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研究專家、現任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呂大樂13日受龍應台文化基金會之邀來台，以「尷尬的香港，準備中」為題主講。他以自身超過30年的香港觀察提出，縱然明年就是香港回歸中國20周年，但其實從80年代以來，香港就以一種混沌不明的狀態迎來每個歷史節點的挑戰，一直處在「準備中」的尷尬狀態。

歷史時刻一瞬而逝

呂大樂提出，1979年港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到北京拜訪鄧小平（成為首位以官方身分訪華的香港總督），曾經是歷史上解決香港問題的最好時刻，但當年英國提出香港前途問題時，中國僅表示「參考澳門模式」，「但『澳門模式』不太可能用在香港身上，這讓香港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就進入歷史的下一步」。

具體來說，呂大樂觀察在當年「冷戰」仍未結束氛圍下，英國做為西方民主國家，面臨將殖民地移交給一個社會主義威權國家，「一國兩制」是被當作一種突破性考量（認為可保留香港資本主義）而提出的。而中國則以民族主義、實用主義出發，認為「一國兩制」有助它存續一個「有用的、持續繁榮的香港」，「這都讓『一國兩制』成為一種多方角力斡旋結果，只是一種政治妥協，不是解決方案」。

「不變」不能應萬變

對當年香港市民來說，也沒有太多人關心回歸後的想像，只關心「能否維持現狀」（「不變」就好），只要「馬（賽馬）照跑，舞照跳」，能繼續維持原有的安定繁榮就滿足，嚴重低估「去殖民化」的衝擊「沒有前瞻思維、沒有正面處理的態度，事實證明，當年這個『不變』，完全不能回應香港後續面臨的萬變」。

另一種「尷尬」，則體現在沒有人料想到中國進行市場化後帶來的鉅變。

過於靜態思維的解決態度

「『一國兩制』的設想太靜態了，只設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互不干擾對方就好，自然也沒把中國1997年後的市場經濟設想其中」，呂大樂直言，這種用當年思維想一次解決未來50年（1997～2047）問題的態度，完全缺乏世代意識。

呂大樂觀察，「一國兩制」這樣「急凍」香港的大前提，也讓中國在八Ｏ年代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時，同樣沒有料想香港即將面對「區域整合」問題，「包括人口流動、資金流動，香港都沒有做好『成為國家市場一部分』的準備，這樣的演變尤其表現在近年『雙非』（父母皆非香港居民，但卻在香港生下嬰兒）、中國人民自由行（目前一年約有4000萬中國遊客到香港，六成當日往返）等問題，在在給香港人民日常生活相當大衝擊」。

越不想政治化，越政治化

「曾經，香港以為自己是個經濟城市，沒有多大意願處理『民主化』問題，諷刺的是，香港人越不想搞政治，香港社會卻越來越政治化了」。

對於香港近年的反對運動，呂大樂認為也與當年政策有關，「為了避免香港民主派坐大，當年中國訂下的比例代表制，激化了當下香港反對勢力各派系主張，讓香港如今的反對勢力相當碎片化，彼此山頭各立，無法凝聚」。

香港的下一步？

面對香港9月將舉行的立法會（類似台灣立法院）與明年3月的特首選舉，呂大樂認為，香港眼前最需解決的還是「到底要改變什麼」，「香港這個特區有多『特』？無法應付新局面的《基本法》要改嗎？如何改？『一國兩制』另做其他安排？追求香港獨立？第一步怎麼做？從哪裡開始？，這都是香港年輕人、新一代的反對派必須要解決的問題」。不為了反對而反對，才能踏實地在「中共」框架下找出香港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