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下旬，我打電話到何方先生家，想寄本書給他們，電話是宋以敏阿姨接的，她說何先生出去曬太陽了，多年不見了，問我何時會去北京。我說過兩天就去京，但不知落腳在哪家賓館，不確定能不能去看望他們，書還是先寄走。

9月23日，我在北京，知道次日住在京郊，離他們家所在的萬科城市花園不遠，我打電話給宋阿姨，說晚上去看他們，她馬上說要請我出去吃好吃的。我說吃了晚飯去，還約了丁東老師一起在他們家見面。
 

24日晚上，我到時，何先生正在泡腳。我見他精神頗佳，還記得12年前我們在西湖邊的見面，甚至記得1936年西安事變後他們一班同學作弄憲兵的往事。我在沙發上坐下後，宋阿姨遞給我一本書，還有一個大信封。書是李銳老先生的《李銳期頤集》，原來是23日我打電話後，正好何方先生和宋阿姨要請李銳先生和杜導正先生吃飯，他們知道我第二天要來，就為我要了一本簽名本，扉頁有101歲的李老以略微顫抖的手題的簽，他們年事已高，仍如此細心，令我感動。

大信封裡是何方先生最後想要完成的一本共和國外交史方面的書稿，有目錄（共7篇，加6個附錄），卷首語和已經完成的二篇列印稿。他生命的最後時光都放在這本書上，在宋阿姨住房外的陽臺小桌子上，我看到了他寫的不少手稿，估計還沒有整理出來。夜色暗淡，我沒有細看內容。

其實，我與何方先生相識不過12年多，第一次見面是在2005年8月，《黨史筆記》出版之後。我先已讀到這本有分量的沉甸甸的大書，但不是原書，只是從朋友那裡輾轉看到的影本。

他是1922年生人，少年時去了延安，以後成為張聞天的重要助手，在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和外交部工作，也因此在1959年就厄運降臨，經歷了大饑荒、「文革」帶給他的創傷。他最後在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長、中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任上退下來的，在國際研究上有重要建樹，提出了當今世界正處於「和平與發展時代「的理論判斷。

晚年他住在京郊，開始反思自己走過的道路，並反思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中共黨史上被搞得撲朔迷離的那一段。他為還原黨史、外交史真相，耗費暮年光陰，並在邢小群老師的幫助下，完成了個人史《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這些著作的陸續問世為他在民間和思想界贏得了聲望，章詒和、資中筠、丁東等先生都很推崇他。

我們第一次見面即是在他住的萬科城市花園一樓，何先生送了我一套原版的《黨史筆記》。我回家又讀了一遍，當時我正好給《鳳凰週刊》的「三地書「欄目寫專欄，就寫了一篇評論《何方：顛覆了「中共黨史編撰學「》。不久他們南下杭州，住在西湖邊的望湖飯店，約我見面。一見面，他就用臨潼口音對我說，你的文章給我惹了麻煩。我吃了一驚，他才解釋說，因為很多人讀到這篇小文向他索書，而他手頭已沒有書了。

從那時起，我們陸續有通信，每次他有了新作都會寄來列印稿，有新書出版也必寄我一份。12年來，他贈我的書已有厚厚一摞，有的書既有自印本，也有公開出版的，有的既有平裝版，又有精裝本，列印稿也不少，上面都有何先生的簽名。大約2011年下半年，何先生89歲生日前夕，北京有師友來電希望我去一趟，當時我正好在西安，轉道北京去看望何先生，並提前錄了一個視頻，談了我對何先生的認識。因隨後的生日聚會我路遠不便參加。

這次聚會於10月19日在他家舉行，與會的有資中筠、蕭揚、錢理群、楊繼繩、馬立誠、丁東、邢小群、崔衛平、雷頤、吳思等十來個人。正是這次聚會，楊繼繩先生提出了「何方之問」，即何方先生在自述前言中提出的—他們當初懷抱為自由民主的理想而投身革命，最後不僅這個理想漸漸被淡忘了，而且越奮鬥離民主、自由、平等、博愛越遠，甚至走向了對立面，他追問是當年的理想選錯了，還是後來背叛了當年的理想，這些全人類共同的理想是不分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的，難道這些問題不值得認真地反思？

