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現正熱火朝天地進行行政長官（特首）選舉。我就從特首選舉說起。

從港英時代開始，香港就是一個「行政主導」的地區。港督的權力非常大，除了最後幾年末代港督彭定康時代，無論行政局還是立法局，基本上都只是港督的諮詢機搆和橡皮圖章。在1984年香港確定回歸之前，政府的權力下放局限於把主要是衛生清潔與康樂文娛功能的權限給予市政局。整個殖民地時期，港督由英國任命，港人只能到倫敦打探消息，沒有發言權。英國何以一直沒有在香港推行民主，牽涉到很多複雜的因素，以後篇章再詳談。

香港回歸之後才有特首選舉

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與基本法起草時，中國領導層相對開明，直到八九六四後才有極大轉變。理解香港問題時，需要時刻記住這點。當時，出於多種考慮，中國接受了英國的建議以及香港剛興起的「民主派」的「民主回歸」訴求，答應港人治港。於是在《中英聯合聲明》第三條第三款中列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由當地人組成。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在《基本法》第45條中進一步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行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由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規定。

兩者對比可知，中國在基本法中作出了兩點比中英聯合聲明更民主的承諾：第一，中英聯合聲明中沒有規定「普選」的目標，但基本法中指明了通過「循序漸進」的方式達到這個目標；第二，雖然在基本法中保留了聯合聲明中特首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的條文，但從第一屆特首產生開始，就已經用「選舉」的方式，而不是「協商」。應該肯定，雖然這些都有港方草委的爭取，但中國肯接納亦是一種善意。更值得指出的是，基本法定稿在六四之後，這時無論中英還是中港關係都出現巨變，但在基本法的最終版本中，這兩點也予以保留。

三道大閘構建「可控制的選舉」

當然，以中國缺乏民主的政治傳統，它不會從心底裏信任民主，或者至少一開始不如此。於是基本法第45條中加入三道大閘，以防選舉出反對自己的特首：第一，在未有普選之前，由4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2002年與2012年逐步增加到800人與1200人）；第二，「循序漸進」到普選後，也必須通過一個提名委員會提名候選人；第三，中央最後保留任命權。

第一道大閘。香港選舉委員會分爲四大界別：工商界、專業界、社會團体界、政界；每個界別下分爲若干小界別分組，現各界別均為300人。這些界別與界別分組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大致對應於目前還存在於香港立法會的「功能組別」（functional constituency）[1]。這種制度源於歐洲的政治傳統中精英政治，也糅合了中國政治傳統的賢能政治，故在香港生根發芽，反而成爲一個「特色」。港英在1984年提出《代議政制綠皮書》，推進民主政治改革時，功能組別就是一個重要的基礎。1985年香港第一次立法局選舉，功能組別就占半壁江山（另外一半是更加小圈子的所謂「選舉團」）。

這四大界別的選委也通過選舉、推舉或抽籤產生，但只有占全港合格選民不到7%的人以及一些公司、團體才有投票資格，各個界別都有特定的門檻。結果就是中央可以影響或控制大部分的選委。參選人要先獲得足夠數量的這些選委的提名，再在最後投票中過半數取勝。因此，中央基本是穩操勝券。今年特首選舉，「非建制派」非常積極參與，獲得超過300票，是史上最成功的一次，但仍然距離「造王」所需的601票相距甚遠。

第二道大閘，有關如何普選的問題是2014～2015政改與占中／雨傘革命的主要爭議，這裡不詳談。但如果按照類似選舉委員會的方法而產生的一個提名委員會，中央仍然可能（至少在一開始一兩屆）控制委員，「篩選」出自己屬意的候選人。無論如何，2015年，香港立法會否決了普選方案，於是2017年的特首選舉，繼續沿用通過選舉委員會產生。

第三道大閘是中國擁有實質性而不是程序性的任命權：中央有權不任命不滿意的人選。香港部分民主派認爲，在編寫基本法時，任命權只是「形式上的」，中央後來才「加插」入實質性的任命權。這並非事實。早在八十年代的英文討論基本法草案的論文中，已經把中國實質性的任命權，作為論證香港是「高度自治」而不是「完全自治」的一個論據。

當然，在基本法中沒有説明如果不任命的話，應該怎麽辦。所以以前一般認爲，這會導致憲政危機。雖然隨著這幾年中國越來越不在乎港人的觀感，大概真有如此一天大不了「釋法」解決；但目前中國還傾向通過前兩道大閘，盡量避免應用這個終極「殺手鐧」。

