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最重要的是詮釋。錯誤的詮釋往往比無知更加危險，因為舊傷與仇恨的記憶會激起新的衝突。」—本書作者

父親的故事一直縈繞我心。就他的年齡跟背景而言，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歷並不特別。他的故事很悲慘，但比他更悲慘的故事所在多有。

第一次聽到父親談論戰爭時，我年紀還很小。有些回憶一定很痛苦，但他不像有些人一樣對戰爭避而不談。我很喜歡聽他講這些故事。父親書房的抽屜裡有一本相簿，我閒來無事時常拿出來翻閱，裡面有一頁拼貼了幾張黑白小照片：

簡陋的東柏林勞動營；父親在正式照片裡扮鬼臉；西裝上別著納粹袖章的德國人，看上去像在發號施令；週日到郊區湖畔出遊；幾位烏克蘭金髮女孩對著鏡頭微笑。這些照片並不特別，但我還是覺得不尋常，心中有許多疑問。

在當年，這些已經算是快樂時光了。當時跟烏克蘭人打交道大概是禁忌，但每當提起那些女孩，父親仍然流露出傷感的眼神。這些相片沒有記錄父親的遭遇：他幾度瀕臨餓死、差點被操死、受蟲子折騰，或拿積水的彈坑當公廁兼唯一洗澡的地方。不過在我心頭揮之不去的，並不是這些艱苦的情境，而是他回家之後發生的一些事。

父親來自荷蘭東部小鎮奈美橫（Nijmegen），當地居民大多信奉天主教。一九四四年，這裡發生了阿納姆之役（Battle of Arnhem）。要塞阿納姆橋與奈美橫有段距離，盟軍在激戰後奪下奈美橫。我祖父於一九二〇年代被派任為當地的新教牧師，照顧為數相對不多的門諾教徒社群。

一名戰時通敵的女性在街上被潑焦油。（出版社提供）

奈美橫位於邊境，從我父親家到德國，只要步行就可以到了。由於德國物價相對便宜，家族旅遊多半是穿越國境，在德國度過。大約到了一九三七年，納粹的行徑開始變得連觀光客都無法忍受。有一天我們家路經希特勒青年營（Hitler Youth camp），親眼目睹幾個年輕男孩遭到一群穿制服的青年痛毆。

一回在萊茵河的遊輪上，祖父朗誦起海涅（Heinrich Heine）對萊茵河女神致敬的〈羅蕾萊之歌〉（The Lorelei）（他大概是故意的），讓同行的德國乘客非常難堪（因為海涅是猶太人）。這也讓祖母忍無可忍，此後我們家族旅遊就不去德國了。三年後，大批德軍從奈美橫進入荷蘭。

即使德軍占領，日子還是得照常過。對多數荷蘭人來說，至少在占領的頭一兩年，只要不是猶太人，生活還正常得有點詭異。我父親在一九四一年進入烏特列支大學（Utrecht University）就讀法律系。有志成為律師的人，都必須加入學生組織，成為兄弟會一員（時至今日，多少還保留這種規定）。

然而，兄弟會是菁英組織，入會後所費不貲。雖然祖父是新教牧師，社會地位不差，但收入並不足以支應父親所有開銷，因此祖母娘家一位富有的舅公決定補貼父親的社交花費。

就在父親即將加入兄弟會之際，德國當局認為兄弟會可能成為反抗勢力孕育的溫床，因而明文禁止。在這之前，幾位猶太教授被逐出大學。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的法學院院長魯道夫‧克萊夫林格（Rudolph Cleveringa）在一場著名演說中對此表達抗議；他當時也做好被捕的準備，事先打包好牙刷與換洗衣物帶在身上。

隨後他果然被捕。學生開始罷課，其中許多人都是兄弟會成員。萊頓大學被迫關閉，在德國禁止猶太學生上學之後，阿姆斯特丹兄弟會也自行解散。

但烏特列支大學仍照常運作，兄弟會也轉往地下繼續運作。欺負新成員的殘酷儀式不得不祕密進行。一年級新生在會裡稱為「胚胎」，照理說得把頭髮剃光，但為了躲避德國人的耳目，這項規矩也免了。只是胚胎們還是得繞圈青蛙跳、不得安眠、任人宰割，老鳥想出各種虐待遊戲來羞辱他們。

父親和其他社會階級與教育程度相同的人一樣，接受這些折磨，毫無怨言。當年的狀況就是這樣（如今亦然），吊個書袋，套用拉丁文的說法，這就是所謂的「約定成俗」（mos）。

一九四三年初，年輕男性面臨另一項更嚴峻的考驗。德國占領軍下令所有學生簽署忠誠誓約，發誓不從事任何對第三帝國不利的行為，拒絕簽署者會被送往德國，強制在納粹兵工廠工作。父親跟其他八成五的同學都拒絕簽署，就此開始躲躲藏藏的日子。

