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翻地覆的日子裡，柳亞子雖然收到老友毛澤東的贈詩：「牢騷太盛防腸斷」」。他的牢騷卻沒有因此平息，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對李濟深在新政權居高位不服氣。1949年9月舉行的政協會議選出毛澤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期間柳亞子找夏衍說，「李任潮怎麼能當副主席，難道你們忘記了他20年代的歷史？」如此敏感的言論嚇得夏衍趕緊把話岔開。此前當他聽說毛澤東4月3日在香山接見李濟深等民主人士，就發過這樣的牢騷：

「共產黨內有些高級幹部說：『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也有同感。李任潮在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是跟著蔣介石屠殺共產黨的…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我是被蔣介石通緝的，我一直是反對蔣介石，跟著共產黨走的，現在卻讓我來這裡坐『冷板凳』了。」

如今，他雖然也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之一，而李濟深卻是副主席之一，他對這樣的安排不服。所以，夏衍說「亞子先生實在也太天真了」。可愛的浪漫主義詩人柳亞子要是知道打上中共對李濟深的真實看法，也許久不會有這樣的牢騷了。這樣的一個政治秘密，他不可能知道，李濟深也不可能知道。

金雄白回憶，當李濟深還在香港領導「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活動，將要北上之前，還曾相信自己將來會出任聯合政府的主席。為此，他的兩個老友李思浩（做過北洋政府財政總長）、袁良（做過北平市長）托金氏帶信給他，提醒他：一、就政治立場來說，現階段的中國還不宜於實行社會主義；二、以他們之間的友誼，也希望他不要憑一時的意氣而應鄭重其出處。記者出身的金與他早於1927年相識於滬，當面問及：「你決定與中共合作，是不是出於反對國民政府的那一個為最主要的原因？但我希望知道的是，是你到底為了什麼要反對？」他回答：「我反對長期來的專制獨裁」。金說：「假定你要去參加共黨組織，但人們一致認為，毛澤東的專制獨裁，或許還會遠過於別人。如其有一天，你親身體驗到這樣的處境時，你又將如何？」他沉吟了幾乎有五分鐘之久，才迸出一句：「我會再革命的！」金說：「到那時，還能容你再革命嗎？」他就黯然無語。（註一）

1949年形成的就是清一色的局面

這番對話固然只是金氏個人之回憶，卻頗令人意思，李濟深長期不服蔣介石，在國民黨統治下，屢次忤逆蔣之意，最後走上與中共合流之路。他這樣一個老謀深算的政客，當然不會與柳亞子那麼天真，對毛澤東會由衷的傾倒。但是，他做夢都不會想到，中共對他只是暫時利用。就在1949年11月15日，他當上副主席不久，周恩來在約見蘇聯大使羅申時，提到李濟深、張瀾所擔任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只具象徵意義，他們「僅在形式上是政府成員」，而「暫時受到我們的信任」。 1951年4月25日，劉少奇對羅申說，李濟深「這個人過去政治上十分搖擺，對共產黨甚至有明顯的敵意」。 （註二）

李濟深顯然想不到，從一開始，他就只是一個棋子，並不受到信任。即使，這個地位也是在史達林的主張下，要不然，按毛澤東他們的意思，在武力上打敗了國民黨的軍隊，就要建立一個清一色的共產黨政權，連表面文章也不想做了。

1954年，李濟深改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儲安平1957年關於「黨天下」的那篇《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也不能說完全洞見了其中奧妙：「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

其實，從來就不存在什麼聯合政府，1949年形成的就是清一色的局面，暫時給李濟深他們的高位，也只不過是虛有其表而已。要是柳亞子知道這些內情，他還會嫉妒李濟深，以致牢騷太盛嗎？

註一：《記者生涯五十年》，147—148頁

註二：分別見羅申關於中國國內的政治和經濟狀況問題與周恩來的談話記錄，俄國檔案影本存沈志華處，編號SD09845；羅申關於整風等問題與劉少奇的會談記錄，俄國檔案影本存沈志華處，編號SD09855。轉引自高華《歷史筆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50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