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應不會留任十九大政治局常委 —經濟成長與公平分配兩難之下的抉擇

鄭吉珉 2017年10月17日 07:00:00

習近平對王岐山的「保護」並不等於「支持」,而且「保護」更清楚界定了權力位階的高低。(湯森路透)

「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規定在十九大是否繼續生效?王岐山會榮退?抑或留任並高昇?由於這個問題涉及習近平的人事布局,並反映出習的權力是否得到集中與鞏固,因而成為眾所關注的焦點。

 

王岐山會留任的五個角度

 

認為王會留任的觀點,不外從以下幾個角度分析:首先,在十九大即將召開之際,王先後會見了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前白宮首席策略長班農(Steve Bannon),以及柬埔塞副首相梅森安。這種公開且高調的舉動,實在不像甘於退隱的表現。

 

第二,2022年中共二十大時,習近平已經69歲,超過「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規定。如果習到時不想退休,勢必要修改「七上八下」的潛規則。而與其在二十大時再行闖關,不如在十九大時以王留任成功與否先行試探。如果成功既可預先為自己鋪路,又可保留強而有力的盟友。

 

第三、王岐山帶領的中紀委,在過去五年反貪腐上發揮了鉅大的作用,幫習近平清除政敵並空出位置,讓「習家軍」快速上位,有利於習的人事布局與掌握權力。從論功行賞而言,王的留任似乎無可置疑。

 

第四、對王岐山遭郭文貴海外爆料攻擊,習表示「不惜代價保護陷入風口浪尖的高層領導」,充份顯示王是習的左臂右膀。而十八大開始,王在《人民日報》上陸續發表六篇文章,也可見習對王的倚重與禮遇。

 

第五、郭文貴開始爆料攻擊後,王一度銷聲匿跡,甚至在中共傳統中極為重要的「喪禮政治學」中屢次缺席。然而在眾方謠傳下,王隨即出席原中顧委安志文喪禮,並參加其岳父姚依林百歲誕辰座談會,一改外界對其失勢的猜測。

 

王岐山帶領的中紀委,在過去五年反貪腐上發揮了鉅大的作用。(湯森路透)

 

但事情卻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解讀。首先,把會見外國領導人當成是連任的保證,恐怕是因為不了解中共傳統而產生的誤解。因為從長期武裝鬥爭的經驗中,中共深切體認保密是黨得以生存而不被消滅的關鍵,所以退休後的領導人極少能公開露面,更不可能會見外國領袖。因為如果領導人退休後還能拋頭露面,甚至會見外國領袖,就無法免除機密外洩的可能。而且退休後的領導人仍是中共黨員,還會繼續收到與任職期間同等級別的內部文件,可能洩密的範圍就不止於任職期間的經歷,還會擴延到當下與未來的決策,對黨帶來莫大的危害。因此領導人退休後仍有衛士隨侍,除照料生活起居外,也不無保密方面的考量。

 

與外國領導人會面應反向思考

 

所以對王近來與外國領袖的高調會面,也許應該反向思考與解讀。它代表的反而是王應該會在十九大退休,而這幾次高調會面則是對王退休後鮮少能公開露面,與無法會見外國領袖的補償。更何況,王過去五年的中紀委工作如果公諸於世,除了會暴露中共的貪腐已到無法想像的程度之外,更可能將中共內部藉權力鬥爭而進行的路線之爭徹底公開,不只可能造成黨內鬥爭白熱化,更可能使西方「和平演變」勢力有可乘之機,進而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因此王雖只具黨職身份,卻可逾越中共「對等」的外交傳統,而會見外國政府的領袖(如七常委中另一位只有黨職的劉雲山,他出訪北朝鮮時就只是「黨對黨」)。允許這種特例,應該離不開噤聲的暗示與知所進退的提點。

 

而且與外國領袖的會面還有著更多意涵。因為中國長期以來雖帶著民族主義的傷痕,但內部卻因充斥著各種利害糾葛,而難以對政治人物作出公允的評價。因此出現奇特的現象,就是既以中國獨特性的名義來排斥西方價值標準,卻又以得到西方的認可與贊同為榮,例如江澤民的傳記就特別挑外國人來寫。而2015年時王岐山就曾與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會面,但作為中共中紀委書記的王,為什麼要見並無一官半職的政治學者福山?

