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17日，是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90歲生日，這一天，也成為了蛤絲們的節日，各種膜蛤文化產品，包括logo、漫畫、圖片，乃至視頻紛紛登場，表達了廣大蛤絲「天若有情天亦老，我為長者（江澤民的網路俗稱）續一秒」的願望。

因為面部特徵的某種神似，江澤民被稱為「蛤」，膜蛤文化的主要素材，則主要來自於2000年江澤民、董建華接見香港記者時，江當場發飆並發言教訓香港記者張寶華的一段視頻。

膜蛤文化的興起，主要得力於青年學生群體的力推，江澤民的怒吼視頻，屬於突發事件，且經由香港媒體發佈，展現了極權體制下的最高權力者未經官方加工真實一面，甚至可能是長達半個世紀以來，極權體制下最高權力層唯一一次的資訊漏洞，完美地符合了青年學生群體尋找身份認同和滿足優越感的雙重需求：一方面，因其最高領導人的身份，視頻內容具有毋庸置疑的公共屬性，一方面，也是由於其身份的特殊，在網路上遭到遮罩，只能秘密流傳於小群體之中，又具有某種小眾性，這在一方面帶來小群體的認同，一方面又因其公共性獲得相較於大眾的優越感，也因此，在一開始真正的蛤絲，其實是不關心政治的，他們固然有欣賞「長者」（江澤民的別稱）的一面，但主要還是將其作為道具，以此形成小群體的認同和相較於大眾的優越感。

因不滿習近平而懷念江澤民

這種小群體的亞文化（次文化），有著天然廣大的社會基礎，在中國，並不存在真正的公共空間，也不具有真正的公共生活，只有娛樂和體育作為替代，作為民眾共用和交往的主要內容，這種公共生活的極度匱乏，也為膜蛤文化的流行儲備了足夠豐厚的土壤。極度張揚的權力與無權者的實際地位的反差，更促進了膜蛤文化的流行，這段視頻滿足了無權者的普遍心理需求，成為了民眾對此加以各種發揮的富礦。在其背後的心理基礎，首先是無權者的發洩，通過嘲諷解構江澤民所高踞的權力地位，將其拉下神壇，與民同樂，無論是其寬邊眼鏡，還是高腰褲，都成為了發揮的對象，與其說是膜拜，不如說是嘲笑，同期廣為流傳於中國民間的「宋江」段子，其實也起到的是類似作用，推而廣之，大陸民間更為地下的關於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淫穢黃色段子，甚至可以算作是類似行為的鼻祖。

膜蛤文化發源於青年學生群體，然後為更廣泛的民眾所欣賞接受，其邏輯大致如此，在這一階段，其更多作為大眾心理的展現，作為無權者針對權力的嘲諷、解構、乃至發洩。不過，近年來，膜蛤文化開始走出這一層面，而具有了較為明確的政治影射含義，成為一些人對過去懷念，對現狀不滿的工具，簡單說，就是通過把原本被嘲諷乃至醜化的「蛤蛤」加以正面化，以寄託對於江澤民時代的懷念，並通過這樣隱晦的對比方式，來表達對於當下習近平時代的不滿。

江澤民時代與當下習近平時代，究竟有什麼不同，值得如此隱晦對比，以作批評呢？

許多人認為，習近平時代針對自由化知識份子、維權律師、NGO活動人士、網路言論者的打壓更加嚴厲，這種壓迫性和窒息感，使得人們開始懷念江澤民時代的寬鬆，可是，如果僅僅就壓迫性這一點而言，江澤民時代與當前並不具有什麼區別，甚至猶有過之，如1999年開始針對法輪功群體的大規模鎮壓，同期針對中國民主黨的嚴厲打擊，以及稍後針對新青年學會、黃金秋、王小寧等新興網路活動人士的打擊等等。客觀而論，江澤民時代的政治高壓承繼1989年鎮壓而來，從絕對指數而言，遠遠高於現在。

習近平帶來更壓抑、更凍結的感覺

江澤民時代與當下最大的區別，並不在於絕對尺度上的寬鬆，而是在於方向上的變化。江澤民時代承繼如同廢墟一般的後1989時期，通過緩和對西方尤其是美國的關係，加入全球經濟體系，引入國際互聯網（網路）、申辦2008年奧運等措施，江澤民時代給人一種越來越市場化、全球化、資訊化的走向更加寬鬆的感覺，與此進程相適應的與國際接軌，加強法制建設等等舉措，又造成了中國承認普世價值，且有可能在國內使之落地生根的想像，如同期中國政府簽署《聯合國人權公約》等等措施，就強化了這樣的想像。

與之相反，習近平時代從一開始，就表現為一種新的方向，除去上述提及的壓迫性的展現之外，意識形態上拒絕普世價值，強調「七不講」；對外關係上突出民族主義，警惕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和平演變；經濟上強調國有企業的主體地位，力主做大做強；對於互聯網的管控，更是前所未有的加強，凡此種種，都呈現出一種與江澤民時代若相背反的趨勢，一種走向更加壓抑、更加凍結的感覺。此外，江澤民時代所鎮壓的，主要是法輪功、民主黨、網路異議人士等泛反對派，相對孤獨而邊緣，而習近平時代所試圖管控的，是整個新興社會群體以及其活動空間，包括律師、媒體、知識份子、NGO、網路言論等等，對社會的壓制更加全面而深入，可能正是因為這種全面的背反，才使得原本被調侃乃至醜化的「蛤蛤」，搖身一變成為了某種正面形象，被隱晦地與現在加以對比。

膜蛤文化的這一面相中，隱含了一種回到江澤民時代的情緒，一種試圖擺脫當下習近平路線的企盼。不過，江澤民時代與習近平時代其實並沒有那麼大的差異，江澤民時代是中共市場新極權戰略中，推進市場化的階段，習近平時代則是對市場化後果加以管控，以避免其衝擊到既有專政權力體制的階段，習近平時代所要加以管控的，正是江澤民時代以及此後胡錦濤時代近20年發展的後果，如新興社會階層壯大，自由化思潮蔓延等等，江澤民時代與習近平時代，無非是市場新極權體制一放一收迴圈的不同階段，並不值得厚此薄彼，擺脫一個回歸另一個，也無非是噩夢的一層進到另一層，在這個意義上，膜蛤文化更像是沒有朝向未來的選項之下，一種無奈心態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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