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蝸藤專欄:2022告別之年──戈巴契夫是最具歷史意義的一位

黎蝸藤 2022年12月31日 07:00:00
英女王、戈巴契夫還有江澤民的共同點就是非常長壽,而且都曾代表一個時代的終結。(美聯社)

英女王、戈巴契夫還有江澤民的共同點就是非常長壽,而且都曾代表一個時代的終結。(美聯社)

2022年之所以是一個時代的句號,除了烏克蘭戰爭這個劃時代的事件,還在於幾個影響了整個世代甚至好幾代人的名人的告別。最重要的五個是伊莉莎白二世、戈巴契夫、江澤民、安倍晉三等政治家,還有對我們華人文化有影響力的倪匡。這裡討論一下前三者,他們的共同點就是非常長壽,而且都曾代表一個時代的終結。

 

如果以「時代的終結」而論,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去世是最好的象徵。伊莉莎白二世1952年登基,在位七十年,貫穿了兩個時代——冷戰時代和全球化時代。全球70歲一以下的人,都是在她統治期間出生。和一般的存在感很弱的「小國」君主不一樣,英女王不但是英國的女王,還是世界政治舞台中,唯一處於C位的那個君主。

 

女王登基時,大英帝國才剛剛開始衰落的進程,殖民地還沒有獨立,她是大英帝國的君主。以後帝國斜陽,殖民地紛紛自治和獨立後,很多國家依然奉女王為君主。英國通過打造英聯邦,重整了帝國和前殖民地的關係,英女王成為維繫英聯邦的重要象徵。

 

女王登基後,英國雖然衰落了,取而代之的美國卻和英國同文同種,還建立特殊關係。英國固然衰落了,但與英語競爭「文化C位」的法國和德國衰落得更厲害。於是,英美文化的強勢有增無減,英文進一步變為「事實上的世界語」,英文媒體的地位更水漲船高。所有的這些,都造就了英女王在世界文化中的顯赫地位。可以說,如果要評選全球最具知名度的政治人物,英女王認第二,沒有敢認第一。

 

女王勤勤懇懇,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履行君主責任,直到死前兩天還勉力為新首相主持儀式。她嚴格遵守傳統,絕不僭越干政,永遠中立,大家都感到她永遠是那套體系和制度的壓艙石。女王固然是傳統和保守的象徵,但她不是一成不變的人。從早年的勇氣活力,到中年的優雅知性,再到晚年的慈祥可親,女王不斷在與時共進地打造自己及王室的形象,演活了自己的一生。她不但令王室追上了時代,挽救了數次王室危機,也令大英帝國的衰落變得優雅和有品味。

 

在香港,女王被親切地稱為「事頭婆」(老闆娘),香港回歸25年,女王在港人心目中依然享有崇高地位。一個有趣的對比,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也是今年去世。港人到英領弔唁女王的熱情,比到中聯辦弔唁江澤民,差了幾個數量級。

 

所有的這些,都讓英女王成為至少兩個時代的的象徵。英國衰落是無可耐何,但套用流行的話語,「英國輸了,英女王沒有輸」,英國不再是日不落帝國,但女王頭像依然「日不落」。大家都習慣了女王的新聞不時出現,都習慣了有這麼一個老太太陪著長大和老去。女王的去世,無疑就是帶走我們這個時代的最佳人選。

 

第二位告別我們的名人,就是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英女王是時代的象徵,戈巴契夫卻是冷戰時代的終結者。在歷史的意義上,戈巴契夫才是更重要的一個。

 

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全球還在冷戰下。戈巴契夫在1985年,成為蘇共總書記,也是歷史上最年輕的一位。在他帶領下,開始了堪稱蘇聯史上最大膽的改革開放。在80年代初,蘇聯看似龐然大物,但實際已千瘡百孔。在經濟上,計劃經濟在實力比拼中已被資本主義拋在後頭,日益顯示其死板,生產力低下的劣點,生產錯配,人民物資短缺嚴重。蘇聯更沈迷於與美國的軍備競賽中,由於在高新武器開發中落後,蘇聯把大量精力放在昂貴卻無用的擴充核武器庫上。在國際關係上,蘇聯入侵阿富汗讓自己的形象在第三世界中也插水,莫斯科奧運會遭受大規模抵制,入侵戰爭也令蘇聯疲憊不堪。最後,更重要的是,蘇聯政治的高壓已落後於時代,「老大哥盯著你」的生活方式讓人民再也無法忍受,西方自由世界的生活方式吸引了新一代的蘇聯人。

 

戈巴契夫倡導新思維,大力推行經濟和政治的改革,提倡「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平反過去幾十年的政治犯,釋放異見人士,解除了媒體審查機制,推行法治,積極調整民族關係,最重要的還是開始鼓勵把國家和黨區分開來。套用中國80年代的政治術語,就是「黨要管黨」,「軍隊國家化」等。到了1989年,還開始推行真正的選舉。對外,戈巴契夫積極和解蘇聯和西方的關係,和美國簽訂了停止軍備競賽的協議,準備從阿富汗撤軍,承諾不再干預東歐國家的內政,也訪問中國及從蘇中邊境裁軍。一時之間,他成為國際最矚目的政治人物。

