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在看完統促黨的反指控記者會之後，突然讓我想起了德國第一次的民主嘗試，威瑪共和在1920年代所發生的種種不堪的歷史過往。當然，任何在特定歷史時空環境下所發生的個別事件，往往不能等同或是恣意類比。然而，在現代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總是有一些主題反覆地出現在人們的討論中；而對於德國威瑪共和（1918-1933）的歷史討論最熱烈的題目之一，剛好就是政治暴力如何破壞民主體制。在讀完德國那短短十四年的「民主滅亡史」之後，那股令人毛骨悚然的既視感，迫使我不得不匆促地寫下這篇文章，並且希望喚醒更多人的危機意識，否則台灣的民主體制將會被統促黨的政治暴力給徹底摧毀！

獨裁者上台的第一步：組織以暴力為主的「衝鋒隊」

1921年7月，希特勒在納粹黨內以獨裁方式「奪權」之後，開始有組織地利用政治暴力來發展政黨的實力。獨裁者的第一步就是有系統地打造一支以暴力和軍事訓練為主的衝鋒隊（Sturmabteilung, 簡稱SA），它的首要任務美其名是為了在納粹黨集會的時候當作維持秩序的保安糾察隊；但實際上，衝鋒隊的成員最主要的任務常常是去騷擾納粹政敵們的政治集會，或是在路上遊行並蓄意製造與其他政黨暴力衝突的機會，藉此在社會每個角落發動騷亂，製造緊張不安以及社會對立的情緒。

而在納粹黨黨報《人民觀察家日報》的宣傳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納粹黨如何透過模糊不清、模稜兩可的論述，合理化納粹衝鋒隊的暴力合理性。一方面他們宣稱，他們是為了全德國人民的利益，以及捍衛自己的言論自由，所以需要一支持有武器的糾察隊來抵抗「暴力的共產猶太勢力」；另一方面，他們認為，由民主方式所選舉出來的威瑪共和政府，當時是由中間偏左的社民黨、天主教中央黨以及中間派的聯合內閣執政，受到外國勢力的掌控，因此不符合德意志民族的全體利益，必須要利用革命的方式推翻。所以納粹黨人作為唯一代表德意志民族利益的代言人，必須要行動起來，對抗那些「叛國賊」、「猶太人」以及「共產黨」。

合理化政治暴力的思想等式：民族主義式的「二元敵我對立」

在這樣的論述中，他們完全無視民主政治的平等競爭原則，刻意將與納粹黨意見相左的政敵通通簡化為「猶太人勢力＝共產黨＝叛國賊＝德意志民族的敵人＝暴力革命的竊國賊」。在這樣的邏輯下，納粹黨的衝鋒隊之所以可以動用暴力，完完全全是「不得已」的，是「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是「合理、正當的自我防衛」，他們「僅僅只是為了將德意志民族的國家從敵人手中奪回來」。換言之，對納粹黨的人而言，使用暴力攻擊所有和他們意見不相同的政敵、公民，摧毀民主體制，建立由納粹黨專制獨裁的國家，是為了德意志民族的「和平」以及「自由」。

在上述合理化其暴力行為的言論裡，可以清楚看見他們將社會簡化成極端的「二元敵我對立」：「我們納粹黨＝捍衛德意志民族＝追求民族自由＝被迫使用武力自我防衛」VS 「所有不是納粹黨的＝外國勢力(共產黨、猶太人)＝奴役德意志民族＝透過暴力革命竊國並攻擊納粹黨員」。

而納粹衝鋒隊使用暴力，是在「自助、自救」，是「正當防衛」，以確保德意志民族的利益不被敵人所侵犯。民主社會裡的理性辯論和不同利益團體之間的競爭、衝突，都被他們視作是分裂德意志民族的叛國行為，是受到敵人的煽動、蠱惑，意圖分裂德意志民族，使其一蹶不振。因此，納粹黨的敵人，就是德意志民族的敵人。而為了要捍衛民族利益，只能透過暴力的方式消滅全德意志民族的敵人們。

透過這種「絕對化敵我二元對立關係」，納粹黨員煽動起一般公民的恐懼心理，並且在對猶太人以及共產黨的刻板印象的推波助瀾之下，逐漸讓一般公民失去對多元民主體制的信心。這種刻意營造出來的緊張對立情緒，使得缺乏民主意識的公民一旦當政治、經濟、社會上出現什麼風吹草動時，馬上就必須「毫無其他選擇地」選邊站：不是朋友就是敵人。

