

點名批評新疆人權加深地緣政治分化

拜登的抗中策略之一為「點名批評」（name and shame）中國的人權問題，而新疆棉花強迫勞動（forced labour）議題即一大利器。然而，該事件爆發以來，似乎已演變成歐美與中國依地緣政治各說各話的平行世界。不意外地，G7公報出來後，北京強烈反對歐美關於強迫勞動指控，中國駐英大使館表示G7公報是「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的言論，對中方進行蓄意誣衊，對中國內政橫加干涉，這是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嚴重違反，進一步暴露出美國等少數國家的險惡用心」。

除了輿論譴責，歐美等國近年已就新疆人權議題對中國實施不同程度的制裁，在今年3月時美國與英國、加拿大發表一份聯合聲明，表示已有「壓倒性的證據」顯示中國違反人權。美國與其盟友不停指責中國，但令人不禁疑惑的是，若真如其所言，有這麼多不利中國的證據，為何以穆斯林族群為主的阿拉伯世界卻未加入譴責中國的行列？公開表態支持中國人權方面作為的國家甚至比批評的還多，有些穆斯林國家更是決定遣返維吾爾族人。

中東緘默反映中國區域國際地位已對美形成挑戰

中東各國對中國行為之緘默至少有兩種可能的原因。第一，對於違反人權所設下的判斷標準不若歐美國家高，強制勞動在這些國家眼裡或許算不上對人權的侵害，且在「不干預原則」（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vention）下不願過度涉入他國政策。此外，亦有部分主張認為這屬於一種西方的政治作戰，因此這些不利於中國的證據不足採信。但第二種原因可能性更高，那就是中東近年對中經濟依賴加深，他們之間的利益關係使得中東國家選擇閉嘴或是視而不見。

隨著近年美國勢力漸漸撤出中東，中國戰略布局卻是漸漸遍布阿拉伯世界，與中東國家之間的關係日益增進，尤其中國自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戰略，發展至今已經是中東原油全球最大買家，在世界其他國家對原油依賴日漸降低的情況下，中國石油進口額成為中東國家重要的經濟命脈並更加深其地緣政治之影響。不只如此，中國更與中東個別國家發展雙邊的夥伴關係與簽訂協議，包括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埃及（Egypt）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AE），特別是與伊朗（Iran）的25年合作計畫（Joint Statement on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再進一步深化中國於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力。先前中國在中東的勢力或許尚不足為懼，然而在今年，有論者認為中國在中東世界的地位已對美國形成挑戰。

無論中國是否真有違反人權作為，經濟與貿易發展可能才是各國採取行動的重點。事實上，就國際法層面來說，維吾爾族目前難以伸張正義。2020年7月流亡海外的維吾爾團體向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提交證據指控中國對維吾爾人犯下種族滅絕（genocide）與違反人道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但受限於管轄權要件，即中國並非羅馬規約（Rome Statute）簽署國，因此在本案不涉及中國之外國家之情狀下，並不符合國際刑事法院行使管轄權的先決條件。ICC檢察官於2020年12月表示，除非有新事證出現，「目前尚不具備展開調查的基礎」。

人權外交或成侷限「共同抗中路線」的緊箍咒

拜登在其外交政策上不斷地強調民主與人權，但在國際現實上，即使是世界強國，要站在道德高點執行外交政策實有其難度。相較於中國與部分忽視或以犧牲人權發展經濟與貿易的國家，美國與歐洲的人權民主價值反倒變成緊箍咒，甚有可能招來「表裡不一」（hypocrisy）的批評。特別是在情勢複雜的中東地區，美國更難以貫徹其人權外交價值路線，例如拜登先前與人權紀錄極有問題的埃及完成軍購交易，引起國內外譁然，在以巴問題上美國也仍需依賴埃及居中協調。中東各項議題在在考驗拜登的人權外交路線，美國能否微調策略或提供更符合現實的配套，以調和「經濟發展需求」與「民主人權價值」之間可能的矛盾之處，將是拜登共同抗中路線的成功關鍵。

※作者為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所助理研究員。本文授權轉載，原文出處。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