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時精選】除了無人機 我們也需要芝麻街、詩歌和哲學

紐約時報 2017年04月08日 07:00:00

川普擬砍美國公共電視與廣播的預算,長青節目芝麻街恐怕會停播。(路透社)

如果川普總統想把大鳥(Big Bird,兒童節目《芝麻街》Sesame Street中的角色。——譯註)驅逐出境怎麼辦?

 

我們正在艱難地應對恐怖主義、難民和吸毒問題,還有包圍學校的灰熊。對於川普切斷國家藝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簡稱NEA)、國家人文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和公共廣播公司(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資金的計劃,我們這麼著急是不是有些太不食人間煙火了。

 

我要說的恰恰相反:或許川普的當選其實是在提醒我們,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用人文學科去抗擊民族主義和煽動行為。

 

建立文明的基礎不僅是微晶片,還有藝術、思想和人文學科。並且藝術堪稱物美價廉:NEA的預算是一年1.48億美元,不到聯邦預算的0.004%。平攤到美國民眾身上的人均費用大致相當於一張郵票的費用。

 

人文學科可能看上去鬆散,無關緊要。我們的新總統不看書,崇尚原始的力量。人們很容易把川普當成人文學科無關緊要的證據。

 

但人文學科的力量遠比大部分人所認為的更強大。我們或許可以把過去250年裡,導致世界發生巨變的力量叫作由人文學科推動的同理心革命。以前,幾乎所有人(貴格會教徒除外)都接受奴隸制甚至種族滅絕。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為「消滅」美洲原住民辯解;鞭打行為繼續出現在20世紀的美國監獄裡;1936年,至少1.5萬人觀看了美國最後一次公開執行的絞刑。

 

馴服我們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書籍。眾所周知,哈麗特·比徹·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是廢奴運動興起的原因之一。《黑美人》(Black Beauty)幫助改變了我們對待動物的方式。哈佛大學的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認為,讀寫能力的迅速提升和讀物的激增——尤其是小說——幫助人們看到了另外的觀點,「是人道主義革命興起的原因之一。」也有現代實驗證據表明,閱讀文學作品能夠增強同理心。

 

人文學科甚至重塑了我們的飲食。1971年,幾個哲學專業的學生,包括一個叫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澳洲人,聚集在英格蘭牛津的一條街道上,抗議售賣在小雞籠裡飼養的母雞下的蛋。當時,這件事並不出名。路人微笑面對這些學生的理想主義,但卻對他們說,他們永遠都改變不了食品行業。

 

回過頭去看,誰才是幼稚?如今,在英國、歐盟其他國家和美國部分地區,小籠養雞屬於非法。麥當勞(McDonald’s)、漢堡王(Burger King)、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和沃爾瑪(Walmart)都在向只使用非籠養雞蛋發展,因為這是消費者的要求。

 

現已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的辛格,是一個用自己的思想和人文學科的力量打敗了一支企業化農業軍隊的人。(辛格最近寫了一本很棒的書,叫《真實世界中的倫理學》[Ethics in the Real World],探討我們應該給慈善事業捐多少錢,以及戴一塊一萬美元的手錶是好品味還是膚淺自戀的標誌。)

 

簡而言之,人文學科鼓勵我們認真思考什麼才是重要的,決定輕重緩急。比如,我們作為納稅人是從大鳥和藝術或音樂節目中收穫的好處多,還是從我們將為川普去馬阿拉歌莊園高爾夫球場支付的大約3000萬美元中獲得的好處多?上任以來他已經去了九次(3000萬已經用了超過一半),這筆錢超過了管理國家人文基金所需的薪資和開銷,不包括它劃撥出去的經費。

 

我們是從用於驅逐出境的數以十億計的美元,還是從支持受傷老兵的藝術療法的小額款項中得到的好處多?

 

還有我們最喜歡的大鳥。幽默網站洋蔥網報導:「憔悴,眼窩凹陷的大鳥為反對川普的預算方案進行的絕食抗議進入第六天。」實際上,大鳥會活下來,但失去聯邦政府的支持後,一些地方公共電視台會關閉。這意味著我國部分地區的孩子可能無法在當地的電視頻道上看《芝麻街》。

 

2017年,在世界一片混亂的情況下,我想說,我們不僅需要無人機,也需要大鳥、詩歌和哲學。實際上,我們新上任的國防部長吉姆·馬蒂斯(Jim Mattis)似乎也認同這個觀點:他去伊拉克時隨身帶著一本馬可·奧勒留的《沉思錄》。

 

如果能看到馬蒂斯把《沉思錄》給新一任三軍總司令就太好了。或許還可以送給第一夫人一本《利西翠妲》(Lysistrata)。

 

好吧,我知道讚揚人文學科聽上去有些精英主義。但我見過人們為理念而死。1989年,在中國的天安門廣場,我看著抗議者為了民主獻出生命。在剛果,我看見一個身材嬌小的波蘭修女因為自己的信仰和價值觀而反抗一個軍閥。

 

人文學科無法讓社會免於暴行和過激反應,20世紀初的德國證明了這一點。但總的來說,藝術讓我們變得通人情,並能增強同理心。我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同理心。

 

※作者紀思道為紐時專欄作者

 

(本文由美國《紐約時報》授權《上報》刊出,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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