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明專欄:作為「帝國性語言」的「國語文」

曾昭明 2017年08月30日 00:00:00

表面上調性中立的所謂「國語文」,在實際性質上,還是為著建構「中華民族」而運作的「帝國性語言」。(圖片取自地表最強國文課沒有之一臉書)

再讀了一次《國語文是我們的屋宇:呼籲謹慎審議課綱》。

 

再度探查的結果,對這份修辭優美的聲明,印象最深刻的,除了「菁英階層與非菁英階層的學生 」都應該學習華夏古典文化,以華夏經典形成「文明素養」的「素養論」,就是「應當泯除中文、臺文、華文領域差異 」,以「國語文」統攝之的規範性期待和要求。

 

總結而言,關於課綱的等等種種,這份聲明主張,應當交由「熟悉文學的專家」來決定—易言之,應該由參與聲明的「中國文學專家」來決定。

 

關於用「國語文」來「消弭中文、台文、華文的差異」,直言之,還是再生產著梁啟超以「中華民族」為符號的現代「帝國建設方案」,而表面上調性中立的所謂「國語文」,在實際性質上,還是為著建構「中華民族」而運作的「帝國性語言」。

 

梁啟超與「漢字帝國」

 

從比較後設性的角度來觀察和反省,最近的課綱爭議中的「古文派」與「今文派」,似乎有著一致的盲點:我們所知的漢字語言,不論是其「古文」形式抑或「今文」形式,本質上都是一種「帝國語言」或者「帝國性語言」。

 

在這裡,我們或許可以去重讀梁啟超奠立現代的「中華型民族性帝國主義」(亦即,以「中華民族」為符號的帝族建設方案)的重要文章:《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考察》(1906年,見《梁啟超全集》第12卷)。如果仔細閱讀,就可以發覺,這位「中華民族」的發明者,在這個文本中,展現了他對「漢字」作為一種書面體的帝國性語言,在「泯除」各種殊異與獨一的語言社群上的破壞性作用,是有敏銳認知的。

 

我們也許可以說,正是在這點上(也僅在這點上),今日的「台文派」,恐怕會倏然發現,多了一個「意外的戰友」。如果沿著梁啟超的觀察輻射出來的問題來觀察,「今文漢字」,依然不脫為一種便利於系統性地泯滅語言差異的帝國語言體系,應該是毫不意外的結論。

 

在此,我們或許可粗略地做一個簡單的比較:香港人,即便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還保有用粵語念漢字的能力,但在國民黨的「小天朝主義」統治下,在國民黨長期的「國語政策」下,絕大多數的當代台灣人,是沒有用台語或客語念漢字的能力的。

 

同時,書面形式的「今文漢字」侵蝕作為口述語言的母語的情形,也越來越嚴重;倒過來,作為口述語言的台語化為官方書面語言的可能性,對照以羅馬拼音作為記述符號的原住民語言,大概大家都難以否認,是遠為低落許多。

 

進一步說,在台灣的大眾媒體中,使用台語,變成是無意識地表徵著或指涉著「低下的賤民文化」的階級區別符碼。連帶地,凡是以台語為演出語言的演員,大體也必須符合某種「賤民化」的刻板印象,才會被主流的媒體工業所接受。

 

這種「中華型的文化帝國主義」,是台灣的「文化研究」社群,迄今依然不能討論的「禁忌課題」。但不幸地,這種「中華型的文化帝國主義」,在前述聲明結合「古典素養論」與「統攝性的國語文」的雙重運作中,依然浮現為某種可意會而不可言說的「背景脈絡」。

 

「國語文」中的「帝國」

 

「國語文」這個語彙中的「國」,所指的猶然是那個體現「先王禮樂刑政之遺文」的「天下帝國」—或者說,「宇宙論形式的符號帝國」。

 

這種「宇宙論的符號帝國」,基於其展現的高古而美妙的「帝國美學境界」,或許對天朝文人和文青,形成了不可抗拒的誘惑。某位出版社編輯,對最近的某個新聞事件,留下了這樣的文字:「一個真正相信中文的人,他怎麼可以背叛這個浩浩湯湯已經超過五千年的語境?為什麼可以背叛這個浩浩湯湯已經超過五千年的傳統?

 

對他們,這是體現了「古代宇宙論帝國之精神」的「神性語言」,「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乃至「至誠無息…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語出《中庸》)

 

但對一個世俗性的民主共和國,在它的「公民通識教育」中—而非天朝學人和權力集團所關切的「文明素養教育」—這種語言,能扮演的角色為何?可發揮的機能為何?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這些問題,恐怕不是「文學專家們」想像的模樣,也不是那麼簡單。

 

粗糙地說,古典華夏的「宇宙論符號帝國」,預設著也投射著一個以「德行」的差異和分化為主導符碼的階序秩序,一個以「中心」與「邊陲」的區別而構造的帝國政體,一種以「大道」與「異端」的區別為特徵的真理形態。

 

在這種預設的歷史條件和歷史情境下,確實如同這些「文學專家」所以為的,如果「非菁英階層」家庭的子弟,無法接近源自「王官學」的「帝國釋經學」(儒教所謂「經學」)訓練,就無法在這種社會構造中,透過帝國性國家機器的選拔機制,而躋身「儒官集團」,而獲得「向上社會流動」的機會。