 

福山的成名作是《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他援引柯傑夫(Alexander Kojève)的黑格爾主義詮釋歷史,主張人類社會與政治在幾經變動後,必然會達到自由民主的終點;但後來他的〈何謂治理?〉( “What is Governance?” )卻認為民主不一定帶來善治(good governance),而《政治秩序及其衰落》(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中更主張在法治與民主之外,國家治理能力的不可或缺。所以王與福山見面,其實是弔詭地引用福山「民主」與「善治」不必然等同,與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性,而為中共異於西方的治理方式提出合法性的依據(習近平後來也與福山會面)。因為,當福山提出「法治」(rule of law)的客觀獨立性時,王堅決主張司法必須由黨控制,更提出醫生給自己開刀的例子,以合理化中紀委的黨內自我監督機制。

 

而李顯龍要求與王見面,不無試探王是否留任之意;王雖感意外,但在請示後得到同意。不過,這場會面的意義與原先設想不同,卻再次驗證王與福山會面的重點。因為新加坡代表的正是福山所強調的國家治理能力,而且它並沒有完整的民主與法治。而這種方向可能正是中共想要的,特別是與臺灣民主後的眾聲喧嘩相比之下,深信「不能亂」的中共必然會朝同屬華人卻專制的新加坡傾斜。而中共過去五年的反腐、管制言論,不也與新加坡如出一轍?

 

李顯龍要求與王見面,不無試探王是否留任之意。(圖片摘自新華網)

 

三場會面對象的共同點

 

而媒體報導,會見班農是王岐山提出的要求。二人的共同點是,都是各自政權舉足輕重的代表人物。班農提倡經濟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而成為川普政權的kingmaker;王岐山則是在習近平上台後,力行反貪而使習權力得以鞏固。雖然雙方均不具官方身份,但要見班農如此具有爭議性與指標性的人物,恐怕還是必須得到習的同意。而會面時間在川普訪華之前,或許可看成是雙方正式過招前的試探性出手與摸底,藉以了解彼此的意圖與底限,而為11月的川習會預做準備。

 

這三場會面對象的共同點是都不堅持民主:福山提出善治,李顯龍則是開明專制,班農則對傳統民主嗤之以鼻。他們的立場雖未必與中共等同,但卻都偏離民主。王與這三者見面,除了反映堅信中共統治的合法性,更是為應付異於西方政治建制傳統的強大對手。當然,後者未必能夠達成,但前者卻是唾手可得的,而且王還能得到開明開放、憂國憂民的形像。

 

想留下開明形象,加上退休後鮮少能公開露面,更無法會見外國領袖,就可以合理推導出「虎死留皮,人死留名」的結論。換言之,王岐山要的是「名」,這和他讀歷史出身的背景若合符節。畢竟,再多的「利益」與「權力」在身後都會消逝,但「名聲」卻可以使人不朽。而且在中共傳統中,人死後還分三六九等,就算進了八寶山革命公墓,也得按不同級別來區分墓地與骨灰位置;更在訃告中對已故領導人做出不同程度的評價,例如以「『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相較,前者更為崇高(單只就這個角度看,中共還真繼承了《春秋》以文字褒貶來區別善惡的作法,也難怪馬克思主義可以「『被』中國化」。)

 

「酷吏」多半不得善終

 

這或許就是王岐山願意擔任中紀委書記的原因。中紀委雖然在體制上早就存在,但從未如此雷厲風行,也從未上昇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習近平則是由於家學淵源,才知道中紀委可發揮的潛能與效力,因此更必須交給信得過又能服眾的人。王與習早年均為下鄉知青,同為紅二代,從政經歷亦甚為豐富。在素有交情與背景相同下,習才任命王為中紀委書記。

 

但對歷史稍有涉獵者,應該都知道「酷吏」多半不得善終,而王岐山學的是歷史,更不可能不了解這點。而且,如果反腐不成功,王就得面對習的究責;但如果反腐成功,王除了得承受「酷吏」的名號,還得面對「功高震主」的壓力。因此王接下這個位置,除了堅信中共統治的合法性,還應有為個人留下清譽與令名的期待。因此五年反腐後,王自可急流勇退,何必在風口浪尖上繼續留任?

