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融冰或抗衡? 論中共「十九大」後的兩岸關係

鄭吉珉 2017年09月24日 00:00:00

隨著中共「十九大」即將召開,兩岸關係會從冷和走向融冰?抑或變本加厲地朝抗衡發展?成為眾所矚目的觀察點。(湯森路透)

隨著中共「十九大」即將召開,兩岸關係成為眾所關切的問題,它會從冷和走向融冰?抑或變本加厲地朝抗衡發展?

 

「習近平集權」是兩岸關係的決定性因素

 

由於中共獨特的「民主集中制」使最高領導人有對重大事務「拍板定案」的最終決定權,因此兩岸關係和緩與否,首先取決於十九大時習近平能否充份掌握權力?而依目前態勢分析,如果沒有意外,答案應是肯定的。

 

習在派系鬥爭下因恐怖平衡、血統純正、貌似平庸並不具威脅性而出線,但上台後卻冷飯熱炒,將黨內原有的「中紀委」、「小組」等機制予以活用,大幅擺脫元老干政與派系掣肘,並親自兼任各「小組長」以取代「集體領導」。接著又師法故智,將毛、鄧對調八大軍區司令員的策略,轉化且擴大成各軍區人事的調動與軍事建制的變革,以清除前朝人馬而建立「習家軍」。而對同樣具有血統合法性的紅二代,也從初期結盟而逐漸從權力圈中加以排除。

 

畢竟,「臥榻之傍,豈容他人鼾睡?」專制之下,權力必定是、也只能是獨佔的。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集體領導,既因鄧小平鑑於毛澤東權力過度集中而採取的設計,更因江、胡均出身專業技術官僚而難以獨當一面,必須釋出權力與利益,以換取其他競爭者的合作與效忠。這就是典型的恩庇與侍從關係,而後遺症就是裙帶資本主義與特權利益階級。

 

習「反貪腐」的根本原因:建構集權式的政治運作模式

 

因此,習反貪腐固有清除政敵,並迅速安排自己人上位的考慮。但更根本的因素是,他不認同江、胡時代利益交換的政治運作模式。因為在各取所需的利益交換之下,雖然可以暫緩與掩蓋根本性的社會矛盾,但卻使矛盾不斷累積與加劇,而使後任者面對越來越棘手的問題​。

 

習上台後,大幅擺脫過去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集體領導」模式,並清除前朝人馬以建立「習家軍」,以建構集權式的政治運作模式。(湯森路透)

 

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就起因於因「價格雙軌制」而引發民眾對「官倒」的不滿。但從江的「三個代表」讓資本家入黨、胡所強調的「和諧社會」,都可以看出矛盾的加劇與積累,已經無法單靠利益交換就可以粉飾太平,而勢必得改弦更張。因此習的集權只是這個大趨勢下的可能選擇方式之一。

 

而在武力鎮壓六四招致西方經濟制裁後,中共知道隨著經濟改革開放,一黨專政的壓力會越來越大,而只能以經濟成長與釋放利益,期待「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的外溢效應能夠成真,使一黨專政變成實現太平盛世的「善治」(good governance)。但涓滴經濟學嚴重低估了人的貪婪,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報告指出利益並未如預期的下滲,但分配卻越來越不平等。

 

這就是鄧小平的「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雖已實現,但「毛澤東熱」卻仍蔚為風潮的原因。先富者不再是典範,而是映照出大多數人處境不堪的哈哈鏡,它隱喻式地指出貧富不均的關鍵既在制度不當,更在私相授受。而且只要分配不正義尚存,經濟成長只會加速貧富懸殊與社會矛盾。金融海嘯之前,民眾還能期待未來的成長與均富;但當經濟進入「新常態」後,就必須找到民怨宣洩的管道。

 

因此習反貪腐所以能成功,不只是熟稔權力鬥爭的運作,更因高度貧富不均造成民怨可用,而成為習集權的合法性根據。

 

「十九大」後的兩岸關係發展走向 關鍵在中美軍力落差

 

十九大之後習會如何看待兩岸關係?不接受「九二共識」就會「地動山搖」?還是因權力鞏固而不受派系要脅,自信地採取較和緩的策略?後一種觀點大概是觀察江澤民對李登輝1995年訪美與1999年提出「兩國論」時,兩種強弱截然不同的回應,並認為前後的不同對應於江權力的鞏固與否。

 

