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自詡為萬物之靈太久，以至於忘了自己並不是這個世界的主人。病毒與細菌這些微生物，歷史比我們久，數量比我們多，適應力比我們強，演化得比我們快。在它們的眼裡，人類應該只是過客而已。我們還沒有出現的時候，微生物就已經在地球上生存了非常長的時間，我們出現之後，部分的微生物就想出了法子用我們的身體來居住生活。

大部分情況下，它們跟我們和平共處，有時甚至成為維繫人體健康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在少數情形下，它們會傷害甚至殺死我們，我們稱之為「感染」。這感染偶爾會在人與人之間傳播，我們稱之為「傳染」。

大部分的人，對傳染這件事有著超乎它實際傷害程度的心理恐慌。其中有些恐慌是非理性的，但也有些恐慌是來自於史上幾次特別嚴重的疾病大流行的記憶。

在古代，因為對傳染病的了解非常有限，對抗疾病的武器也幾乎沒有，所以若是碰到了病因不明，沒有有效的治療，致死率又高的疾病流行，人人自危的當下，人們的自保本能會超過對患者的同理心與同情心，再也顧不上病人的治療與照顧，只求把他們與自己區隔開來就好，這叫做「隔離」（quarantine）。

早在兩千多年前舊約聖經的〈利未記〉（Leviticus）中，就有過因為某種皮膚病（極可能是痲瘋病）的盛行而實施隔離的記載。當時的人充滿宗教情懷，把「病」與「罪」視為一體，所謂的隔離，執行者是教士，出發點是除罪，活動內容只不過是把病（罪）人集中起來懺悔與祈禱而已，並沒有任何傳染的觀念，當然也就不會有防止疾病散播的效果。

西元六世紀時，發生了史上第一次鼠疫（bubonic plague）的大流行。病源由阿拉伯與中東地區出發，在五四二年蔓延到了拜占庭（Byzantine）的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殺死了首都百分之四十的人口。

當時的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一世（Emperor Justinian I）自己也罹患了這病，但命大沒死。他體認到情勢的嚴峻程度非比尋常，就當機立斷實施了一連串的行政措施，包括迅速掩埋首都內的大量屍體，以及將屍體用船載到外海拋棄等等，但最重要的是，他限制了部分人民的行動自由，實施了史上的第一次正規隔離行動。

問題在於，查士丁尼一世所隔離的對象，是他主觀認為引起了流行病的那些人，標準是信仰以及種族的「不正確」，包括猶太人、撒馬利亞人（Samaritans）、異教徒、異端，以及同性戀者等等。可想而知，這樣的隔離方式徒然強化群體之間的歧視與衝突，卻不可能發揮遏止疾病傳播的作用。

十四世紀時，來自遠東的黑死病（Black Death）在歐洲大爆發。黑死病的病原，於本世紀透過中世紀古墓屍體的 DNA 分析研究，已然確定就是鼠疫桿菌，以跳蚤作為傳染媒介。

它在歐洲肆虐的程度，非現代人所能想像，在不同地區造成的死亡人數，從全人口的八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不等。從一三四七到一三五一這短短幾年間，光是在歐洲就死了約兩千萬人，造成歐洲人口數的大倒退，一直到一百五十年後，方才恢復到疾病之前的人口數目。

當時黑死病所帶來的恐慌與絕望，布滿了整個歐洲。由於對這個疾病的傳播方式並不清楚，當局對於食物、飲水、下水道的監控，以及對屍體及衣物的處理措施並沒能發揮效果，人們就假設空氣本身能夠傳播黑死病。這逼得官方採取了比較極端的隔離措施，比方義大利瑞吉歐城（Reggio）的長官，就下令所有染上黑死病的人，都要被帶到城外的荒野「自生自滅」。換句話說，當時標準的做法，就是拋棄染病的人，來保障其他人的平安。