可見，中國雖然答應給香港民主選舉特首，但並不希望香港能一下子獲得真正的民主選舉，所以通過保留了若干重要的限制，把特首選舉變成「可控制的選舉」。可以設想，經過循序漸進的實踐後，若選舉不出現與中國所期待差異很大的結果，中國或許有可能「鬆綁」，這就是鄧小平理論中「摸著石頭過河」的體現。這決定了，整個香港特首選舉，都是受操控的；即便日後香港有了普選，在最初一兩屆，也不可能不受操控。

開始不受控的「受控制選舉」

從1997年第一屆特首選舉開始，前四次特首選舉（包括2005年補選）都沒有真正的競爭性：董建華與曾蔭權在中央的祝福下各勝出兩次。在第一次特首選舉中，中國找了另外兩個人一道參選，他們一開始還以為真有可能是讓他們競爭，事實上只是爲了避免「欽點」的觀感。在第二屆選舉之前，發生了著名的江澤民「教訓」香港有線電視記者「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的事件。香港記者追問江澤民是不是欽點了董建華，引起江澤民的不滿。這説明，中國當時雖然確是欽點，但仍然希望避免給外界這種印象。但最後，第二屆選舉與2005年補選，董建華與曾蔭權分別拿到壓倒性的提名，令其他人無法入閘。2007年第三屆選舉時，曾蔭權也一早勝算在握，但梁家傑出選令這次選舉真的有了這麼一點選舉的意味，比如開始了競選活動，還有電視辯論等。

香港泛民一直批判這種小圈子選舉，但對選舉被控也沒有什麽辦法。但這種情況在2012年出現本質性的變化。2012年選舉是第一次真正有競爭性的選舉。中央支持唐英年，但梁振英頂住「勸退」的壓力堅持參選。這樣一來，1997年以來首次有兩個建制派參加選舉。雖然唐英年得到中央支持，但本身弱點太多，危機應對極爲不力，梁振英得以依靠黑料打擊唐英年選情。而另一方面，民主派看到了「反欽點」的機會，泛民選委雖然沒有「造王」，但傾向泛民的媒體與一些意見領袖卻很明顯在梁唐兩人中幫助梁振英。最後，唐英年民望墮入極低點，甚至低於民主黨的候選人何俊仁。於是中央為避免流選，最終放棄唐英年，轉而幫助梁振英拉票。最後，在這次空前激烈的選舉中，梁振英低票當選（689票）。

2012年的選舉無疑是最接近真正選舉的一次，民意高的一方勝利也契合選舉精神。但選舉結果卻令香港墮入日益分裂的五年，堪稱最「壞」的一次。在傳統的建制vs泛民對立之外，這次選舉更造就了香港親中派裏面梁營（傳統左派加「梁粉」）與唐營（商界）的分裂，至今尚未愈合。而當選的梁振英好鬥的性格也加劇了香港社會的分裂，後來變爲泛民眼裏最邪惡路線的代表；乃至泛民在本屆選舉前提出的ABC（Anyone but CY）口號，為求梁振英下臺，支持誰都可以。一些親民主的人在選舉期間為「反欽點」而支持梁振英，反而得到更壞的結果，教訓不可謂不深。

2017年的特首選舉，出現了更複雜的局面。本屆主要的參選人有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前法官胡國興、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葉劉淑儀因為提名不足，首先出局。）他們都是建制派。大概出於對上次選舉負面影響的考慮，中央作出了詳細部署，首先是梁振英的退出（一般相信他是被中央勸退的）滿足了反梁派的ABC願望，其次很早就出手確定支持林鄭月娥。可是，非建制派一下子就把矛頭轉而對準林鄭月娥，稱她是梁振英2.0（我認為是非常不公道的），要繼續ABC（Anyone but Carrie，林鄭月娥的英文正好是Carrie） 。而且奇怪的是，無論中央和中聯辦發放出多少消息，各種「習近平真正支持的是曾俊華」的傳言還層出不窮，成為「造王派」和「曾俊華粉」的重要論據。於是，一場「欽點」 又變成真實的競選 ，希望在民意戰中以巨大優勢戰勝林鄭，也寄望這種民意優勢能實質性地影響結果。

說實在，兩人都是前任司長，林鄭與曾俊華彼此的差別並不是太大，政綱也不見得有本質差別，甚至林鄭政綱還更傾向基層一些，更接近大多數泛民的左翼理念。歸根到底，「反欽點」可能是很多人追隨「曾俊華粉」的主要原因。

由此看來，雖然中央不會放棄「控制權」，但這與港人的民主與自主的訴求之間矛盾已經越來越大。這如何影響香港政治發展，我將會在以後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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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香港政治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