 

在戈巴契夫推行自由化以及宣布「不干涉政策」的鼓勵下,1989年整個共產主義陣營風雲變幻。中國率先發生六四事件,東歐隨即發生中國俗稱「蘇東波」的東歐國家大規模抗議,團結工會選舉上台(波蘭)、推倒柏林牆(東德)、處決齊奧塞斯庫(羅馬尼亞),整個東歐如同骨牌一樣倒下去。在這個歷史關鍵時刻,戈巴契夫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信守承諾和政治原則,沒有糾集華約軍隊出兵到東歐國家鎮壓,讓東歐國家的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避免1956年匈牙利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悲劇重演。

 

戈巴契夫還順勢而為,1989年12月和美國在馬爾他舉行峰會。這在歷史是繼1945年美英蘇「三巨頭」召開的雅爾達會議以來,又一次決定世界命運的關鍵會議。馬爾他協議宣布冷戰結束,東西方放棄對抗。戈巴契夫還同意東西德統一,於是到了1990年10月3日,「兩個德國」這個冷戰時代的標誌,也宣告結束。華約也陷入停頓中,到了1991年正式解體。自始世界進入了「全球化年代」。

 

在這個進程中,戈巴契夫的貢獻是全球第一位的。他不但沒有讓蘇聯妨礙冷戰結束,自己還是冷戰結束的積極推動者。我們能生活在30年的「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全球化年代」,他居功至偉。他也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對戈巴契夫的評價並非完全正面,比如有很多人就把蘇聯解體的「悲劇」以及各加盟共和國的衰退歸咎於他,還認為他是「歷史罪人」。這種說法完全不正確。

 

如果以「時代的終結」而論,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去世是最好的象徵。(美聯社)

 

戈巴契夫不是「蘇聯分裂」的罪人。在共產主義幻想破產之後,蘇聯人民也失去了膠合力。帝俄時代的擴張侵略,在二戰中不正義地滅國和兼併領土、從斯大林開始推行的大俄羅斯主義這幾個「原罪」,才是民族矛盾激化的元兇。戈巴契夫才是最希望糾正蘇聯那種民族不平等,讓各加盟共和國可以在更平等自願方式繼續在一起的那個。他希望用民主作為新的膠合劑,於是開放黨禁,實行多黨制和總統選舉。可惜,他的努力被兩股勢力破壞了。第一是819政變的保守派勢力,第二是俄羅斯主席葉爾欽。可以說,如果沒有819政變,戈巴契夫的設想很可能成功。由蘇共中央發動819政變極大打擊了蘇共和作為蘇共總書記的戈巴契夫的聲望,蘇聯解體形勢急轉直下。這時俄國人選出來的俄國總統葉爾欽,又開始向戈巴契夫逼宮,宣布蘇共在俄羅斯是非法組織。這時他已經被架空了。最終在葉爾欽的主導下,戈巴契夫的計劃最終失敗。

 

蘇聯解體後,各國的經濟都試過大幅度下滑,人民生活質量大幅下降,但這不能歸咎於已經下台的戈巴契夫。當然還有一些俄國人懷念俄羅斯人耀武揚威的日子,把戈巴契夫視為蘇聯的罪人。站在以大俄羅斯主義的立場),確實可以說戈巴契夫是俄國的罪人。但戈巴契夫不是俄羅斯領袖,而是蘇聯領袖。試問現在十五個原先的加盟共和國中,是不是至少有十三個國家(除了俄國和白俄羅斯)都在慶幸終於可以擺脫俄國的統治和壓迫?因此,戈巴契夫絕對是蘇聯的英雄。

 

戈巴契夫結束了冷戰,為全球化時代鋪平了道路。現在他的逝世又和全球化結束同步,真是命運的巧合。

 

從年齡而論,英女王、戈巴契夫還有江澤民都是同輩人。但感覺上,他們像是不同年代的人。其實,江澤民比戈巴契夫還年長一些,但江澤民崛起之際,戈巴契夫已快完成歷史使命了。

 

江澤民崛起在中國六四事件,但真正大權在握是在1995年鄧小平全面真正退出之後。江澤民之後是胡錦濤,但江澤民影響力貫穿胡錦濤時代。於是「胡錦濤時代」實際都是「江澤民時代」的延續,大家習慣說「江湖(胡)時代」(1995-2012)是非常有道理的。

 

如何客觀評價以江澤民為中心的江湖時代非常複雜和困難。要客觀的話,就要堅持不美化,也不醜化;但不美化固然不容易,不醜化更難。江澤民是中共領導人中被醜化的段子最多的一個,這「歸功」於法輪功的强大組織、財力、宣傳網絡和持久性。

 

如何客觀評價以江澤民為中心的江湖時代非常複雜和困難。(美聯社)