再者，在社會實踐上，他們刻意在日常生活中製造暴力衝突，來累積自己的知名度，並發洩對時局以及民主體制的不滿，甚至是故意挑釁他人。在對方使用正當防衛權的時候，大聲疾呼「賊喊抓賊」，指控因為是對方先動手，所以他們才必須要以暴力來自我防衛。這樣子的論述，更進一步使自己的暴力行為被合理化。我們經常在事後警察所做的筆錄裡讀到，納粹黨人在挑釁別人、製造暴力衝突之後，高呼自己是「正當防衛」、「聲援黨的同志」或是「維持社會秩序」；無獨有偶，他們往往宣稱不知道自己手上的武器是從哪裡來的，有時候說是在路上撿到的，有時候說是從敵人的手上搶來的，又有時候說自己帶著武器是不得已的，因為他們的敵人都是暴力犯罪者。

政治暴力的根源　來自社會對「父權」的默許與讚揚

納粹黨的暴力根源，事實上來自於德國社會對暴力的默許，甚至是讚揚，更重要的是源自於「法西斯團體」的特殊文化。加入納粹衝鋒隊的成員往往是年輕男性，在團體壓力以及納粹黨內的嚴密監控之下，在成員與成員之間、下屬與上級幹部之間形成一種男性之間緊密的「袍澤之情」以及「父權─威權式」的服從秩序：衝鋒隊成員必須要絕對服從「領導們」的命令、必須以實際行動捍衛並替「兄弟」出氣、對外則必須義無反顧地維護黨的名譽。

衝鋒隊的成員往往在工作之後就膩在一起，一起上酒館喝酒聊天，假日一起參加出遊或是遊行。於此同時，不論是在酒館、郊遊或遊行的過程中，衝鋒隊員必須無時無刻展現出「男性力量」，這種對「男子氣概」的迷戀在納粹衝鋒隊的組織文化裡不斷被強調、灌輸以及付諸實踐。例如衝鋒隊成員們會在酒館裡面一起討論女人、進行防身術訓練、教導如何使用武器。

而「絕對服從」也在團體活動的過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斷練習，例如衝鋒隊員在出遊或遊行的過程中穿著制服、踢正步、呼口號、唱軍歌，在路上見到落單的女人或對他們面露不滿的一般市民，就進行騷擾，甚至以暴力的方式霸凌對方。也就是在這種「法西斯團體」的文化中，「肢體暴力」扮演著凝聚成員、彰顯組織以及男子氣概、同時也是以行動控制意志的要素。簡單來說，暴力是這類組織存在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礎。因此美化暴力、合理化暴力、實踐暴力，也就是「法西斯組織」的重要標誌之一。

這樣的政治暴力對於民主的傷害超乎當時代所有人的想像，尤其是男人。民主政治一個重要的特質就是現代社會之中多元的利益團體，在政治、社會層次上，都可以公平且合理地進行討論和競爭。國家公權力首要的任務就是依據憲法所賦予的職權，維持這種民主秩序的運作，排除任何企圖破壞這個秩序的威脅。也因此，民主社會必須要非常強調國家是「暴力唯一合法的使用者」，並且只能用於捍衛公民、確保社會正義以及維護民主政治秩序之上。

當國家不再是暴力的壟斷者：誰的拳頭大就是勝利者

威瑪民主之所以失敗，其中一種表現的面向就是：國家不再是暴力的壟斷者。極端組織的成員紛紛拿起武器，破壞民主體制的運作，因為對他們而言，民主政治是破壞民族一致性的殺手。以納粹黨人與保守派人士為例，他們所追求的正是單一種族的「人民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拒絕接受民主體制保障下的多元社會。而當時的多數德國保守勢力或是右派組織又相當迷信德意志種族優越論，更甚者，從本質上，他們就堅信只有建立一套威權式、家父長制的國家統治，德意志民族才有可能走出一戰戰敗的恥辱。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摧毀威瑪共和的民主體制。

在威瑪共和的十四年間，納粹黨員與政敵之間大大小小的暴力衝突弱化了「國家是暴力壟斷者」的基礎，同時有為數眾多的國家公務員以及警察、軍人本身就是納粹黨員，或是與納粹黨有密切的往來。在國家公務體系有意的包庇下，納粹衝鋒隊才得以不斷重複地實踐納粹黨所鼓吹的政治暴力，逐漸累積支持者、恐嚇一般公民、打擊政敵，逐漸成為一個穩固的政治組織。

同時，他們的支持者，甚至是反對者也將政治暴力視為「常態」或是「生存法則」，將實踐暴力當作是重要的社會實踐。以暴力作為政治行動基礎的想法一旦被合理化，也就不再需要民主式的溝通及辯論，只需要比誰的拳頭大，誰就是勝利者。民主制度的運作基礎，就在政治暴力文化的散播及實踐下，一點一滴地被侵蝕。這種合理化政治暴力，再加上上述所提到的保守派對威權社會秩序的迷戀，正是促使威瑪共和晚期，保守右派甚至是中間派的選民，將手中的選票集中到納粹黨的手中，「合法地」摧毀民主體制。

