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電影——當拍攝者就是被攝者:金修彬、陳婉真對談(上)

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2017年08月04日 18:03:00

(TIDF提供)

今年三月TIDF在台南的紀錄片講堂,邀請到南韓導演金修彬及台灣導演陳婉真,針對「私電影」這個類型的紀錄片創作進行對談。

 

「私電影」,也有人稱「個人化電影」、「自傳式紀錄片」,在英文中有很多不同的用語,包括film diary、self portrait、autobiography、essay documentary、first-person documentary等等。主持人吳凡列舉了「私電影」的幾項特色,「第一,拍攝的對象或是題材是跟自己很親近的人;第二,大部分的敘事方式是第一人稱,不管是第一人稱的旁白,或是第一人稱的視角觀點;第三,影片拍攝過程的思考創作歷程,可能也都會呈顯在影片裡面;最後,這些影片雖然講述的是個人故事,但卻有可能讓更多人產生共鳴,甚至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成為述說議題的工具,改變社會。」

 

金修彬導演的《歡迎來扮家家酒》記錄了她自己23歲奉女成婚後,在夢想與家庭,自我、妻子、母親、媳婦等角色間的糾葛過程。而陳婉真導演的《是我嗎/媽》則以她母親為主角,並帶出自己與母親的關係。兩位導演從自己的故事出發,既是拍攝者與創作者,同時也是家人與被攝者。這樣多重的身分對她們的創作有何影響?她們又是如何看待「私電影」?以下為講堂對談紀要:
 

吳凡(以下稱「吳」):兩位導演為什麼會選擇從身邊的家人或是自己開始,去做「個人化電影」類型的創作?

 

金修彬(以下稱「金」):其實我並沒有計畫,拍攝紀錄片是當時一個非常自然的舉動。懷孕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變故,因為不敢置信,所以我想,「如果拍起來,等下從手機裡面看到這個影像,代表這真的發生了,如果那不是真的,那我打開就不會看到。」是這樣開始拍攝的。後來,結婚、孩子出生……發生了太多事情,我覺得生活好艱難,所以需要讓攝影機作為一種濾鏡,去過濾那些艱苦的部分,繼續活下去。

 

而攝影機除了是濾鏡,同時也不斷提醒我思考自己到底是誰。當時我有非常多的角色,我要當一個媽媽,當一個媳婦,還要當一個太太,所以只有拍攝是我覺得能夠為自己做的事情。隨著時間的流逝,紀錄毛帶越來越多,我就匯集成這部影片。

 

陳婉真(以下稱「陳」):因為念影像相關科系,手邊有了自己第一台攝影機,就開始想要來拍點東西。那時候最讓我感興趣的是我媽媽,她是一個家庭主婦,五十幾歲開始學攝影、剪接。她的舉動讓我覺得很奇怪,想透過攝影機去理解她到底在幹麻。

 

我覺得攝影機的確有點像金導演說的,像個濾鏡。我跟媽媽的關係一直比較緊張,很容易吵架,就學之後我長時間離家,可是為了拍她就必須常常回家。有些事情透過攝影機會比較能忍受,當然也還是有不太能忍受的地方,會一直跟她對槓。拍攝還滿痛苦的,必須常常回家跟拍她的生活,覺得很累,所以一度放棄了。之後因為我的畢業製作主題就是自傳式紀錄片,我也對第一人稱的紀錄片很感興趣,覺得應該自己親身走一回,是這個力量讓我下定決心把這個片子拍完。

 

吳:拍攝過程如何與家人溝通呢?

 

陳:我媽滿樂意被我拍的。因為為了拍她,我必須一直參與她的生活,她很開心終於有一個女兒願意聽她講以前的事情、參與她的活動。她對我也有足夠的信任,這是拍家人的一個優勢,如果是陌生的被攝者,需要花時間建立關係,甚至對於片子的呈現要有共識。不過,我媽其實是很有攝影機自覺的,有的時候甚至勝過於我,拍攝中如果我們兩個吵架,我常常會忘記攝影機的存在,開始亂講話,但她會意識到攝影機在,所以會hold住。

 

金:我用的其實是另一種方式——讓我的家人習慣攝影機的存在。一開始家人會覺得,為什麼我早上出來房間的時候手上都拿個相機,但因為我太常拿著,他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在錄、什麼時候沒有在錄。攝影機像是我肌肉的一部分,拍攝已經就是我的一種習慣,所以當我把影片完成的時候,他們看到都很驚訝,「這就是你六年多拍出來的東西嗎?」。

 

吳:兩位在片中除了是拍攝者,也入鏡成為被攝者,請談談你們作為影片裡個一個角色,是什麼樣的心情或想法?