一三七四年，義大利的兩個港口城熱那亞（Genoa）與威尼斯（Venice）宣布驅離所有來自疫區的船隻。到了一三七七年，威尼斯的貿易殖民地拉古薩（Ragusa）頒布了史上第一個海事隔離命令：所有來到拉古薩的船隻，都要在港外的海面停泊三十天，其間接受港務官員的登船檢查，此外不得有任何私下的人員接觸或物資的交換。拉古薩在哪兒？就在今天景色如畫的旅遊勝地—克羅埃西亞（Croatia）的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

這個三十天的海事隔離期限，後來被延長到四十天。義大利文的「40」叫做「quaranta」，這個四十天的期間，就被稱為「quarantino」。我們今天所用的「隔離」這個詞的英文「quarantine」，起源就在這裡了。為何他們選擇了四十天？不知道。有人認為那來自於古希臘的醫學教條，也有人說那來自於《聖經》的典故，總之並非基於對疾病本身的了解，但事實證明是有效的。

受到海事隔離政策的啟發，義大利的衛生官員也開始在陸地上實施類似的隔離措施。所有染病的人，包括他們的家人以及所接觸過的人，都被限定關在家中。當局通常會派員看守， 防止他們逃逸。在米蘭（Milan），一旦有病例出現，相鄰的三家人不論死活，不論有無染病，都要被築起圍牆關在裡面，各安天命。這個極端的措施似乎真的有效，因為黑死病的流行期間，在所有的義大利大城市當中，以米蘭的受災最輕。

黑死病在十四世紀後半的全盛期之後，並未消聲匿跡，而是在整個歐洲纏綿了數百年。這個四十天的隔離期制度，隨著繼續在歐洲嚴格的被執行，長達三百年之久。我們今天了解，人從開始感染鼠疫到死亡，約需要三十七天左右，當時的歐洲人雖然不明白這個道理，但他們選擇的四十天隔離期，卻正好可以有效抑制鼠疫的散播。

十八世紀開始，有許多其他的流行病，包括肺結核、天花、霍亂、黃熱病等等，漸漸取代了黑死病在人類舞台的地位，但隔離的形式，卻仍然承襲著先前為黑死病而設計的制度。直到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間，由於各個不同傳染病的病原體一一的被辨識出來，才開始依據各個微生物不同的生物特性，分別為每一種傳染病設計出不同的隔離規定。

時間進入二十世紀，正當人們有感於醫學與衛生狀況的進步，以為大規模的瘟疫流行已成歷史之時，爆發了三次的全球流感大流行，分別是一九一八年流感大流行（又稱西班牙流感），一九五八年流感大流行（又稱亞洲流感），以及一九六八年流感大流行（又稱香港流感），每次的死亡人數皆超過百萬人。

尤其是其中的西班牙流感，人稱「史上最慘烈的病毒大屠殺」，肆虐年餘，造成當時世界上約五億人感染，數千萬人（有人說近億人）死亡。在這三次全球性大流行的恐慌當中，各個國家跟地區分別採行了不同方式的隔離措施，但這些措施對整體疾病的擴散以及死亡率，似乎沒有決定性的影響，反倒是疫苗的發展以及普及，成為最佳的預防方式。

醫學與防疫觀念與時俱進，病毒也跟著自強不息。二十一世紀出現的新挑戰，讓古老的隔離措施再度浮上檯面。二ＯＯ二年在中國廣東出現第一個「嚴重急性呼吸道症侯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病例，而後經由香港散播到全球，包括台灣在內。

這個新病毒由於具有傳染快速、致死率高、無有效疫苗及治療的幾大特點，為人們心理上帶來的恐慌，比流感要大得多。比起流感來說，SARS　的感染率較低，潛伏期較長，因而讓隔離措施在現代有了新的角色。

接著，二Ｏ一九年底在湖北武漢出現，並於二Ｏ二Ｏ年初迅速蔓延到中國全境，繼而散播到世界各地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更給人類帶來新的挑戰。世界各國多以最高規格的防疫措施來應對，這些措施當中也包括了隔離。