幾個月後，他收到烏特列支學生反抗軍的徵召令，重返故鄉。這件事的始末至今不明。有可能是學生一時慌張，也或許只是經驗不足，而釀成這個愚蠢的錯誤。這些人說到底還是學生，而非久經沙場的游擊隊戰士。

總之，父親偕同祖父一起抵達車站。但很不幸地，碰巧遇上納粹強拉年輕人去德國勞改，月台兩側都被警力封鎖了。納粹警告，若有人脫逃，他們的父母也難辭其咎。父親擔心連累祖父母，於是自投羅網，此舉雖然出於一片孝心，卻不是什麼英雄行徑，至今這件事偶爾還會讓他心煩。

他們一群人被送到一個惡劣的小集中營，親衛隊（the SS）用野蠻的方式在這兒訓練荷蘭的地痞流氓。父親在那裡僅短暫停留，戰爭其餘時間，他都待在柏林一間工廠製造火車煞車器。

這是個五味雜陳的經歷，至少一開始是如此。荷蘭的學生勞工只要不積極抵抗德國人，就不會被送進集中營。到頭來，工廠的單調乏味、為敵工作的羞恥感，睡在冰冷又充斥蝨子的軍營中，還是換來了一些犒賞：父親還記得聽過幾場福特萬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指揮「柏林愛樂」的音樂會。

克諾爾煞車工廠（Knorr Brakes）裡可能也有許多祕密活動。一位名喚艾利松先生（Herr Elisohn）的黑髮男子，只要荷蘭學生工人一接近就會躲到一邊。其他人也避免過從甚密，像名字是羅森達（Rosenthal）之類的男性工人，行事特別低調。父親後來臆測，工廠裡可能藏著猶太人。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情勢急轉直下，英國皇家空軍開始長期轟炸這個德國首都。一九四四年，美國B-17轟炸機加入「蘭開斯特轟炸機」（Lancasters）的行列；但一直要到一九四五年的頭幾個月，柏林市區及居民才受到全面的毀滅攻擊，爆炸與大火幾乎沒有停過：白天美國人攻擊，晚上換英國人。到了四月，蘇聯的「史達林風琴」（Stalin Organs）火箭發射車開始從東邊轟炸整座城市。

有時學生可以幸運擠進防空洞與地鐵站，但集中營犯人就沒有這種特權，倉促挖成的壕溝經常就是他們面對轟炸時唯一的庇護。父親回憶，當時學生對此既興奮又害怕。最痛苦的折磨之一，是睡眠不足。因為轟炸不斷，空襲警報吵鬧不休，爆炸、尖叫聲四起，石塊與碎玻璃不斷掉落。儘管學生很容易因而喪命，也有幾位學生確實遇害，但這些轟炸機仍讓他們亢奮不已。

一九四五年四月，勞改營再也不宜人居，狂風與大火把屋頂、牆壁都摧毀了。父親透過一名可能沒那麼支持納粹的新教教會聯絡人，在郊區一棟別墅找到寄居之處。

房東太太連哈特女士（Frau Lehnhard）已經收容了幾個從柏林市區廢墟逃離的難民，其中包括德國律師胡梅林博士（Dr. Rümmelin）和他的猶太夫人。先生害怕太太被捕，於是在屋內藏了一把左輪手槍，以備萬一被查獲時，夫妻倆可以共赴黃泉。連哈特女士喜歡唱德國藝術歌曲，父親則擔任她的鋼琴伴奏，他說這是他在柏林最後戰役中，「罕有的文明回憶」。

到東柏林上班途中，父親經過已成斷垣殘壁的街頭，那是蘇聯與納粹部隊在一棟棟房子之間交火的傑作。在波茨坦廣場（Potsdamer Platz），父親站在史達林風琴後面，聽著它發出不祥而尖銳的聲響，對著希特勒的政府大樓轟炸，這讓他終其一生都很害怕爆炸聲與煙火。

一九四五年四月底或五月初某日，蘇聯軍人來到連哈特女士的房子。這些不速之客通常會輪姦所有女性，不分老幼。但這回並沒有發生，不過他們發現了胡梅林博士的左輪手槍，我父親差點因此送命。

由於這些士兵都不通英文或德文，因此解釋為何有槍也是徒勞。士兵把屋內僅有的兩名男子，胡梅林博士和父親，壓在牆上準備處決。父親記得當下有種宿命感油然而生——他已目睹太多生離死別，對自己即將死亡一事反倒不特別意外。就在千鈞一髮之際，不可思議的運氣扭轉了命運：一位會說英文的蘇聯軍官突然出現，他採信了胡梅林博士的說法，處決於是取消。