當然，同樣的問題，1915年生的顧准在1974年，1920年生的許良英先生在1980年代、1923年生的李慎之先生在1999年寫下《風雨蒼黃五十年》時都已觸及。他們大致上算是同一代人。

2012年9月，我和一位朋友相約一同去何先生家，兩位老人執意要找一個好飯店款待我們，那是他們曾吃過的一家飯館，他們覺得菜好。午餐後，我們想讓何先生休息，他不肯，一定要坐在沙發上聽我們聊天，時不時還會接幾句。我特別記得那天他還背誦了小時候讀的地理課本和國語課本。我們說他記憶力好，他說自己只念到初中，就那些課本，所以牢牢地記住了。當時，我們大約說起了民國課本。別後不久，我就收到宋阿姨寫來的一封信。

國湧：

很感謝你專程來我們家，還呆了那麼長的時間。何方從你們的談話中得到新知識，受到新啟發，前天又從共識網上看到你發出寫他的文章，他很是高興。…

 

他去年9月摔了後腦勺，一年來寫東西很少。附件裡的第一篇是新作，這是一年來寫得最快的一篇，吳思已經決定在《炎黃春秋》上發表。第二篇是摔傷百天后應社科院要求寫的（大概只能存檔，不會發表），花了一個月完成。他正在寫《對共和國前期外交的反思》，寫好的緒論已發表在《何方雜談》裡，之後只完成一章（《炎黃春秋》已登，附件裡是未經刪改的文本）。希望他以後進程能快一些。

                                         

宋以敏

在這之後，我寫信請教基辛格《論中國》有關鄧小平在外交上的12字方針。宋阿姨9月29日回信說：

按我們的理解，鄧在韜光養晦等24字方針之外並無另外的12字方針。情況是這樣的：24字並非一次就完整地提出來。第一次是在蘇聯「八一九「未遂政變後，當時李鵬…表示，蘇聯不行了，得由中國扛起社會主義大旗。楊尚昆向鄧反映這個意見後，鄧當即提出12字，大概是「冷靜觀察，沉著應付，韜光養晦「。一開始這12字傳達範圍不大。後來鄧又加了「決不當頭，善於守拙「兩句。「有所作為「是他在其他場合提的。後來外事部門把各次提的捏在一起，弄成24字，並把原來只針對蘇聯變化擴為適用於整個對外策略。記得當年「八一九「政變一發生，中央認為形勢大好，外交部緊急傳達，《人民日報》準備發社論慶賀，賀詞等都已排版。多虧很快失敗，否則就要出洋相了。基辛格的12字也許就是這麼來的。

 

以上供參考。

此後不久，網上流傳一份所謂「鄧小平的政治交待」，我寫信向先生求教真偽，宋阿姨轉給我何先生本人署名的回復，時間是10月9日，我猜想是何先生在紙上先寫好，宋阿姨打字的。他認為這是偽造的，並提出四條根據：

一是個人立政治遺囑不合乎共黨傳統，而鄧則是個鐵杆共產黨人。…

二是內容相悖。鄧是一生不講民主法制的人，歷來與民主為仇，此件卻大談民主，顯系偽造。

三是風格迥異。鄧的講話和為文，一個顯著特點是簡潔明快、一錘定音，決不含糊其詞，拖泥帶水。而「交待「則多有含混，對六四鎮壓講了一大段竟不知所云。

四是鄧以毛澤東第二自況。而毛是從不下罪己詔的。…此件雖儘量模仿鄧的文風，但終究不像。

當年12月16日，宋阿姨收到我寄去上次見面的合照之後，來信說：「我們都還行。何方寫作沒停，只是特慢。他的思想倒是還在進步之中。比如，他近一年來一直講馬克思有四條不對，即：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暴力革命、反私有制，最近又加上第五條—國際主義。這大概同他對世界革命思想造成危害的思考有關。在網上能不時見到你的新作，一發現我就一定列印出來讓何方讀。正在喝你們上次帶來的家鄉綠茶，喝上就會重溫上次愉快相聚。」

