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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台灣男同志挺身爭取日本同性戀人權 以愛為名幕後告白

仇佩芬 2017年07月06日 15:25:00
在日本提出首宗同性伴侶權益訴訟的台灣男同志G先生,由於非法居留加上同性戀者的身分,讓他不得不用假名在社會上工作20多年,這次,他挺身而出,不只為了心愛的人,更為了所有同性伴侶的權利。(攝影:陳品佑)

在日本提出首宗同性伴侶權益訴訟的台灣男同志G先生,由於非法居留加上同性戀者的身分,讓他不得不用假名在社會上工作20多年,這次,他挺身而出,不只為了心愛的人,更為了所有同性伴侶的權利。(攝影:陳品佑)

「在80、90年代,同性戀的世界是很悲觀的。」帶著那樣深沉的悲觀,G先生在1994年從台灣遠赴日本,隱姓埋名生活了20多年,如今為了爭取和異性戀者一樣的居留權利,挺身挑戰日本法律對同性戀者的歧視待遇。對於自己的居留訴訟,意外成為日本史上第一起同性伴侶爭取權利的法律戰,G先生說,這不只是同性伴侶的權利,這是最基本的人權問題,和所有日本人民一樣,「我和我的伴侶有追求幸福、追求婚姻平等的權利」。

 

日本媒體報導中的台灣籍男子G先生,下決心離開台灣時,還是個20出頭的年輕人。當兵之前,G曾經因為失戀而飽受憂鬱症所苦,甚至曾試圖自殺;而服兵役時不能公開的性傾向、無法向旁人傾訴的感情困擾,更加深了G對身為同性戀的無力感。

 

以前那個年代,同性戀的世界是很悲觀的

 

「在80、90年代,同性戀的世界是很悲觀的,當時的台灣就是這樣。」越洋電話中聽得出已屆中年的G先生,談起年輕的G決定遠走日本的心情,苦澀地笑說:「或許當時我是想逃避在台灣的一切吧。」

 

在那樣的情況下,G先是在1992年申請到1年的留學簽證,赴日進修語言;期滿之後又陸續申請了2次觀光簽證赴日。期間G也曾回到台灣求職,卻根本找不到工作;而在第二次以觀光簽證身分赴日時,認識了現在的日本伴侶,幾經思索之後,決定留在日本和伴侶共渡一生。那是1994年4月,隔年,G曾經佇留過的新公園更名為「二二八紀念公園」,因爭取空間權而串連的「同志空間行動陣線」成立,台灣的同志運動正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悄悄萌芽。

 

日本媒體報導中的台灣籍男子G先生,下決心離開台灣時,還是個20出頭的年輕人。後來他來到日本,認識了現在的日本伴侶,決定留在日本和伴侶共渡一生。(翻攝自朝日新聞)

 

然而G定居日本後,人生並未從此平順。「當初決定和日本伴侶在一起時,就知道我們的命運是沒有將來的。」G說,1992年日本的社會氣氛和台灣沒有什麼兩樣,雖然對性比較開放,但在社會上和政治上,對同性戀卻是「不聞不問」。

 

在那樣封閉的社會氣氛下,G形容自己是「隱姓埋名」,和伴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非法居留加上同性戀者的身分,讓G不得不用假名在社會上工作,「因為自己的一切,對身邊的人、鄰居、同事,我絕對沒有辦法表明自己的身份。」

 

他不離不棄,一起陪我對抗HIV

 

不過身分上的不確定和生活上的困難,因為有了伴侶的陪伴和支持,「精神上是平穩的」。1995年,G確診HIV帶原,他的伴侶不離不棄、一路相伴;2003年第一次發病,之後幾年輾轉求醫的過程,卻開啟了他人生的另一個階段。經過醫生介紹,G接觸了HIV支援團體,並且因此認識了推動日本同志運動的法律及學術團體,也意識到自己長年非法居留的問題,或許存在法律維權的可能性。

 

在支援團體的鼓勵下,G開始思考提出訴訟的可能性。G下定決心提出訴訟的理由很單純,就像所有人在思考終身大事一樣:「我和伴侶在一起20多年,兩人都已經4、50歲,對於兩人的將來,應該要有考慮。」

 

雖然一開始並不曾意識到自己竟然成為日本同性伴侶爭取合法權益的第一人,但隨著案件的進行和社會的討論,整件事的意義逐漸浮現出清楚的輪廓。G明確而堅定地說,這已不只是同性伴侶的問題,還有最基本的人權問題,就是日本人民選擇配偶的自由

 

G說,日本法律最基本的觀念就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不管是本國人或是外國人,「我和我的日本伴侶就像其他日本人民一樣,有追求幸福、追求婚姻平等的權利。」

 

1992年日本的社會氣氛和台灣沒有什麼兩樣,雖然對性比較開放,但在社會上和政治上,對同性戀卻是「不聞不問」。圖為示意圖。(湯森路透)

 

訴訟進行至今,雖然參與的律師都認為勝算不小,但G仍然要面對現實生活中的一切。他坦承,關於他的事,網路上有很多的議論,很多人認為他既是非法居留,又是HIV陽性,「大概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希望我快點滾出日本」,自己只能選擇不在意,專心於眼前的居留訴訟。

 

對於訴訟,我從沒有想過最壞的可能

 

在被問到訴訟若出現最壞的結果,是否考慮回台灣?G笑稱東京入國管理局也問過他同樣的問題,而他的回答是「從到日本那時起,就沒有想過自己有一天要回台灣,我現在的心情,和當時並沒有太大改變。」面對眼前的訴訟,他也從未想過敗訴的可能性,「希望有好的結果,從沒有想過最壞的可能」。

 

事實上,在日本生活的20多年間,G從未和台灣的家人聯絡。直到今年年初,他在日本辦理過期護照更新,駐日代表處才將他在日本的住所和電話轉告台灣家人,和家人才因此有了幾次電話聯繫。

 

從來不曾和家人談起自己的性向和感情,如今成為日本第一起同性伴侶爭權訴訟主角的G,仍然沒有讓家人知道自己正經歷什麼樣的事。「我的兄弟姊妹已經要5、60歲,都有各自的家庭,如果這時候我突然對他們說自己是同性戀的事,會讓他們的家人都感到困擾吧。」和所有因為家庭羈絆而無法出櫃的同志一樣,G的顧慮不是自己,而是親人

 

訪問中,談到近來台灣在同性伴侶權益上的進展,G輕輕地笑著說:「到日本20多年,台灣有相當的變化,這是我當時很難想像的。」一邊感歎著台灣的進步,G說,眼前對他最重要的,就是贏得自己的居留權,讓日本同志們也能因此得到法律上的權益。

 

同志團體8日將在日本東京舉行「外國同性伴侶居留訴訟聲援大會」,屆時,G先生將會出席並公開發言。(翻攝自「外国人同性パートナー在留特別資格訴訟を支援する集い」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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