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第一次在台灣看奧運會。感受最深的不是那些輸贏得失、勝負哭笑，竟還是「中華台北」這個替代名和那面不是國旗的旗幟。

我是無政府主義者，本來就國族觀念淡薄，對於中華民國台灣自離開聯合國之後遭遇的種種不公及打壓，我有一個正常人的義憤，但和「愛國」或者「民族精神」之類無關。換言之，如果另一個國家遭遇類似的打壓，我同樣會義憤填膺。但這次有了更複雜的感受，是因為孩子。

有兩個瞬間讓我感到難過。一是郭婞淳獲得第一面金牌之後，兩個孩子興沖沖觀看頒獎禮，馬上喊道：「掛錯旗了吧？為什麼不是國旗？」其實之前的開幕式和比賽，年齡稍大的兒子已經問過代表團名稱為什麼是Chinese Taipei？然後就是「為什麼別的國家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參賽，偏偏台灣不可以？」

我頓了一下，只好用小孩能明白的話大致解釋了一下複雜的歷史，但九歲小孩比我聰明和直接，他反問：「哪不就是霸凌嗎？」一語道破我們默認的真相。

這樣的場景，我想奧運期間應該會發生在大多數有孩子的台灣家庭裡。我不知道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會怎樣回答孩子的這些問題，怎樣回答而不讓孩子受傷害？畢竟，小孩們接受的教育都是傾向培養國族認同的自豪感的。

第二個瞬間，是小女借來了哥哥的足球獎牌扮成戴資穎領獎，非常可愛。但她說請奏國歌的時候，也許因為我這幾天都在重聽羅大佑，我竟然下意識唱起了《亞細亞的孤兒》。

「西風在東方唱著悲傷的歌曲，亞細亞的孤兒　在風中哭泣，沒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遊戲」

不是矯情，這首1983年的歌，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有效——至少對於我們這一代。按說奧運會作為世界最大的一個Game，應該是最平等的遊戲。但恰恰相反，它聲稱超越政治實際上是最大的政治情感投射載體，無論是愛國主義藉此轉移國內矛盾、還是地緣政治藉此聲東擊西，總是行之有效。而當個別叛逆的運動員要藉此捍衛弱勢的力量時，就會被奧委會借「運動非政治化」之名翦除。

不過，一切都在微微轉變中，我們能感覺到這屆東京奧運好像跟以前有所不一樣。25歲的非裔美籍田徑選手桑德斯（Raven Saunders）在比賽中獲得銀牌，她在頒獎典禮後高舉雙臂，在頭部上方交錯，擺出「X」的手勢，以示抗議。常力挺LGBT權利的桑德斯表示：「這（X字手勢）是所有受壓迫人士相遇的路口。我向所有黑人吶喊，向所有LGBTQ社區吶喊，也叫喚所有正處理心理健康問題的人」。此舉違反奧運不准進行政治示威的規定，但美國奧委會及殘奧會已聲明，她的手勢沒違反它們關於抗議的規例。

桑德斯表示：「這（X字手勢）是所有受壓迫人士相遇的路口...」（湯森路透）

桑德斯比她五十三年前的同胞幸運。1968年奧運，美國短跑選手史密斯（Tommie Smith）和卡洛斯（John Carlos）於200短跑分別贏得金牌和銅牌。到了頒獎台，他們脱掉鞋，只穿黑襪，代表黑人群體的貧窮情況；戴起黑手套和舉起拳頭，就美國黑人的待遇抗議。

當時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主席是艾弗里·布倫達治——一個曾被認為同情納粹的美國白人，他堅決認為這是國內政治聲明，不適合奧運會這樣非政治性的國際場合，命令史密斯和卡洛斯停止以美國隊身分出賽，並禁止其進入奧運村，以懲戒他們的行為。即使美國奧林匹克委員會拒絕，布倫達治仍威脅要將整個美國田徑隊禁賽，迫使兩名運動員被逐出當屆奧運會。

同年的奧運，還有捷克體操運動員恰斯拉夫斯卡（Věra Čáslavská）於頒獎台拒絕面向蘇聯旗致意，以抗議蘇聯入侵捷克。

幸好時間站在正義一邊，這三位運動員雖然在抗議之後飽受打壓和恐嚇，在有生之年還是等來了平反，成為運動員抗爭史上的典範。今時今日，觀眾的眼睛應該比五十年前雪亮，我們可以看到輿論幾乎是一面倒的支持桑德斯的行為。

假如我孩子向我詢問這件事，我會向他講述史密斯、卡洛斯和恰斯拉夫斯卡的故事，這些運動員在那關鍵一刻，選擇了孩童一般樸素的價值觀和行事原則，不計較功利得失，他肯定會理解。被壓迫者不可能永遠是被銷聲的孤兒，這是孩童們相信的真理，我們也應該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