 

在江湖時代,中國高度向世界開放,與世界接軌,加入世貿,吸引外國投資,搭上了全球化快車。中國真正從「社會主義」變成「資本主義」,允許私有化,採用市場經濟。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經濟高速發展,人民生活質量大幅提高,很多人積累了以往無法想像的財富,也有海量的人走出國門,真正和世界連結。中國成功舉辦了奧運會,實現了「大國崛起」。中國取消了農業稅,開始實現真正的「義務教育」(而不是以前的強制教育),還大力投資發展高等教育,開始建設醫療保障體系。中國大部分時間內遵守了韜光養晦的祖訓和睦鄰政策,基本算得上是和平崛起。中國不但收回了香港,而且在大部分時間內都較好地堅持「一國兩制」的不干預政策。

 

最重要的是,江湖時代實現了中國罕見的「政治文明」:第一是堅守了鄧小平等元老訂立下來的「廢除終身制」,還細化為「七上八下」的原則;第二是制度性地和平轉移政權,即所謂「隔代指定制」;第三是實現了權力的集中和分散:一方面,江澤民創下了一人集三個頂級職務(中共總書記、軍委主席、中國國家主席)的先河,但另一方面,從江澤民時代的江李體制、江朱李體制、到胡錦濤執政時的胡溫體制、「九龍治水」等,沒有一個人的權力是真正完全集中的,而是形成制度性的制衡。

 

中國社會也從六四後的高壓走出來,雖然言論自由和民主實踐無法和八十年代相比,但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即便最挑剔的共產黨批評者也會承認,那是一個相對開放的年代,出版業、報業、互聯網、社交媒體的相對寬鬆,公民社會在胡溫時代開始崛起,而且那種由下而上引發關注討論,再由上而下推進改動的模式,也確實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比如取消暫住證制度等)。

 

當然,江澤民時代也有很多黑暗點:社會高度腐敗,貧富差距極大,環境惡化嚴重,延續強制性的計劃生育政策,鎮壓法輪功,以囚禁劉曉波為代表的打壓民權份子等。敏感的西藏新疆問題也爭議極大。專業維穩隊伍、信息防火墻、「河蟹」、禁止google等防控措施,也是江湖時代開始的事。中共在內裡的意識形態上,一直不肯放棄傳統的仇美仇日思維,在江湖時代後期,開始大規模擴軍,更與東海南海鄰國激化了領土和水域爭議。但是,總的說來,江湖時代是成績大於缺點。

 

江澤民令人記住的,不僅是這個時代的中國,還有他自己。有很多領導人有自己的卡里斯馬(Charisma)。中國的領導人中,江澤民是一個有魅力的人。他以自己開放的「海派作風」和多才多藝令人懷念,還產生了「膜蛤文化」,培養出一代「蛤絲」(江澤民粉絲,蛤是指蛤蟆,指江澤民戴著大黑色框眼鏡的外貌)。得益於在「舊中國時代」在上海交大接受的教育,他可以用英語和俄語會話,可以在外國即興表演英文歌,可以當場用英文背誦美國總統林肯的名篇,可以用英文接受美國電視台記者的專題採訪。

 

當然,最為蛤絲津津樂道的,非江澤民「怒斥」香港記者張寶華的一幕。當時有香港媒體報導指江澤民「發爛渣」(發脾氣),但看了現場(尤其是現在再看),這樣的描述是錯誤的。江澤民固然說記者「simple」、「naïve」,但内容也沒有多錯,態度更談不上惡劣,他還讚了香港記者「跑得快」的優點。江澤民強調以一個「長者」的身分,近距離地兩次走向記者,還專門用了廣東話,惹得香港記者群嬌笑連連,氣氛活潑,算得上「談笑風生」,江澤民的態度也算得上語重深長。中共最高領導人能在鏡頭中即興說出充滿感情和人情味的真心話,七十多年歷史僅此一次。換成現在,記者連問話機會都沒有。(當然,現在香港記者連跑得快這個優點也沒有了。比如那條在西沙附近的海鮮坊沉船,自始至終就沒有一家香港記者跑去看看發生什麽事,差一點的在家當鍵盤俠,好一點的就是打電話追問,香港記者變得這麽「懶」,令人感嘆物是人非。)

 

隨著2022年世界走進「去全球化時代」,中國也走進了習近平「登基」的年代。雖然習近平在2012年上台,不斷收集權力,在2018年還修憲,但正式打破過去四十多年的政治傳統,還是在今年二十大連任第三任。前總書記胡錦濤在眾目睽睽下被「請出」會場,這個場景還被經安排進場的外國記者用鏡頭傳遍天下。可以說,今年的二十大,宣告了從鄧小平到江澤民等一手建設下來的政治成果最終化為烏有。江澤民在過去多年屢次傳出死訊,但直到二十大之後,才真正逝世,中國正式和「江湖」告別。這何嘗不是一種天作的巧合?

 

※作者為旅美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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