 

如果反腐不成功,王就得面對習的究責;但如果反腐成功,王除了得承受「酷吏」的名號。(湯森路透)

 

至於如果是為2022年習近平二十大連任鋪路,而在十九大上拿王岐山來投石問路。那麼,其他四名也超過六十七歲的常委為什麼不能繼續連任?果真如此,習的人馬勢必無法快速上位,人事布局無法形成,權力自然無法鞏固。而且二十大還在五年之後,未來的問題可以等未來再處理;但眼下的問題如果處置不當,不只不必談二十大,連十九大都岌岌可危。對政治而言,理想雖然是長遠的計劃,但現實世界卻是瞬息萬變,且戰且走則是不得不然的選擇。

 

「位置」決定了王岐山

 

而且在政治的世界裏,除了專制政權與少數強人是由「人」來決定「位置」(例如台灣過去究竟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取決於蔣經國擔任總統或行政院長),一般則是由「位置」來決定「人」。因此在位置上就算再光彩奪目,只要一離開位置就會變得微不足道(這就是政客戀棧權位的原因)。因此,重點不是「王岐山」這個「人」去擔任中紀委書記,而是「中紀委書記」這個「位置」決定了王岐山;更重要的是,決定中紀委書記功能與角色的習近平。而過去五年中紀委書記的權傾一時,這就已經是論功行賞了。如果還有奢望,恐怕既不切實際,更不懂分寸。

 

因此,只要習的第二任期期還想繼續反貪腐,中紀委就會維持現行角色與功能,由「誰」擔任中紀委書記,其實無足輕重。對習來說,王是同屬紅二代的盟友,又是年紀稍長的大哥,但栗戰書卻是親信與下屬,而是更能相信、更保險與更能配合的人選。反之,如果習的第二任期不再大張旗鼓地反腐,但王卻早已樹立了反腐的形象,功高震主加上扞格不入,王可能的遭遇大概不難想像。

 

而至今為止對王的「保護」並不等於「支持」,而且「保護」更清楚界定了權力位階的高低。「趙孟能貴之,趙孟能賤之」,能拉你一把的,就能反手把你給打下去。中共黨史上的第二號人物向來沒有好下場,劉少奇、林彪、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可說「族繁不及備載」(胡錦濤則因是鄧小平欽定隔代接班人,江澤民才無法下手,但江仍駕空了胡)。紅二代的王岐山對這些當然滾瓜爛熟,所以最佳的選擇當然是以屆齡為由,順勢下台以避開權力鬥爭的風暴核心。

 

將欲奪之  必先與之

 

而且習對王一連串的「保護」,與其說是繼續重用的訊號,不如說是「將欲奪之,必先與之」的策略。因為五年反貪腐,王累積的聲望與掌握的資源,均甚為可觀而無法等閒視之。如果貿然出重手打擊王而引起反彈,倒不如給王台階下,使其光榮退休而自願交出權力與資源。這種作法在中國與中共的歷史上並不乏前例: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以及鄧小平為使新老交替順利進行而設立的「中央顧問委員會」。而給了下台階後,如果還不識相,發動鬥爭就不是師出無名。

 

但是,上述的分析僅限於戰術層次,真正的關鍵還是在戰略層面。習的第一任以「集權」作為戰略目標,因為他認為江、胡任內的集體領導,雖然避免了過度專制的弊病,但「各管一攤」的結果,卻造成各占山頭為王,並各自壟斷特定範圍的利益,而且還互相交換,並且共同掩飾。除了把「黨天下」變成拉幫結派、團團伙伙,還造成了民怨四起。但比民怨更重要的是,當經濟高速成長時,得到的利益遠大於貪腐的代價,貪腐還可以被忍受;但只要經濟成長開始疲軟,得到的利益遠低於貪腐所付出的代價時,貪腐就變成了絆腳石,它就是多餘且無法容忍的外部成本(externality)。而且在改革開放剛開始時,由於某些共黨官員堅持馬列意識型態,但容許貪腐卻可以換來他們的支持。但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這種容忍貪腐以換得支持與成長的作法,越來越無法自圓其說。

