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思老師越洋告知，老朋友古蒼梧過世了，享年七十六歲。

年輕朋友可能不太認識古蒼梧，他原名古兆申，是香港著名作家和詩人，一生從事文學創作與活動，發表過大量新詩﹑散文﹑評論﹑翻譯等，也曾參與和主編過文學與文化雜誌《盤古》、《八方》、《文化焦點》﹑《明報月刊》等。他曾受邀到美國愛荷華國際作家工作坊訪學，也曾留學法國主修哲學和法國文學。

古蒼梧一生為香港文學與文化貢獻自己的心力，留下自己的足跡，是值得後人永遠懷念的香港文化前輩。

我與古先生認識應該超過三十年，雖然平常各有各忙，直接聯繫並不太多，但互相關心敬重，君子之交淡如水，也深知彼此的為人，正是足以引為知己者。當年他主編純文學雜誌《八方》時，曾約我寫小說，初時我寫了一篇，他和編委不太滿意，古先生打電話給我說明情況，很為難抱歉，我說沒關係，我再試寫一篇，再給你看看。

後來我寫了短篇《天譴》，題材敏感，涉及新移民的亂倫關係，也抱著會被退稿的心態，誰知他很喜歡，當期就發表了。雜誌推出後，古蒼梧和戴天說到這件事，大概都覺得某人為人還不錯，從此給戴天留下不壞的印象，造就多年來與戴天的交往。

再後來，因為戴天的提醒和幫忙，我與家人在九七前移民溫哥華，說起來，我一家的命運與戴天有關，而細溯其中因果，也與古蒼梧有關。

我們只在一些文學活動場合見面。有一次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寫作班結業，中心請我去和學員談小說創作，古蒼梧那天也來了，座談會後他和我們去喝咖啡，算是談得最深入的一次。        

除了文學，古蒼梧也鍾情崑劇，不但自己有研究，也參與崑曲藝術的推廣。白先勇來香港講崑劇，很多時是古蒼梧做主持。他自己好像也吹洞簫，已經不是業餘愛好那麼簡單。

古蒼梧做過不同的工作，似乎時間都不長，後來好像與文化圈處於若即若離的狀態，好多年都沒有他的消息（也可能我消息閉塞)。有一段時間聽說他病了，印象中是鼻咽癌，做了手術後幸虧無恙，然後就失去聯繫了。

我與他最後一次見面，大概也是在一個活動中，他消瘦蒼老，衣著雖然整齊，但顯得陳舊，門牙掉了也沒有補。他說住在柴灣的公屋，風景很好，天晴的日子去行山，非常賞心悅目。生活環境似乎不太理想，但他安貧樂道。

那些年的香港，生活著很多像古蒼梧這樣的文化人，他們有一種「通病」，就是都屬於「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他們追求生活與藝術的純粹的美，享受來自不同領域的美感經驗，他們為一種信念活著，就是人除了物質生活之外，更重要的是精神層面的建構，甚至精神上的享受，大大凌駕於物質的享受。

現在年輕人可能很難想像這種人生觀，但在香港文化最興盛的年代，經常都可以碰到這種為了追求精神享受寧肯放棄日常營役的人，他們執著於自己的文化理想，廢寢忘食，追求一種充盈自在的思想境界，堅持一種有別於世俗的超拔的活法，古蒼梧便是這樣的人。

當年的香港，就為這些理想主義者遊弋人間提供了最好的時空。香港幾乎無邊界的自由（除了守法和守護良知)、基本的生活保障、友善和諧的環境、廣闊的國際視野、政府對文化藝術的有心支持，在在催化文化藝術的活力，陽光雨露下萬物生長，滿城生機勃發。

可惜香港的好日子在九七後逐日凋零了，香港的好運走到頭，所有孕育香港輝煌文化根基的外部條件一一失去。今日回望，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正是香港的黃金歲月，是香港文化最鼎盛的時期，那時不但文學藝術、電影電視、歌壇劇壇、民間俗文化都在最高峰，足以傲視亞洲各國，領一時之風騷。

隨著政治環境肅殺，文化空氣稀薄，政府的有形之手無孔不入，中共的意識形態大舉入侵，香港文化的盛景今非昔比。當圖書館的敏感圖書被下架，文化出版審查日嚴，電影電視紅線處處，文化人的心靈在政治重壓下日益枯萎，香港文化就到了瀕危的關口。

我與古先生，與眾多我們同時代的文化界朋友，有幸經歷了香港最和諧與輝煌的時代，也經歷了香港文化沒落的過程，幸與不幸，點滴在心頭，追昔撫今，欲哭無淚。

韓愈有言：「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古聖賢知人論世，每有明慧洞見，願以此惜別古蒼梧先生，並與文化界朋友共勉。

（本文授權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原標題：悼念一位朋友、一種人生、一座城市、一個時代）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