但這種推論並未考慮1995年美國航母戰鬥群進入台海,突顯美中軍力的鉅幅落差;以及兩國論發表前,美國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對經歷長期武力鬥爭的中共,實力才是決定性的關鍵。再則,1995年李登輝訪美是中共外交與對台系統的挫敗,但1996年台灣總統民選前一連串文攻武嚇,反使李登輝高票當選。因此中共謹記美中軍力落差的事實,以及文攻武嚇卻適得其反的教訓。這,或許才是中共在兩國論時並未採取軍事回應的原因。

 

 

當然各種觀點都試圖從經驗中提取規則,以幫助我們了解現實。但,只要有規則就會有例外。而且,規則的普遍其實來自於例外的存在。卡爾.波普(Karl Popper)稱此為「可否證性」(falsifiability),並視之為科學與神學的分界線。

 

簡言之,只要是經驗界的事物就是可被否證的,不能被否證的就是外於經驗,而只能用信仰去證成。但例外還有更為積極的意義,從集合論的角度看,集合形成的原因不是因為符合集合的因素,而是存在著集合以外的範圍。所以,規則的關鍵不在它與現實的符應,而是現實永遠有規則所無法預測的地帶。

 

而且適用江澤民的,就可以照樣套到習近平身上?江的意外上台是因六四造成權力真空,起初有「八大老」的「輔佐」,更曾因認為左派力挺他上台,低估鄧小平對改革開放的堅持,使鄧在1992年南巡時說出「誰不改革誰下台」的重話。

 

習雖然也因派系權力的恐怖平衡而出線,但其家庭數十年來於中共傳統中薰習浸染,對其權力運作了然於心。如果以為習的接班純出於偶然,而沒有人為的運作與經營,恐怕與事實有所出入。而且在元老們陸續去見馬克斯後,江的第二任(1997-2002)才能有所主張。但習第一任就大刀闊斧地反貪腐,不餘遺力地鬥爭政敵,並用各種方式集中權力,這些都是江第一任時未曾發生的。

 

預估「十九大」後中共對台政策將趨緩 恐過於樂觀​

 

習的確是中國近數十年來最快集中權力的領導人,也可能是最具有自信的領導人,他還提出「中國特色社會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並特別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但自信真的只有正面意義?

 

認知心理學研究人類的投資(或投機)行為而提出「過度自信理論」(overconfidence theory),它認為人傾向在混亂無序中「看」出某種規律,因而產生認知與判斷上的偏差;將成功歸因於自己的先見之明,並將失敗歸諸於無法控制的因素。還會將發生概率極小的事件誤認為概率極大,進而產生「控制錯覺」(illusion of control),認為自己對整體投資市場具有極大決定性的作用。

 

而政治上也經常出現過度自信的狀況。拿破崙、希特勒都不顧俄國的嚴寒與領士的廣大而發動戰爭,太過高估贏得戰爭的可能,而低估現實的困難。而且,當德國成功入侵波蘭後,希特勒不顧軍官們的反對,強調自己的意志終將獲勝而執意攻擊英、法,更是「過度自信」的最佳典範。而當拿破崙、希特勒一意孤行時,不都是權力充份鞏固之後?因此認為十九大後習近平會因權力鞏固,而對台灣改採較和緩的政策,會不會過於樂觀?

 

而這種樂觀的經驗基礎可能是習曾長期在福建任職,與台商熟稔而被稱為「知台派」,由之推論習可能對台灣放鬆條件。但《孫子.謀攻》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意思就是:越了解敵我的優劣強弱,就越不易戰敗。但不戰敗並不等於戰勝,而且這句話常被訛傳為「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潛藏因過度自信而誤判戰爭的風險。

 

因此,如果習認為自己是「知台派」,就可能因過於自信而輕忽風險,並過度放大成功的機率;反之,如果習果真透徹了解台灣,他不就是最可怕的對手?台灣如何可能樂觀?又如何可能不戒慎以對?

 

兩岸關係發展的決策背景:民族主義

 

習還有一個頗具意義的參照組,那就是金正恩。大多數分析者認為北韓不放棄核武,是因為它是生存並被承認的手段,但目的達成後,手段是可以放棄的。但這忽略北韓發展核武的原因:韓戰時美國曾恫嚇使用戰術核武,促使金日成開始研究核武。而在蘇、中採「交叉承認」與南韓建交,及蘇聯解體後,金日成知道始於朝鮮李朝的「事大主義」已不再可能,必須絕對堅持「主體思想」。

 

金正恩與習近平在結構上其實極其相似:兩人都是純正紅色血統的後代,也都快速地集權,對政敵也絕不手軟。(畫面合成/美聯社、湯森路透)

 

