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載，林奕含生前曾經向外求助，希望提出司法告訴。當時她接觸的專家告訴她，成功的機率很小。原因除了年代久遠、證據不足之外，我認為背後真正的原因在於，司法要的，是一個不存在的被害人。

司法要的是「理想被害人」

林奕含活著的時候，不符合司法所預設的「理想被害人」形象（純潔無辜、大聲呼救、事後驚慌報警、害怕厭惡加害人），林亦含自殺了，終於讓多數輿論認定她是被害人。前者，被害人被排除於司法認知之外，後者，被害人已不存在這個世界。不論是前者不存在於認知，或後者不存在於人世，司法要的，是一個不存在的被害人。

被害人「陳述被害」，為熟識者強暴案件的重要證據。然而，被害人回憶創傷的同時，還要應付他人懷疑的道德眼光、抵抗自己對自我的譴責。陳述過程的這些氛圍，使得被害人一邊陳述會一邊閃躲、一邊辯護，其語言模式夾雜許多慌亂與不安。這些慌亂與不安所露出的「破綻」，有時成為言詞閃爍、所言非真的證據。另一些時候，被害人為了成功被相信，會極力掩飾其慌亂不安，讓自己看起來更像是司法要的「理想被害人」。荒謬的是，在許多案件中，被害人極力配合成為「理想被害人」的樣子，反而被司法人員看出，被認為是假裝，因此懷疑被害人陳述的真實性。

司法語言的斷章取義：忽略「前後不一致」的原因

除了「理想被害人」之外，司法偵審過程的語言特質，鍛造了不存在的被害人。性侵害案件不起訴處分書中，「指訴前後不一致」經常為檢察官不起訴的重要理由，影響被害人告訴之可信度。然而，「指訴前後不一致」是一個去脈絡化（俗稱斷章取義）的推論。

告訴人的「前後不一致」，經常源自於特定的語言脈絡，而司法人員很少有意識地釐清、還原此重要脈絡。例如，告訴人的「前後不一致」可能因為警詢或者檢察官偵訊時，對性侵害、暴力等概念的理解不同。在「聆聽失語的被害人」這篇文章中，警察問「被性侵害幾次」？被害人聽到「性侵害」三個字，可能想到被試探、被勉強的噁心與厭惡感受，她當時可能猶豫了一會，在筆錄上警察記下她的回答「不記得幾次」。我猜，這使得看到卷宗的檢察官、法官產生懷疑。在某些不起訴處分書中，檢察官會提到，被害人對於被「性侵害」之次數「指訴前後不一致」。然而，「性侵害」三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僅指被強迫插入？包不包括被勉強口交？多次不預警碰觸性徵？還有被強力熊抱？不斷被詢問／訊問的被害人，每次的回答，都是一場定義與指涉範圍的困難考題。甚至，被害人可能認為不成功的性侵害也是性侵害，因此所陳述的次數、時間等，可能「前後不一致」。

司法語言的盲點，一旦出現在卷宗的筆錄當中，必然讓閱讀卷宗的司法人員，產生負面的印象，最後成為不起訴或判決無罪的關鍵。

法律敘事的問題：聚焦於「願意」或「不願意」的二元選項

司法語言的問題，不只是警詢或訊問筆錄的斷章取義，還包括依照法律構成要件，所建構出的法律敘事，在既有的性別文化之下，本身就是一個片段、失真、甚至扭曲的事實建構。

在熟識者強暴案件中，司法所要的法律敘事，聚焦於判斷被害人的「願意」或「不願意」，也就是只關注「性行為」發生的時刻。「願意」或「不願意」的二元框架，讓處於性別文化劣勢的女性，進入不利的處境。

問題的關鍵在於，司法人員只關注「性行為」發生的時刻，頂多會參考被害人前後的外觀行為，因而拒絕調查犯罪前階段互動的各種線索，忽略加害人企圖控制與破壞性自主的布局。例如，加害人可能有計畫地「利用」或者「操作」各種情境，為了方便性侵害而創造以下的外觀：加害人混淆被害人使其誤認（被害人覺得進賓館只是在做好事，安慰失戀的好朋友）、曖昧舉動引起被害人情慾（難道是在戀愛？）、製造詭異驚嚇被害人（是不是做錯了什麼？）、刻意讓監視器拍下被害人故作鎮定的樣子（擔心讓對方發現自己喝醉了以免被強暴）等。

被害人這些犯罪前階段的誤認、情慾、驚嚇或者偽裝，放在「願意」或「不願意」的二元框架中，很難被歸類為「不願意」，甚至，有時從外觀行為看來，會被直接認定為「願意」。於是，當法律敘事聚焦於女人的「願意」或「不願意」時，就是一個排除加害人「利用」或者「操作」的可能。事實上，加害人的話術、手腕、暗示等，都可能產生威脅、利誘的影響力，讓被害人從外觀看起來，偏向於「願意」。

法律的錯誤想像：「性／性慾」守門員掌控了所有權力

法律敘事「願意」或「不願意」的二元框架，根源於一個對女人「性／性慾」的錯誤想像，我將此稱為：法律敘事錯誤地以為，「性／性慾」守門員掌控了所有權力。

法律與社會各界想像，每一個女人均享有完全的「性／性慾」自由，有足夠的空間與時間，獨立地決定「願意」或「不願意」。此種想像忽略了二點：第一，「性／性慾」是一個互動過程，在無數「願意」或「不願意」的時點，是不是每秒每分都要決定呢？第二，女人在權力關係之下，往往會被影響、被制約、被決定。