 

要打破利益交換與共生的結構,在中共體制內唯一可能的方法是往上發展。(湯森路透)

 

可以說,一開始對貪腐的容忍,就像是長江邊上的一、兩間小型工廠,人們對工廠帶來的利益感到沾沾自喜,而無視工廠所排放的污水,是因為它被長江鉅大的流量瞬間稀釋到近乎看不見、聞不到。但現在的情況是,由於效法與競爭者眾,不只工廠利潤逐日下降,污水量也龐大到長江無法稀釋,大老遠就會聞到臭味,還會影響居民健康。在這種狀況下,當然要加以雨整治。但環保單位查緝時卻發現,工廠竟然有合法登記證,還有上級環保單位免予稽查的證明,連當地治安與行政當局都出面調解:查緝了這些工廠,地方上的人就會失業;而饑寒起盜心,治安就不會好到那去,經濟與治安均不佳,不就影響了上級對本地的觀感?往上發展才能避免糾葛。

 

因此如果要打破利益交換與共生的結構,在中共體制內唯一可能的方法是往上發展,才能跳脫這些利益糾葛。這就是習近平何以會引用「頂層設計」的觀念(經濟智囊劉鶴引自「系統論」),和他必須「集權」的原因。而由於中共以黨領政的傳統,以及政法委書記原先被江派所掌控,加上對中共傳統的深入理解,習另闢眾人意料不到的蹊徑——中紀委書記,透過黨內的內部體制既順理成章,又符合以黨領政傳統,還能避免公開內部祕密。當然,過去也曾運用中紀委反貪腐來打擊政敵,如陳希同、陳良宇,但如此全面性地運用中紀委反腐,還是第一次。因此習勢必得賦予中紀委書記異於以往的權力與地位,更必須表現出信任與保護。

 

反貪腐將從「面」縮小到「點」

 

但現在習即將進入第二任期,他還會持續大規模反腐嗎?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必須結合習的第二任期的戰略目標,那就是他提出的「兩個一百年」中的第一個,在中共建黨百年的2021年,達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換言之,在經濟成長不如以往的「新常態」下,嘗試著儘可能達成經濟持續成長與財富公平分配並行不悖的目標。因此,如果過去五年的施政重心是「除弊」,未來的五年施政重心就是「興利」。當然,這兩者在理念上並不衝突。但過去五年的反貪腐已趨近「無限上綱」,導致為求表現而胡亂舉發,官員人人自危;為了避免惹禍上身,自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公務部門的怠惰就變成不必要的「外部成本」,阻礙經濟的成長與政府的治理。

 

而如果要達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勢必要促進經濟成長與發展。而在國企佔了中國經濟的絕大比例狀況下,經濟成長的必要條件是官員敢引進新觀念、新方法、新作為。但這些措施只要與現行不同,都可能被以「貪腐」之名加以攻擊;換言之,中央不只在經濟事務上得鬆手放權,更必須卸下「反貪腐」的「緊箍咒」,官員才敢放手一搏,也才可能使經濟繼續成長。以改革開放為例,如果不是鄧小平一言九鼎,消彌了關於「姓社姓資」的爭論,並提出「不管黑貓白貓,會捉老鼠的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難保改革開放不會因為左派抵制而中道夭折。

 

但如果反貪腐以現在的方式持續,恐怕只有少數得到習信任的官員才敢放膽嘗試,而絕大多數官員仍有疑懼的狀況下,絕不可能達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因此在要興利就必須放膽嘗試的前提下,未來五年的反貪腐應該會從「常態性」變成「點綴性」、「示範性」,打擊的範圍則會從「面」縮小到「點」。甚至不再以反貪腐的名義來整肅政敵,例如孫政才、王三運的主要罪名都是「違反黨的政治紀律」。而這麼做其實是在發出訊息:重點根本不在貪腐,而是在面對政治岐路時是否選對了邊站?畢竟,岐路上難免有迷失的羊兒,但「亡羊補牢,為時未晚」;一開始雖選錯了邊,但只要能改過來就行。但如果執迷不悟,「岐路亡羊」大概只會變成「代罪羔羊」吧?

