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勞資爭議始終不斷，一路從馬英九政府推延至蔡英文政府。原以為態度明確的民進黨，數月來則在勞工休假方式的角力中，陷入勞資立場的兩難。不過，我們實已不難看出，勞團抗爭的音量聽起來好像很宏亮，但在資方長期獨大的台灣，企業老闆們倔強的程度，才是幾至難以矯正的一方。

1990年代以前，台灣的經濟基礎主要奠基於勞力密集的產業，當時對勞動技能的要求不高，但多數人都很拚命，那是全國上班族星期六還要上半天班的時代。90年代後期開始，長期扮演國際分工下游的台灣製造業，開始大呼產業升級，紛紛朝資本和技術密集調整。隨之而來的嚴肅課題，就是基礎勞力需求下降，造成就業機會緊縮。

為因應產業結構調整造成的結構性失業，台灣當時採用了低租稅負擔（降低企業成本），以及富有彈性的勞工法令制度，做為保障勞工工作權利的方式之一。在工業經濟漸次轉型為服務業經濟時，台灣確實因為高度彈性化的勞動條件，留住了不少市場職缺。

但所謂的「高度彈性化」勞動市場，包括彈性工時、浮動上下班時間、非固定休假班表，卻因資方長期以來並未隨之轉型的經營態度，變成一套僵固的作業模式。台灣企業，無論是號稱科技業還是服務業，多數都已陷入高工時、責任制、少休假的循環而難以好轉。美國國務院數月前便在它例行公布的全球人權報告中，特別點名台灣勞工普遍工時過長的現象，且指有半數以上台灣員工即便超時工作，卻又領不到加班費。

於此之際，幾位台灣工商界領袖，卻以強制給予勞工「周休二日」或增加特休假，將徒增企業成本，反不利勞工工作權為由，要政府收回成命，進而出現了「一例一休」的妥協辦法。這確實是在呼應彈性化勞動市場有助保障就業機會的論調。

但讓人難以接受的是，財信文化董事長謝金河跟進強調，「若勞動部執意把過去勞資雙方恊商的彈性拿掉了，通過『二例』（強制周休二日），恐怕窮苦人家想翻身機會都沒有。」還說，台灣過去的經濟奇蹟因為全民打拼的彈性，現在林全要勞工多休息，「不小心就會變成永遠休息」。

意即，現行許多勞工為了多增加收入，寧可放棄休假，上班賺取加班費，如果勞動部強行要求企業遵循「二例」的規定，將使得那些想上班、多賺點錢的勞工因而減少收入。問題是，窮苦人家難有翻身機會的原因，根源在「低薪」，每周多上一天班，每月多賺數千元，就能助其翻身？其謬論，實則反映了資方得了便宜還賣乖。

台灣資方結構性地造成勞工必須犧牲休假，充其量只是顧及企業經營成本，什麼時候真的考慮要協助員工翻身。且如此一來，不就是把台灣企業競爭力不足的問題，歸結於雇用員工有沒有拚命加班工作？從而迴避掉了老闆們的治理邏輯，究竟符不符合現代化的經營模式。

企業經營階層的短視，看不到「休息」和受雇者身心狀態理所當然的關聯性，習於搾取人力的立即效應，便很容易忽略健康的工作環境能為公司能帶來多少正面回饋。至於大老闆們的家務瑣事、親職工作多有他人代勞，因而自然也無視員工下班返家後的「家庭角色」。

先進國家保障勞工權益，其出發點並非鼓勵人好逸惡勞，勞工福利最好的國家，從來都不會是人民最懶惰的國家。數十年過去，台灣老闆還以「休假太多會丟掉工作」當威脅，純粹印證了他們只想撈光這一代人血汗的心態，否則，員工罷工他們有意見，周休二日他們也有意見，加薪則不可能，通通都會影響企業發展，損及勞工工作權，那麼，另外廣徵富人稅，且大方上繳，不再施以技術性節稅，和眾人一起共體時艱，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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