因此,核武不只是手段,它變成了目的。而且與其放棄核武卻只換來暫時的生存與承認,最終仍必須趨向滅亡(格達費的借鏡);倒不如擁核而挾日本、南韓為人質,逼迫美國退出韓半島,以實現統一與民族獨立的使命。這誠如認知心理學研究投資(或投機)行為而提出的「反射效應」(reflection effect):在面對確定的預期損失時,與其坐以待斃,更常見、也更合理的是孤注一擲。

 

而韓戰與兩次金馬危機中,美國都曾考慮用低當量的核武來對付中共。但毛澤東卻說核武是「紙老虎」,認為核武「是一種恫嚇,一種赤裸裸的核訛詐。」對付恫嚇的唯一方法,就是實力,這也就是「寧要原子,不要褲子」的理由。所以中共與北韓發展核武的原因,都是民族主義式的。

 

因此雖然金正恩老給習近平製造麻煩,但他們在結構上其實極其相似:兩人都是純正紅色血統的後代,也都快速地集權,對政敵也絕不手軟。金正恩的統一韓半島與民族獨立,不正是習的「兩個一百年」中的第二個——2049年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中華民族的復興,不正有待於洗刷中國被列強羞辱的印記?而在1997年香港回歸後,還有什麼比統一台灣更能証明這一點。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寫《想像的共同體》是為了回答:為何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國、越南與寮國,竟然不顧社會主義革命大業與共同的革命情感而發動戰爭?他的回答是:「民族主義。」而且二戰後大多數的社會主義革命,其實是爭取獨立的民族主義。

 

而隨著台灣主體性意識的覺醒與彰顯,相對應的必然是中國高漲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習近平在洪習會時說:「如果不處理台獨,中共會被推翻。」這雖是宣示,卻反映了中國近代革命求取民族獨立與復興的共同使命。在這個現代性的民族主義大敘事(grand narrative)之下,台灣被當成最終的判準,它不只是收復失土,也是和列強平起平坐的象徵,更是中國得以創立異於西方價值體系的可能。

 

尋找兩岸關係中的「良性模糊」

 

面對這個民族主義大敘事的天平,一邊是「預期中華民族復興之夢的喜悅」,另一邊則是「被列強羞辱的記憶與再次喪失的恐懼」。收回台灣雖未必達到中華民族的復興,但至少彌平了痛苦的過去,也避免了面對未來的憂慮。

 

而在面對不可知的未來賭注與當下確定的立即收益時,人通常會選擇「二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這就是認知心理學所說的「確定效應」(certainty effect)。而結合「反射效應」與「確定效應」的判讀是:如果判斷台灣終將遠離,中國必然傾向賭一把,以武力收回台灣。雖然這麼做可能無法成為大國,還可能被制裁或引起戰爭;但台灣的分離是中國確定無法承擔的損失,相較於成為大國的不確定性,中國的選擇不言可喻。

 

因此,十九大後的兩岸關係恐怕無法過於樂觀。那麼,台灣該如何面對集權、強勢,甚至可能是「過度自信」的習近平?依賴美國是不切實際的因為川普政權尚未穩定,無法預測其作為,因此台灣不可能經由華盛頓通往北京。而台灣也不可能扮駝鳥,,以為只要看不見,中國就不存在。

 

作者認為,蔡英文口中的「維持現狀」是一種惡性的模糊(bad ambiguity),因為它可以任意解釋,而充滿意外衝突的可能。(攝影:李隆揆)

 

在目前各種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台灣不得不與中國取得某種程度的共同理解,才能作為雙方關係的基礎。雖然蔡英文總統表示要「維持現狀」,但這個「現狀」卻是一種惡性的模糊(bad ambiguity),因為它可以任意解釋,而充滿意外衝突的可能。因此兩岸極待於一個雖不滿意但均可接受,在內容與實質上雖然模糊,卻在輪廓與形式上有著一定的界限,以使任意解釋的範圍不會無限擴大,才能在政治操作上具有可行性。

 

而在這種良性模糊(good ambiguity)的新基礎出現之前,有必要回顧過去兩岸談判的歷史與過程,從中找出以往為何能從分歧中找出一致?過去的交流基礎為何會質變成宰制的霸權?「一中各表」求同存異的描述性定義,為什麼會變成「九二共識」的規範性架構?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什麼樣的現實狀況下,雙方會願意放棄原先的堅持,達成各說各話卻無礙交流的「共識」?

 

畢竟,空想與教條都無助於掌握事實與解決問題,倒不如釐清兩岸關係的來龍去脈,從中找出台灣的最大可能利益。這,或許是當下兩岸關係中的羅德斯島(Rhodus),只有實地縱身一躍,才會知道究竟能跳多高、多遠?

 

※作者為政大東亞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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