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電影——當拍攝者就是被攝者：金修彬、陳婉真對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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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2017年08月04日 18:03:00

（TIDF提供）

今年三月TIDF在台南的紀錄片講堂，邀請到南韓導演金修彬及台灣導演陳婉真，針對「私電影」這個類型的紀錄片創作進行對談。

「私電影」，也有人稱「個人化電影」、「自傳式紀錄片」，在英文中有很多不同的用語，包括film diary、self portrait、autobiography、essay documentary、first-person documentary等等。主持人吳凡列舉了「私電影」的幾項特色，「第一，拍攝的對象或是題材是跟自己很親近的人；第二，大部分的敘事方式是第一人稱，不管是第一人稱的旁白，或是第一人稱的視角觀點；第三，影片拍攝過程的思考創作歷程，可能也都會呈顯在影片裡面；最後，這些影片雖然講述的是個人故事，但卻有可能讓更多人產生共鳴，甚至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成為述說議題的工具，改變社會。」

金修彬導演的《歡迎來扮家家酒》記錄了她自己23歲奉女成婚後，在夢想與家庭，自我、妻子、母親、媳婦等角色間的糾葛過程。而陳婉真導演的《是我嗎／媽》則以她母親為主角，並帶出自己與母親的關係。兩位導演從自己的故事出發，既是拍攝者與創作者，同時也是家人與被攝者。這樣多重的身分對她們的創作有何影響？她們又是如何看待「私電影」？以下為講堂對談紀要：

吳凡（以下稱「吳」）：兩位導演為什麼會選擇從身邊的家人或是自己開始，去做「個人化電影」類型的創作？

金修彬（以下稱「金」）：其實我並沒有計畫，拍攝紀錄片是當時一個非常自然的舉動。懷孕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變故，因為不敢置信，所以我想，「如果拍起來，等下從手機裡面看到這個影像，代表這真的發生了，如果那不是真的，那我打開就不會看到。」是這樣開始拍攝的。後來，結婚、孩子出生……發生了太多事情，我覺得生活好艱難，所以需要讓攝影機作為一種濾鏡，去過濾那些艱苦的部分，繼續活下去。

而攝影機除了是濾鏡，同時也不斷提醒我思考自己到底是誰。當時我有非常多的角色，我要當一個媽媽，當一個媳婦，還要當一個太太，所以只有拍攝是我覺得能夠為自己做的事情。隨著時間的流逝，紀錄毛帶越來越多，我就匯集成這部影片。

陳婉真（以下稱「陳」）：因為念影像相關科系，手邊有了自己第一台攝影機，就開始想要來拍點東西。那時候最讓我感興趣的是我媽媽，她是一個家庭主婦，五十幾歲開始學攝影、剪接。她的舉動讓我覺得很奇怪，想透過攝影機去理解她到底在幹麻。

我覺得攝影機的確有點像金導演說的，像個濾鏡。我跟媽媽的關係一直比較緊張，很容易吵架，就學之後我長時間離家，可是為了拍她就必須常常回家。有些事情透過攝影機會比較能忍受，當然也還是有不太能忍受的地方，會一直跟她對槓。拍攝還滿痛苦的，必須常常回家跟拍她的生活，覺得很累，所以一度放棄了。之後因為我的畢業製作主題就是自傳式紀錄片，我也對第一人稱的紀錄片很感興趣，覺得應該自己親身走一回，是這個力量讓我下定決心把這個片子拍完。

吳：拍攝過程如何與家人溝通呢？

陳：我媽滿樂意被我拍的。因為為了拍她，我必須一直參與她的生活，她很開心終於有一個女兒願意聽她講以前的事情、參與她的活動。她對我也有足夠的信任，這是拍家人的一個優勢，如果是陌生的被攝者，需要花時間建立關係，甚至對於片子的呈現要有共識。不過，我媽其實是很有攝影機自覺的，有的時候甚至勝過於我，拍攝中如果我們兩個吵架，我常常會忘記攝影機的存在，開始亂講話，但她會意識到攝影機在，所以會hold住。

金：我用的其實是另一種方式——讓我的家人習慣攝影機的存在。一開始家人會覺得，為什麼我早上出來房間的時候手上都拿個相機，但因為我太常拿著，他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在錄、什麼時候沒有在錄。攝影機像是我肌肉的一部分，拍攝已經就是我的一種習慣，所以當我把影片完成的時候，他們看到都很驚訝，「這就是你六年多拍出來的東西嗎？」。

