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就職典禮時，民進黨原本排定「民主進行曲」的節目，由臨時演員拿著反核、「原地重建」、「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的布條和手舉牌遊行。民進黨這種把社運團體當成「自家人」的做法，立刻被各團體指為「收編」、「割稻尾」，最後不得不臨時喊卡。這個事件也許只是偶然擦槍走火，卻也預示了民進黨在未來的四年中，可能因此動彈不得。

華航空服員罷工、「七休一」和「一例一休」、謝文定和林錦芳的司法院長人事案，在在都突顯民進黨在面對社運團體時先天的心虛。只要社運團體來一句「蔡英文和馬英九沒兩樣」、「不知道為什麼要選民進黨」，民進黨政府就好像小孩子面對父母的訓斥一般，極力要證明自己和國民黨不同，是「站在人民這一邊的」。於是華航對工會的訴求照單全收，渾然不覺自己是在慷國庫之慨，也促使本來就待遇優渥的各國營事業工會群起效尤；「一例一休」原本講好了要在立法院表決定案，總統府卻因為顧忌工運團體抗議而臨時喊卡；司法院正副院長提名也因為某些團體的不滿硬生生扭轉蔡總統的意志。

謝文定的案例堪稱民進黨向社運團體低頭的經典。老實說，謝文定何許人也，是藍是綠，是進步還是保守，只有法律界這個小圈圈知道。一般民眾也不關心蔡英文總統要提名誰當司法院長，只要他能配合實行小英司法改革的理念就行了。但與民進黨走得比較近的法界團體挺的是另一位學界大老而不是謝文定，這就註定他要被抓出來批鬥。表面上的理由是謝文定在美麗島審判時擔任起訴檢察官，是「威權政府的打手」，但如果這個理由成立，那麼像李登輝那些在國民黨時代被提拔的台籍人物豈不更該受到批判？1978年美麗島審判時，謝文定不過是個三十歲的小檢察官，李登輝卻已官拜台北市長。謝文定不過是威權政府使喚的「爪牙」，李登輝卻已是威權政府的大員。如果我們不讉責李登輝，又如何讉責謝文定？

進一步說，在1987年解嚴之前，台籍人士在各級軍警政教育及司法機關任職者不計其數，謝文定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不論在什麼時代，敢跳出來和威權政府對抗的人永遠都是少數人。這些少數人得到了勇者的稱號，社會也以名位還給他們公道，但多數選擇服從的人難道就要被印上污點？而又有多少人有資格說我就是當年敢不服從的人？若以對謝文定的批判做標準，那麼在1987年以前當國小教師的，可說是推動「大中國教育」的幫兇，之後不能在教育界往上爬；當警察的，也可說是「國家機器的鎮壓工具」，之後也不能升局長、署長。難道民進黨該學當年的中共，用人要看有沒有「革命資歷」？

民進黨其實並沒有這種唯革命資歷是問的想法，因為台灣社會的絕大多數人都沒有革命資歷，多數人也都有親朋好友在戒嚴時期從事軍公教。但當蔡英文總統一句「威權時期不是大家都選擇服從嗎？」被反謝文定的團體拿來奚落之後，謝文定退場就成定局。總統府發表聲明「不捨兩人繼續成為輿論攻擊的焦點」，但蔡總統威信已失卻是誰都看得出來的。

知名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為文指出，美國政治體系已經變成一種「否決體制」(vetocracy)，要阻止政府做事，要比利用政府去為公共利益做些什麼事簡單得多。如果美國是如此，台灣更是如此。台灣現在已成為人人都可以成為「否決者」 (veto player)的社會，當公共政策碰上標舉理念大旗、決不妥協的少數團體時，政府的行動總會被阻擋。「少數人否決」(minority veto)已成為當前政治體制的最大問題，而這個問題在向來標榜與社會團體站在一起的民進黨執政時代，只會越來越嚴重。林全剛剛邀請各社運團體來座談。在會中，工會團體堅持非週休二日不可，環保團體堅持「海上風力發電機不可設置在離岸潮間帶」，堅持「土地正義」的團體反對台南市的南鐵東移和高雄市的大溝頂遷建案，最近相當活躍的「經濟民主連合」乾脆不參加，而所有團體都堅持絕不會被林全摸頭。由此可見一斑。

社運團體重視單一訴求，但民進黨是個已經執政，必須照顧全方面需求的政黨，先天上就不可能對社運團體的訴求照單全收。從五二O以後，社運團體最熱門的話題是「如何強力監督民進黨」，而民進黨到現在仍然秉持「社運團體說不，我就不做」的心態，但這樣的心態能做出什麼大破大立的政績？蔡英文總統的民調在三個月內已經來到新低點，如果民進黨還不在國家總體的需求和社運團體的需求之間重新定位，那麼時間是不會等人的。

※作者為台北市議員

【上報徵稿】

上報歡迎各界投書，來稿請寄editor@upmedia.mg，並請附上真實姓名、聯絡方式與職業身份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