對女人「性／性慾」自由的誤認，還有一個根本的問題：為了理解與分析「性／性慾」中的女人，必須將之區分為心靈與身體二個部分，將心靈比喻為守門員，守門員擁有控制身體的權力，守門員的工作就是同意或不同意開門，尤其不同意時，就有能力以其權力阻擋攻門者。守門員的想像隱含了以下許多人不認同的意義：門內的女人之「性／性慾」，在心靈與身體分離之下，身體就像是一個可以被獲取的財產，可以讓男人因為獲得門票而擁有。

其結果是，因為上述的意義是那麼普遍，許多男人獲得的訊息就只是，要努力得到那張門票。這進入一個難以言說的弔詭：既然文化鼓勵男人盡量攻城掠地，怎麼能夠懲罰這些符合想像、努力攻門的人呢？這麼努力的人就算有疏失，也不應該成為人人喊打的強暴犯？這是司法內在真正的聲音，雖然不會直接說出來，卻使得許多檢察官、法官面對外界批評時，能夠理直氣壯的重要基礎。

對多數女人來說，其「性／性慾」並非如司法所預設的，是一場守門員同意或不同意的保衛之戰。許多案例顯示，單方面的激情、挑逗與霸道，經常符合男強／女弱、欲迎還拒的文化想像。於是，侵害的同時，可能也意味著異性的邀請、看重與熱情對待。事實上，被害者的「性／性慾」，不可能只停留在守門員要不要開門的認知與思維，而是雙方身、心、靈的交會。熟識者強暴就是交會的時段，被害人的自我被利用、被踐踏、被禁錮、被毀滅。

法律錯誤地以為，「性／性慾」守門員掌控了所有權力，可以好好保衛身體這個財產，不隨便被攻取。這些不切實際的想像，簡化了女人的心靈，漠視與曲解了女人的身體。

熟識者強暴案件的權力與控制

熟識者強暴作為一個犯罪類型，真正的焦點在於「權力與控制」。「權力與控制」的判斷，不能只停留於雙方關係的客觀外在，例如師生關係、聘僱關係、長幼關係、專業協助關係等。「權力與控制」的判斷，也不能只是針對客觀行為的影響力，例如在成績、工作、協助、監督關係中的威脅利誘。

「權力與控制」更具體的脈絡，其核心為加害人看到、並選擇了被害人，利用或者操弄了被害人的「自我」，也就是加害人利用權勢、威望、仰慕、情懷等，掌控被害人的認知與情感，包括其自我的「生存之道」與「逃逸路線」（例如房思琪們）。熟識者強暴是加害人對被害人「自我」的操弄、利用與踐踏，而對被害人「性／性慾」的掌控，是最極致的「權力與控制」。

換句話說，被害人自我的參與，實為加害人「權力與控制」的重要部分，也是加害人犯罪的動機、方法與目標。請讀者試想，如果今天生養自己、百般呵護自己的父母，幾近央求自己要伸出援手，即便是本來不願意做的事情，大多數的人是不是多半會「願意」接受感情勒索，勉為其難？試想，如果自己是一個沒有顯赫學歷以及工作經驗的人，面對給自己工作與表現機會的老闆，即便要求過分一點、討厭一點，會不會仍然可以耐著性子，接受情緒勒索？試想，一個住在帝寶的孤兒，一個被升學主義抽空人生的小孩，真誠的她受不了人生的虛假，是不是會特別珍惜、無法抗拒那個看到她、理解她、欣賞她，好像可以帶領她走出黑暗的愛慕者？

唯有認識「權力與控制」的本質，司法才有可能掌握熟識者強暴此種犯罪類型。熟識者強暴的加害人，掌控被害人的身體，破壞被害人的「自我」（身、心、靈整體），此種「權力與控制」正是快感的來源。

加害人的「權力與控制」籠罩於被害人的身體，使得身體脫離成為一個東西，彷彿可以被佔有、被買賣、被評價。許多案例顯示，被害人會收到加害人的金錢補償，對加害人而言是補償自己心裡的愧疚，對被害人而言，卻是對逝去自我的哀悼。無奈的是，在不少不起訴處分書或判決書中，此種金錢補償卻被評價為性交易。至此，加害人利用掌控被害人的「性／性慾」，再加上法律對被害人的不信任，徹底破壞了被害人的「性自主整體」。

不存在的被害人

現實一：漠視熟識者強暴中的「權力與控制」，

現實二：帶有對女人「性／性慾」的錯誤假設，

現實三：只是將強暴理解為被害人某一時刻的不願意，

現實四：忽略語言的斷章取義，

現實五：只有「理想被害人」可以成為被害人，

五個現實形成，司法要的，是一個不存在的被害人。而這正是房思琪們的夢魘：被害了，卻不是司法認可的被害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許多房思琪們，在求助無門、告訴失敗、司法二度傷害之後，她們被認可的、真正的身分是—刑法上通姦罪、或者毀謗罪的犯罪人。這就是司法對她們的意義。

※作者為政大法律系教授

【延伸閱讀】

     ●「成人世界」現實殘酷　寶瓶總編拒為林奕含出版《房思琪》

●住在帝寶的孤兒—房思琪​

●報導討論遺作是在「消費死者」嗎

●放下並非瀟灑　執著絕不丟臉​

●卑微地希望陳星出來説句話​

【熱門影片推薦】

●溫畢爾生前最後身影

●卡達「駱駝」面臨外交危機

●阿諾抨擊川普：拒能源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