 

陳:我最初想的很簡單,就是要拍我媽媽的人生。但是拍攝時,我沒有辦法脫離女兒這個身分,我沒有辦法當一個冷靜的拍攝者,而她也無法把我當成一個拍攝者。所以即使攝影機一直在拍,無論是訪問或是活動場景,基本上她都會一直不停地跟我對話,我也會忍不住以女兒的身分去回應她,所以後來看毛帶後,發現都是我的聲音,影像也不適用,於是就停拍了。

 

後來,我知道我不可能旁觀的拍攝她,但可以拍出我們的母女關係,確定了這個主題後,有些訪問除了我手上拿著小攝影機拍攝外,也找了第二攝影機側拍,開始有意識的讓自己在影像上入鏡。但因為我還是希望攝影機的鏡頭有主觀感,所以我的作法是若用鏡子或是倒影,讓自己出現在反射裡面。

 

金:我的相機一直處於拍攝的狀態,這個過程其實很有趣。有點像是人格分裂,一半的我在拍片,一半的我在真實生活。在想拍片的那一半,是會期待有事情發生的。像是爭執,真實的我很不喜歡吵架,但是拍片的我卻會覺得太好了,真實的我傷心在哭,但拍片的我卻覺得很棒有東西可拍。所以這六年我一直都處於這樣的狀態,我不知道自己是活在現實還是影像的世界多一點。但如果以一個比較正面積極的角度來看,當生活中發生不順的事情,我可以躲進這個影像裡,當我在看影片的時候,也會覺得很像在看肥皂劇一樣,片中的我就是一個角色,發生了什麼事好像和我沒有關係。

 

凡:兩位導演都花了不少時間去拍攝影片,分別是四年跟六年。大概拍了多少素材?在這麼大量的素材中,剪接時怎麼決定哪些東西要放到影片裡面?而從一個個人、家人、被攝者的角度出發,會不會有不同的考量?

 

陳:我不知道有多少素材,因為真的多到難以計算。有一段時間我甚至架一台攝影機在客廳的角落日夜拍,因為那是一個所有家人都會出現的地方。我每天拍攝完會寫日誌,也會固定時間看毛帶,這個時候創作者的角色才會比較出來。

 

我覺得是在有確切想講的主題並開始剪接時,才能以一個旁觀的立場去看這些素材,把我想講的主要主題透過影像講出來。我覺得剪接真的是一個很神祕而且有緣分的過程。有時候片段與片段之間有洞,但也不是很確定要填什麼,就回去硬碟裡面找素材,有點不是那麼緊密的規劃,而是很隨機的在做。

 

而回到個人式電影或私電影這個主題上,這部片雖然是我跟媽媽,但我不希望這件事好像只發生在我跟我媽媽身上而已。我希望表達出一種關係的狀態。所以我會把一些只適用於我們的細節拿掉,保持一種模糊,讓觀眾有空間去認同。

 

一般的紀錄片在介紹人物時,會忍不住想去介紹他的生平,把他的經歷講的很清楚。但在我的片子裡,你看到的是一個憂鬱的、不滿於生活的媽媽,她跟女兒的關係怎麼找到出口,而她是因為什麼事情而低潮,這些細節我都沒有放。常有觀眾問我媽媽不開心的原因,我都選擇不回答,因為我覺得這不是重點。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世界,重點是一個這樣子的家庭主婦,她的處境是什麼。

 

金:我很同意婉真導演所提的,在那麼多素材裡面,必須要有一個非常清楚的意圖,到底是要傳達給觀眾什麼事情,那個主題要很清楚,甚至是一句話就能說明白的主題,這樣在挑選素材的時候,就以符不符合主題為基準,像是過篩一樣,慢慢會形成一個可以使用的素材庫。而因為有一些細節是比較個人的,尊重家人的意見,我最後也沒有放進去。

 

接著,則是要去思考如何表達、傳遞主題。在影片裡面有一個片段,我要拿煮好的燉排骨回去自己的家,我的婆家是反對的。在那之後我和岳母有非常大的爭執,我就請我的老公去錄音,錄下岳母、岳父和老公之間的談話,大致上就是對我的批評,我就選擇做一個動畫,去傳達當時吵架的情況。(逐字稿聽打╱林佩璇,編輯整理╱何思瑩,英文口譯╱林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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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DF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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