 

中紀委的角色、功能與地位會受到限縮,而不可能再像過去五年的「代天巡狩」。(湯森路透)

 

中紀委角色功能將限縮

 

在這個前提之下,中紀委的角色、功能與地位自然會受到限縮,而不可能再像過去五年的「代天巡狩」。王岐山雖學歷史,卻曾擔任經濟方面的職務,對經濟成長必須適度鬆綁的道理,理當不至於陌生;而既不陌生,自然就能體會個人進退出處的應有分寸。這或許就是王在全國紀檢監察系統表彰大會上,說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擔當」的原因。而近期對中紀委官員獎懲的頻繁調動,可能也反映主官離任前獎賞效忠與有功者的官場傳統,以及對「不打自家人」的民怨稍作回應。

 

而且不尋常的是,十八屆中紀委第八次全會並未與十八大七中全會合併,卻提早2天於10月9日召開;同樣無前例可循的是,中紀委工作報告並未直接提交十九大,而必須先經過十八大七中審查。如果是因議事程序與題目繁多,提早召開會議尚稱合理,但會議卻在一天內草草結束,公報中也一反常態地隻字未提習近平。其實未與十八大七中一同召開,工作報告又須經十八大七中審查,就是區分上下位階與層級,免得搶了主子風采。而單獨召開十八屆中紀委第八次全會,就是各有各的主場優勢,也算給了王岐山面子。但一手硬、一手軟是中共固有的策略與作風,媒體雖公佈了王在會議上的照片,卻未刊登王在會議上的講話。而中紀委網站權威的「學思踐悟」專欄,也在10月8日說「今天要同大家作別」。

 

還有誰比王岐山更適合當擋箭牌

 

從上述種種理由可推斷,王岐山應不會留任十九大政治局常委。而他念茲在茲的「制度性反腐」,恐怕難以實現。因為按中共以黨領政的傳統,黨與政的分際其實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國家監察委」實際上就是「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缺乏外部監督機制下,自我內部監察絕對不可能達成反貪腐。畢竟,醫生為自己開刀並非常態;而左手雖然可以打右手,但因為痛的是同一個人,打的力道只會越來越輕。因此國監委頂多是翻版的「中顧委」,就像聾子的耳朵,擺著好看而已。而外界揣測王會出任國監委主任,並扮演體制外第八號常委;這,是否太擡舉王岐山了?因為中共黨史上唯二能在體制外呼風喚雨的,只有毛澤東與鄧小平,憑的可都是從血流成河中廝殺出來的實力。而王岐山與解放軍毫無淵源,又又何來這種獨當一面的能力?

 

當然這些分析與推測仍有變化的可能,因為獨裁者都自詡「天威難測」。以蔣經國為例,他最討厭被媒體猜中自己想任命的人選,貶王昇和用李登輝,都令人跌破眼鏡。習是獨裁者,更是數十年來最快集權的中共領導人;他和蔣經國都是專制政權(在血緣上)的第二代接班人,但用人是否類似,還有待觀察。但如果習的第二任期要致力經濟成長,勢必就得與第一任的反貪腐適度切割,也得和各派系有一定程度妥協。但他難道會承認反貪腐反錯了嗎?這實屬多慮,因為專制之下,對錯沒有客觀標準,權力也無從制衡,運用之妙完全存乎獨裁者之一心,他既可以用「反貪腐」,更可以禁「反貪腐」。而在這種狀況下,還有誰比王岐山更適合當習的擋箭牌和停損點?更何況,做「哥們兒」的,本來不就該為兄弟兩肋插刀?這不正是「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

 

※作者為政大東亞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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