吳：兩位在片中除了是拍攝者，也入鏡成為被攝者，請談談你們作為影片裡個一個角色，是什麼樣的心情或想法？

陳：我最初想的很簡單，就是要拍我媽媽的人生。但是拍攝時，我沒有辦法脫離女兒這個身分，我沒有辦法當一個冷靜的拍攝者，而她也無法把我當成一個拍攝者。所以即使攝影機一直在拍，無論是訪問或是活動場景，基本上她都會一直不停地跟我對話，我也會忍不住以女兒的身分去回應她，所以後來看毛帶後，發現都是我的聲音，影像也不適用，於是就停拍了。

後來，我知道我不可能旁觀的拍攝她，但可以拍出我們的母女關係，確定了這個主題後，有些訪問除了我手上拿著小攝影機拍攝外，也找了第二攝影機側拍，開始有意識的讓自己在影像上入鏡。但因為我還是希望攝影機的鏡頭有主觀感，所以我的作法是若用鏡子或是倒影，讓自己出現在反射裡面。

金：我的相機一直處於拍攝的狀態，這個過程其實很有趣。有點像是人格分裂，一半的我在拍片，一半的我在真實生活。在想拍片的那一半，是會期待有事情發生的。像是爭執，真實的我很不喜歡吵架，但是拍片的我卻會覺得太好了，真實的我傷心在哭，但拍片的我卻覺得很棒有東西可拍。所以這六年我一直都處於這樣的狀態，我不知道自己是活在現實還是影像的世界多一點。但如果以一個比較正面積極的角度來看，當生活中發生不順的事情，我可以躲進這個影像裡，當我在看影片的時候，也會覺得很像在看肥皂劇一樣，片中的我就是一個角色，發生了什麼事好像和我沒有關係。

凡：兩位導演都花了不少時間去拍攝影片，分別是四年跟六年。大概拍了多少素材？在這麼大量的素材中，剪接時怎麼決定哪些東西要放到影片裡面？而從一個個人、家人、被攝者的角度出發，會不會有不同的考量？

陳：我不知道有多少素材，因為真的多到難以計算。有一段時間我甚至架一台攝影機在客廳的角落日夜拍，因為那是一個所有家人都會出現的地方。我每天拍攝完會寫日誌，也會固定時間看毛帶，這個時候創作者的角色才會比較出來。

我覺得是在有確切想講的主題並開始剪接時，才能以一個旁觀的立場去看這些素材，把我想講的主要主題透過影像講出來。我覺得剪接真的是一個很神祕而且有緣分的過程。有時候片段與片段之間有洞，但也不是很確定要填什麼，就回去硬碟裡面找素材，有點不是那麼緊密的規劃，而是很隨機的在做。

而回到個人式電影或私電影這個主題上，這部片雖然是我跟媽媽，但我不希望這件事好像只發生在我跟我媽媽身上而已。我希望表達出一種關係的狀態。所以我會把一些只適用於我們的細節拿掉，保持一種模糊，讓觀眾有空間去認同。

一般的紀錄片在介紹人物時，會忍不住想去介紹他的生平，把他的經歷講的很清楚。但在我的片子裡，你看到的是一個憂鬱的、不滿於生活的媽媽，她跟女兒的關係怎麼找到出口，而她是因為什麼事情而低潮，這些細節我都沒有放。常有觀眾問我媽媽不開心的原因，我都選擇不回答，因為我覺得這不是重點。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世界，重點是一個這樣子的家庭主婦，她的處境是什麼。

金：我很同意婉真導演所提的，在那麼多素材裡面，必須要有一個非常清楚的意圖，到底是要傳達給觀眾什麼事情，那個主題要很清楚，甚至是一句話就能說明白的主題，這樣在挑選素材的時候，就以符不符合主題為基準，像是過篩一樣，慢慢會形成一個可以使用的素材庫。而因為有一些細節是比較個人的，尊重家人的意見，我最後也沒有放進去。

接著，則是要去思考如何表達、傳遞主題。在影片裡面有一個片段，我要拿煮好的燉排骨回去自己的家，我的婆家是反對的。在那之後我和岳母有非常大的爭執，我就請我的老公去錄音，錄下岳母、岳父和老公之間的談話，大致上就是對我的批評，我就選擇做一個動畫，去傳達當時吵架的情況。（逐字稿聽打╱林佩璇，編輯整理╱何思瑩，英文口譯╱林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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