 

但對高度功能分化的現代世俗社會,這種以「古代宇宙論神學」為神性根源和終極指向的「帝國語言」,既非日常生活對話之必須,也不再是各種專業溝通之必要。

 

如果是這樣,將「古典學素養」與「社會流動的能力」隨意畫上等號的社會想像,或許無意中正透露了:對聲明的作者,我們依然生活在那個古典的「君父帝國」中,非但事實如此,而且也應當如此。

 

關於研讀古文的問題,「帝國釋經學」傳統,才是問題的癥結與要害所在。(攝影:陳品佑)

 

帝國想像:懸崖下的台灣

 

關於這種「帝國想像」的可能副作用,或許正好集中地呈現於8月27日中國時報的頭版漫畫。許多受過「帝國釋經學」熏陶的文人、教授和教師,想必可能都會同意其中的「世界圖像」:不讀古文,台灣就會在高大上的中國旁邊,掉落至懸崖下的深淵。

 

按照這種「帝國釋經學」的「好古主義」家法,「古文」乃是載道的神聖文本,不同於世俗性的「今文」。「古文」是「先王的禮樂政教遺留下來的紋理」。這種神顯的紋理,透露著一個訊息:在「天下帝國」古來的「神聖文字」之外,人就沒有救贖的可能,乃至人就不知道人何以為人了。

 

說到底,既然「修齊治平、天人合一」的「新天下帝國」是「儒教神性秩序」的寓居之所和至高體現,那麼,在「大一統的天下帝國」之外,人類也就別無救贖,人類也將不成為人類—而唯有可鄙視、可殺戮、可迫害、使用過即可丟棄的「蠻夷」。

 

一邊倡導「心即理」,一邊展開滅絕性的種族屠殺的王陽明,或許正是這種「帝國儒教」的「典範」之一。

 

而回到中國時報的那幅漫畫來說,根據精通古代神話研究的學者的說法,「懸崖」,在古代神話中,一向是關於「集體迫害」的隱晦象徵。將被選定的犧牲推下懸崖,是古代祭祀的犧牲儀式的元素之一。而對此,當然,天朝文人可能的標準態度,或許就是如同孔子說的:「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也在同樣的「帝國想像」下,最近在媒體評論上,出現了質問蔡英文「是台灣人或日本人」的聲音,隱含著對「日本皇民」的殺戮慾望的「帝國心性」。

 

但這種高亢的「帝國心性」,或許遺忘了一件事情:要不要將「今文漢字」中的「和製漢字」,都全部刪除,包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免得在漢字中「詩意地棲居」著的,不是「君父帝國的精神」,而是「日本神國的幽靈」?

 

對篤信儒教「好古主義」的「古文派」或「國粹派」,其實這並不難,不是嗎?

 

「帝國釋經學」之後

 

但「古文」是該被絕對貶抑的嗎?恐怕也不盡然。關於研讀漢字文化圈的「古文」,有人點出了一個看法:該編輯「轉型正義版古文觀止」,乃至不該以華夏去自限範圍,而可以延伸包含朝鮮、越南和日本的漢字作品。

 

特別是從古代華夏各個帝國的周邊國家的觀點中,從這種「視差」中,我們將可以逐漸對何為漢字文化,對漢字文化圈中異於帝國核心的「邊緣觀點」,對漢字文化圈的眾生喧嘩和整體局限,開始有不同於「帝國釋經學」視閾的新認識與新反思。

 

對這種構想,大體該會有不少人贊成。但除此之外,有一個搭配的事物,應該也是不能或缺—針對「帝國釋經學」的「轉型正義詮釋學」。

 

人們如果反對古文教育,在許多時候,其實不是反對「古文」自身,真正的原因無非是現在的中文系及其訓練出來的師資,往往只能進行「古意的帝國釋經學」的反覆生產,而尚未湧現挖掘儒教帝國的「物質性與象徵性暴力痕跡」,解析「帝國想像」與「帝國慾望」的交互構成作用的「轉型正義詮釋學」。

 

例如,如果從「反帝國神學」的角度解讀《桃花源記》,跟一個從「帝國美學」的角度去「品味超絕境界」的華夏文青,兩者會讀出完全不同的東西。當然,一旦中小學老師能夠從「反帝國神學」的角度來陪同我們的下一代解讀《桃花源記》,或許就不無可能,《桃花源記》就將自此被「古文派」列入「言論查禁」的「黑名單」了。

 

假若如此,我們或許就不該否認:關於研讀古文的問題,「帝國釋經學」傳統,才是問題的癥結與要害所在;也不該否認:倡導研讀古代經典與古文的人,有相當部分是要用「華夏古典學」來「超克現代」的「國粹派」。這種「國粹派」倡議真確的作用,無論他們自身是否明確自覺到,其實焦點都在於延續華夏的「帝國釋經學」傳統,特別是再生產「帝國傳統」。相對於這種「背景脈絡」,對他們,其他「技術性爭議」,似乎都僅是旁枝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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