由於 SARS 或 COVID-19 都是全新的疾病，沒有過去的前例可以參考，面臨這種所知太少而無法預測的疫情，引發比較多的恐慌實屬人之常情，各個國家所採行的防疫措施自然也會趨於嚴格。嚴格的隔離自然有它的效果，但也不可避免的會帶來相當的副作用。像是 SARS 中的和平醫院封院事件，以及 COVID-19 中的「鑽石公主號」事件，就是顯眼的例子。

拿「鑽石公主號」來說，乘客當初做夢也不會想到，一個輕輕鬆鬆的海上豪華旅遊，會演變成下不了船的惡夢。郵輪「鑽石公主號」於一月二十日從日本啟航，二月一日得悉日前下船的乘客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就從二月三日起停靠在日本橫濱港，所有人員都被隔離不得上岸。

由於船上物資不夠，也沒有適當的醫療以及防疫設備，爆發大規模的群聚感染。到了二月十九日終於容許部分檢驗陰性的人員離艦為止，「鑽石公主號」上的新型冠狀病毒患者人數已攀升到六百多人。

「鑽石公主號」事件引起許多人對日本政府的批評，認為他們沒有提供「鑽石公主號」足夠的醫療與防疫支援，才導致船上的疫情不可收拾。但印證上述這個「隔離」（quarantine）的典故，就知道所謂「隔離」的精神，本來就在保護岸上的人，而不在於保護船上的人，二十一世紀的日本橫濱港對待「鑽石公主號」，與十四世紀的義大利拉古薩對待那些停泊外海的船隻，同樣以海洋當作天然護壁，隔絕船上的可能患者，做法是一脈相承的。

現代人在面臨不可預測的危機時，心理的衝擊與恐慌與古人並無二致。然而就傳染病來說，現代科學讓我們能很快就掌握到疾病的本質，傳播的途徑，致病與致命的機率，治療的方法，與預防的原則等等，所以現代人擁有的武器，比古人要多得太多，理應有著更理性的態度。

比起古代來說，當代的隔離措施，固然已經能夠依個別疾病的特性，量身定做所需的時間與強度，也能更有效的控制疾病的擴散，然而為達盡善盡美，我們也期望它兼顧到染病者的治療照顧，並旁及防止對患者的標籤化、歧視、異化，以及人權侵害等等的新議題。科學進步的好處，不外就是減少人的無知，以及無知所帶來的恐懼失措，用更多的理性來增進幸福吧。

*本文摘自《 醫療不思議：顛覆認知的醫學古今事，一個腦科醫師穿梭於診療室與歷史檔案間的私筆記，那些你不知道的身體祕密、病症來源、醫療掌故…… 》，麥田出版 出版。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汪漢澄

神經科醫師，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台大醫院神經科專科醫師訓練，曾赴英國倫敦神經醫學中心人類動作與平衡中心進修，擔任研究員，並在英國國立神經內外科醫院任臨床研究員及名譽醫師，專攻巴金森病以及其他動作障礙疾病的基礎研究以及臨床治療。曾任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神經科主任，現任新光醫院神經科主治醫師，兼任台大醫院神經科主治醫師，以及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副教授。為台灣動作障礙學會的創始理事，並曾任台灣動作障礙學會理事長。

在專業醫學的臨床與研究之外，生活中有兩個最大的興趣：第一是古典與佛朗明哥吉他，第二則是教學與寫作。從教學寫作之中，發現自己有個小小的長處：就是擅長看出各種不同領域的主流或非主流知識間的關聯，將它們串連起來融為一爐，把看似巨大複雜的科學與人文知識，用簡明易懂並且輕鬆風趣的格調呈現出來。從民國 107 年初開始，就以這樣的風格在報章雜誌上長期發表文章，目前固定為聯合報繽紛版撰寫「腦科先生說古今」專欄。寫作的理想，是能運用如與好友談笑一般的文字，為人文帶進科學的真實，也為科學增添人文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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