統促黨的思考模式：不支持統一就是敵人

威瑪民主走向滅亡的過程是一點一滴累積、被腐蝕的過程，是反民主的納粹黨以及保守派勢力蓄意、有組織的攻擊、病態的政治暴力文化以及對民主體制失去，或根本就缺乏信心的一般公民等等錯綜複雜的因素所導致的結果。在今天看完統促黨的反指控記者會之後，一股強烈的既視感讓我全身起雞皮疙瘩。在記者會中，統促黨的成員赤裸裸地陳述他們的目標就是「和一個一黨專制的獨裁國家進行統一，摧毀台灣民主體制」。

他們指控是「受到民進黨人士操控以及受到台獨教育洗腦」的「年輕」學生先動手，用肢體暴力以及骯髒的言語攻擊「只是碰巧要去現場看看發生了什麼事」的統促黨黨員；用來痛毆「台獨暴力學生」的甩棍只是「碰巧」在「地上撿到」；帶著大批黑道瞬間趕來支援的張安樂次子，「不像陳水扁的家庭教育」，是個「有情有義」的後生晚輩，趕來支援被攻擊的「叔叔、伯伯」；而手持甩棍、聲勢浩大的他們之所以會追打落單學生，完全是因為他們被不懂得「敬老尊賢」壞學生攻擊，所以他們「不得不」把學生的頭打破。

在他們的狡辯中，很清楚地看出他們非常化約地把「不支持統一＝台獨＝民進黨＝陳水扁＝暴力群眾＝不懂得敬老尊賢的年輕學生＝全中國人民的共同敵人」，他們以一種充滿矛盾且模稜兩可的說法，將所有統促黨的敵人都視為是「大中華民族」的敵人，並且希望利用透過建立這樣的「二元敵我對立關係」，醜化政敵，製造社會以及世代間的對立，並希望凝聚在台灣以及中國的反民主陣營以及保守勢力，積極消滅台灣的民主體制。

然而，台北市市長則用一種無關痛癢的言論來回應被毆打導致頭破血流的學生，以一個「兩岸交流守護者」的樣貌，道貌岸然地說出兩岸的交流要增加善意；更在幾天前的研討會大聲疾呼兩岸必須要更密切的交流。在他的所有言論裡，除了現實政治利益的考量與算計，我們完全聽不到任何支持與擁護民主體制的聲音。

統促黨這些說詞與暴力行為，就是赤裸裸地向台灣民主體制宣戰！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公民不應該再繼續以「尊重多元的聲音」，來閃躲民主體制的敵人正威脅我們的民主國家的事實！一個民主體制必須要接納多元的聲音，但也必須要向反民主陣營清楚地劃出底線，並且利用法治以及國家公權力，狠狠地打擊企圖破壞民主秩序運作的不肖份子。

公民應以和平、積極的行動反堵統促黨

同樣地，我們也必須拒絕任何「相對化暴力」的言論，例如許多媒體企圖將輿論風向帶到「台獨抗議人士丟寶特瓶干擾台上舞者」或是「學生也對統促黨人罵髒話」，丟寶特瓶的抗議群眾怎麼可以跟拿著甩棍將學生往死裡打的統促黨員相提並論？更別提親中媒體、名嘴甚至是網友透過抹黑、肉搜受害者，希望將支持台獨的學生再度打成「被陳水扁洗腦」、「被民進黨操弄」的「職業學生」。(這些伎倆不是在太陽花學運、反課綱運動裡一再地被拿出來使用？)

生活在民主體制裡的公民現在必須要做的，不是拿起武器以暴力的方式來跟他們對幹，以牙還牙的方式只會更強化暴力所產生的惡性循環，以及戕害民主政治的基礎。我們要做的是大膽地展現出我們捍衛自己民主國家的決心，以和平但積極的行動圍堵、反制統促黨等類似的促統團體一切的行動。作為民主國家的公民，我們不應該只是享有民主體制所帶來的好處，我們還必須要承擔起守護民主體制的責任，不論年齡、階級、職業，任何一個希望能繼續安心生活在民主台灣的公民，都必須要承擔起這個捍衛民主體制的責任。最後我們必須要清楚地意識到：民主的公民不能是一個「消極的民主派」，而必須要是一個「積極的反反民主派」！

最後必須要提醒讀者，之所以寫這一篇文章不是為了要將統促黨以及中國對台統戰的行為，簡單等同為「納粹黨」。任何這種「張飛打岳飛」式的簡化類比，都是荒唐的歷史錯置，這是不為歷史學家所允許的。然而，我們卻在這兩種在不同社會脈絡以及時代背景下所發展出來的團體中，驚訝地看見他們共同的反民主特質以及企圖消滅民主體制的相似性。台灣的公民社會現在要做的，是從歷史經驗的爬梳過程中，找到未來可能的出路，捍衛我們得來不易的民主體制，以及自由的台灣。

※作者為德國慕尼黑大學歷史研究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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