盟軍第一空降兵部隊的行動，傘兵在荷蘭落地。（出版社提供）

父親跟另一位蘇聯軍官相處融洽，這位軍官之前在列寧格勒當高中教師。他們無法用言語交談，哼唱貝多芬與舒伯特的樂句是他們的溝通方式。這個叫瓦倫汀（Valentin）的軍官帶父親到一個接送點，那裡曾是西柏林勞工階級居住的郊區，現在已變成廢墟，父親得從那邊出發找到城市東邊的難民營。途中另一位荷蘭人加入父親的行列，他大概是納粹合作者或前親衛隊成員。此時父親已經好幾個禮拜作息不正常，舉步維艱。

走沒多遠，父親就不支倒地了。這位可疑的同伴把父親拖進一棟殘破的建築，他的德國妓女女友，住在幾級階梯上的一個房間。父親不記得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他大多時候可能都處於昏迷狀態。這位妓女救了他一命，一直照顧到他能自行走去難民營為止。難民營有一千多名來自各國的人士，包括集中營的生還者。大家只能將就著共用一副水龍頭。

六個多月後，父親回到荷蘭。照片上的他，身子仍然因飢餓加上水腫而顯得虛胖。一套不合身的西裝，褲子上還有尿漬。這套衣服大概是美國門諾教派的慈善組織發放的，也可能是祖父遺留下來的。儘管父親浮腫蒼白，相片中的他看起來還是很開心。幾個同齡男子圍著他舉起啤酒杯，嘴巴張得老大，像是在歡呼或高唱學生歌曲。

大約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父親回到烏特列支兄弟會，當年他二十二歲。由於戰時的入會儀式是祕密進行的，兄弟會學長決定讓整人儀式重來一遍。父親不記得自己有被叫去青蛙跳或胡亂使喚，只有剛進大學的年輕小夥子才會受到這種待遇，其中有些人可能才剛從更惡劣的環境回來。

也可能是躲藏數年的猶太學生，一些甘願冒著殺頭風險的非猶太人，在戰爭時期，好心把他們窩藏在家中的地板下才倖存。但父親記得沒有人對這些入會儀式感到特別困擾。無論是猶太人還是非猶太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這些故事通常不太愉快，也沒有人感興趣。入會儀式中，新「胚胎」會被吼、被羞辱，甚至被塞進擁擠的地窖中（這遊戲後來在兄弟會稱為「集中營扮演」）。

這就是我覺得奇怪的地方：在經歷過這麼多風風雨雨之後，父親怎能忍受這種荒誕的行徑？至少應該要覺得不合常理吧？

不會啊，父親反覆道，不會，這樣很正常，當年本來就是這樣。這是「約定成俗」，沒有人會質疑。他後來稍加解釋。他覺得欺負猶太裔生還者很不妥，但不知道其他人是怎麼想的。

起初我非常不解，但漸漸地我想我有點懂了。「正常」這種想法似乎提供了一絲線索。人們急於回到納粹占領前他們所知的世界，也就是在轟炸之前、集中營之前、殺戮之前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裡，惡整「胚胎」再正常不過。這是他們回到過去的方式，也是回家的方式。

當然還有其他可能性。或許在目睹極端暴力後，學生遊戲相對顯得無害，只是年輕人無傷大雅的嬉鬧罷了。最喜歡整人的人，本身大概沒有經歷過太多創傷，他們現在終於有機會耍狠。假如受害者本身承受過更殘酷的折磨，這些整人的傢伙就更痛快。

我之前說過，父親的故事雖然不是最慘的，但也夠慘的了。父親的故事讓我不禁疑惑：在人類史上最慘烈的戰爭之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這個世界如何從一片廢墟中重生？當數百萬人餓著肚子，或是決意報復時，會發生什麼事？

各個社會或「文明」（當時很流行的字眼），如何再度重建？這種想讓一切恢復正常的渴望，是人類在災後的自然反應，這是人的本性。這種以為世界能復原成戰前樣貌的念頭，彷彿一九三九年前後十年間的各種暴行都不算數，顯然是一種幻想。

然而，無論是各國政府或人民都抱持這種幻想。法國與荷蘭政府以為可以取回殖民地，恢復原本的生活，就像回到日本侵略東南亞之前那樣。但這不過是幻想，因為世界已經不可能回到從前的樣子了。

太多事情發生，太多變化產生，許多人被連根拔起，有時甚至整個社會也被連根拔起。很多人，包括一些政府，也不希望回到過去。一度為國王與國家賣命的英國工人，不再安於舊有的階級制度，在擊敗希特勒兩個月之後，他們就用選票讓邱吉爾下台。

史達林無意讓波蘭、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回到任何形式的自由民主體制。即使在西歐，許多知識分子也認為高舉道德大纛、以「反法西斯主義」為包裝的共產主義可以取代舊秩序。