去年9月12日，G20過後，我接到宋阿姨的來信，其中提及：「何方老矣，多虧腦子尚好，我現在就是力求把他的所知所思在他有生之年變成文字。最後不論能以什麼形式出來，最不濟也可變成光碟留下來，一定會送上請你指正。」

離上次見面差不多五年了，這次一見面，宋阿姨說何方先生將要過95歲生日。我們見他面色紅潤，記憶力還好，雖然腿腳不便，臨走時還執意要站起來送我們。我們都滿以為他也能像李銳老先生一樣長壽。「仁者壽」，陳樂民先生手書的三個大字就掛在沙發背後。不料僅僅一個多星期，就驚聞噩耗，何先生走了，我帶回的大信封裡的未完成之作成了遺稿。好在宋阿姨說會把他的遺稿整理成書。

宋阿姨1943年進入重慶南開中學，1947年考入清華大學，加入中共地下黨的週邊組織民青，1948年底清華園易手，實際上就不再上學了，到1949年3月她就進入外交部籌備工作，此時離10月1日還有半年多。

她比資中筠先生小一歲，很羡慕資先生在清華外文系讀到畢業，能走學術道路，其實宋阿姨聰明能幹，65歲被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派到美國，學會了使用電腦，是何先生晚年寫作的重要助手，何先生的手稿或口述多數是她整理的，我寫信給何先生，也都是宋阿姨代他回復。她籍貫金華，雖然從小在上海長大，對故鄉還是懷有感情，所以對我這個來自浙江的晚輩多有關愛，言語之間充滿熱情。她雖自謙早年棄學投奔革命，一生只能做事務性的工作。

實則南開中學給予她的教養和文化基礎都相當好，無論待人接物，還是處理文字，都那麼得體，尤其善於傾聽別人說話，我常常見她掏出一個小本子，記下談話的要點。這種習慣想必是長期的工作中養成的。她與何方先生晚年住在京郊，幾乎全力幫助何方先生整理著述，關心著國家的命運和國際的動態。我與他們見面次數不多，卻受益頗多，尤其受到他們的厚待，他們多次對我說，任何時候去北京都可以去他們家吃住，讓我銘感於心。

何先生，翩翩臨潼一少年，從延安一路走來，一個人就構成了一部世紀滄桑史，說實話，他晚年若無宋阿姨這個得力的幫手，要完成這麼多著作也是很難想像的。9月24日晚上臨別時，宋阿姨想起了什麼，趕緊到另外一個房間，搬出一堆何方先生在外交部江西五七幹校手制的木工工具，上面刻著年份：1974或1975年。他們客廳裡至今還有一把當年他親手做的小椅子。而今椅子猶在，木工工具還在牆上見證著曾經的歲月，歷史的詭譎和荒誕，何先生卻已不在。消息傳來的當天中午，我在手機上寫下這副不合平仄的挽聯：

別了臨潼，少年青年，從延安一路走來，反思有淚；

退居京郊，黨史國史，到暮年兩手作文，鐵面無私。

這幾天，又陸續讀到一些挽聯，眾多的挽聯中，王玉成先生的這副顯得簡明而意味深長：

憂國憂民憂天下；何去何從向何方。

路在何方？其實，歷史的斑斑血跡早已昭示我們往何方去，何方先生在最後18年完成的這些著作也提醒我們路在何方。世上不再有何方，但他留下的有重量的著作不會隨風逝去。「何方之問」的答案也將在大歷史展開的過程中得到確切的回答。我寫此文時，正值10月10日，何方先生在民國紀年之下生活了27年，他正是民國走過來的少年、青年。願他的靈魂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