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的導演之一任俠，在影後座談上說：「因為缺錢，所以《少年》沒有拍Making-of（製作特輯），否則也會是很精彩的一部紀錄片。」這時我腦洞大開，想像了也許在若干年後——光復之後，會有一個少年導演，會拍一部劇情片《關於少年》，拍的是當年任俠、林森等一眾香港電影工作者，是怎樣在極權和瘟疫的雙重限制下，排除萬難拍攝製作《少年》這樣注定會成為禁片的電影的。

的確，《少年》的幕前幕後參與者，就是《少年》電影裡那些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少年的鏡像，他們兩者都是一開始是要救人、救香港，最後被自己這種俠義之舉所拯救。任俠說《少年》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武俠片。是的，一群陌不相識的人走到一起去救另一個陌不相識的人，憑的就是一個義字。

武俠片還有一個要點，那就是如天不仁則逆天行義，在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時候創造行動本身的意義。《少年》中，2019年運動中的各色參與者，如七劍下天山，融匯到搜救一名打算以死明志的女手足這一個共同目的中，雖然他們有老有中有少、有不同的階層和出身，但心中流蕩著的都是少年心氣——少年不是以年齡認證的，只要堅信「義不容辭」而「赴義」的，就是少年俠客。

雖然俠客們必定會分道揚鑣，但亦會殊途同歸。《少年》最後以超現實的象徵手法拍攝的一隻隻伸過來抓緊跳樓者手腕的手，就是其理念的表現，更微妙的是，最後我們看到那隻跳樓者的手也反過來抓住了救人的手。

其實類似象徵手法在電影中無處不在，因為拍攝條件限制而採取的去背景剪影、難分是演員聊天還是劇情需要對白的記錄片段、還有被某些影評批評的「過多巧合」（導演精彩反駁：「因為香港已經沒有天理，請允許我們的電影裡還有天意吧。」），這些都因為其象徵意義反而成為了這部少年之作的可貴之處。我們必須超越電影「製作」這一執著去看到電影本身在社會運動脈絡中呈現的意義，否則就會重蹈當年我們（包括我自己）苛責《十年》的覆轍。

不過，既然承認《少年》不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而是指涉深度現實的觀念作品的話，我認為結尾雖好但太單向性，侷促了觀念的自由發展。如果我也是編劇之一，容許我馬後炮給出另一個結局：

在太多的巧合之後，我會安排一個意外——當救人者他們衝上天台，他們發現的是另一個自殺者（也許在暴風雨中面目模糊，分不清是否待救的子悅，ta看起來像子悅但自己又否認，保留多種可能）。那麼拯救就超越具體的情感羈絆和男主角表露的某種報恩與愛意，成為時代洪流中，我們對彼此、任何一個手足的相救。

那麼從電影藝術的意義來說，這也會使它擺脫對它「太多巧合」的苛責。因為2019年的香港，正是由極端的巧合與極端的意外相衝撞而成的一個反應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