戰爭在亞洲帶來了更戲劇性的轉變。印尼、越南、馬來、中國、緬甸、印度等國家的人民，都目睹了同樣是亞洲國家的日本，如何羞辱西方殖民宗主國。船堅炮利的西方神話就此幻滅，國際關係不再可能一如以往。

而日本人則像德國人一樣，看到領導者的春秋大夢灰飛煙滅後，面對勝利盟軍恩威並施下要求的種種改變，也只能半推半就地接受。

英、美女性因戰時需要而投入職場，貢獻勞力，戰後也不願從經濟獨立回到家庭的約束。當然許多人還是回到了家庭，就像殖民地得花上好些時間爭取完全獨立，女性經濟完全獨立也不可能短時間達成。

想要重新建立更好的世界，希望毀滅戰爭不再發生，這種想要改變的願望，和只想「回歸正常」的保守渴望之間，永遠存在著激烈衝突。這些願望皆源自真誠的理想主義。

就算「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無力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這些人的理想也沒有因此破滅。一九四五年時，他們仍希望組成「聯合國」（United Nations）永保世界和平。隨著時間過去，我們發現這種理想就跟想要讓時光倒流一樣虛幻不實，但這並不會減損理想的力量，也不必然貶低所欲達成的目標。

某方面來說，一九四五年戰後所發生的事，在人類歷史上早就有過。古希臘人很清楚人類復仇心理的毀滅性，悲劇作家用戲劇呈現以法治化解血海深仇，拿審判代替復仇。東西方的歷史不斷上演著想要捲土重來的夢想，把戰爭導致的廢墟當作建立理想新社會的地基，但這些新的理想往往只是新瓶裝舊酒。

我對於戰後時期的興趣，部分來自當前的時局。近年來我們看到許多例子：人民對革命戰爭滿懷希望，希望藉此推翻獨裁者，建立新的民主體制。不過，我最主要的目的，是想了解父親與他那個世代的世界。一部分或許是因為孩子天生就想知道父母的經歷，等到孩子比當年的父母更老時，好奇心更強；特別是當父親歷盡滄桑，孩子只能憑空想像而無法實際體驗時，更想一探究竟。

讓我好奇的，不僅僅如此。父親在戰爭中險些送命，之後又站在戰後廢墟中幫忙創造了這個世界。我們就是在這個世界中長大的。我們這一代受到父執輩夢想的薰陶：歐洲福利國家、聯合國、美式民主、日本和平主義、歐盟。一九四五年所創造的世界也有其黑暗面：俄羅斯與東歐的共產獨裁，毛澤東從中國內戰崛起，冷戰。

父執輩當年的世界大半已分崩離析，或在瓦解邊緣。不過讓人欣慰的是，上一次世界大戰影響所及的地區，至少在物質條件上，現今的生活品質幾乎都比一九四五年大幅提升。而當年最害怕的事，大多沒有發生。蘇聯帝國瓦解，「冷戰」最後的戰場是朝鮮半島，或許是狹窄的台灣海峽。

然而在我寫作這本書的同時，到處都有人在談論歐洲、美國、西方的衰落。戰後時期的一些恐懼已然褪色，但許多夢想也悄然消逝。只有少數人還相信有一種「世界政府」可以帶來永久的和平，還願意相信「聯合國」可以讓世界免於衝突。邱吉爾在一九四五年敗選，正是因為人民期望建立新的社會民主體制與福利國家，而非持續征戰，但這個夢想如今卻因意識型態之爭與經濟問題而傷痕累累，幾乎潰散。

我很懷疑人們是否真的能從歷史中記取教訓，了解過去的愚行，並無法避免未來犯下類似的錯誤。歷史最重要的是詮釋；錯誤詮釋過去，往往比無知更危險。過去的傷痛還在；仇視導致新的衝突事件。

然而，至關重要的是，我們得知道並了解過去發生的事，否則無以理解自己所處的這個時代。我想知道在過去那些長夜漫漫的日子裡，父親所經歷過的一切，這讓我更加了解自己，當然還有我們所有人的人生。(本文摘自紅桌文化出版《零年》一書)

※作者為當代備受尊崇的歐洲知識分子。在荷蘭萊頓大學念中國文學、東京日本大學念日本電影。一九七〇年代在東京落腳，曾在大義英的劇團「狀況劇場」演出，參與麿赤兒創立的舞踏舞團「大駱駝艦」演出，也從事攝影、拍紀錄片。八〇年代，以記者身分在亞洲各地旅行，也開啟了他的寫作生涯。

譯者：白舜羽／台大工商管理學系、哲學系雙學士，挪威科技大學應用倫理碩士，英國雷丁大學商學院博士候選人。譯有《有毒污泥愛你好》、《輕輕鬆鬆實踐綠設計》、《父親的罪》，合著作品《倫敦腔：兩個解釋狂的英國文化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