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人事布局外，政治報告應是中共全國黨代表大會的焦點，因為這不僅是總書記回顧總結過去五年執政的成績單，同時也是邁向下一個五年的路線圖。更關鍵的是，政治報告的內容更意味意識形態與歷史發展的詮釋權，因此對每一個追求歷史地位的中共領導人而言甚為重要。習近平在十九大所掌握的權力已趨於顛峰，與其相適應的政治報告更引發輿論的關注。

與毛澤東強人意志的內在關聯

與胡錦濤在十八大的《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相較，十九大的《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標題就具有鮮明的習近平個人風格。「決勝」、「奪取」與「新時代」的語境，不禁令人想起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所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建設多快好省少的社會主義」的口號，差別在於一個是在改革開放當下，另一個則是在發動大躍進運動的前夕。時空背景雖難以銜接，但強人意志似乎擁有強烈地內在關聯。

貫穿整個十九大政治報告內容，「新時代」應該是出現最頻繁的字彙，深入觀察這也是習近平展現個人意志的「語境政治學」。研究中共意識形態的人都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直是其重大政治工程的一環，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都有與時俱進的詮釋技巧，藉以平衡「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與中國國情」兩者之間的「普遍/特殊」與「全球/本土」之間的辯證關係。

這樣的內在張力關係，可從建政初期稱之「新民主主義」的內涵，文革與大躍進則賦予某種「不斷革命論」的意義，在改革開放以後則是循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階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而來的演繹形式看出端倪，其邏輯不外仍以馬克思主義的普遍作為主體，中國特殊的國情則是某種過渡時期或補充，因此這是一種「普遍下的特殊性」的因果論述，也意味中國可以擁有與過去社會主義發展模式截然不同的內容與形式。更重要的是在界定中國主要的矛盾時，除了毛時期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外，改革開放以來多以「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概括，十八大的政治報告亦是如此。

習近平「軟切割」以往領導人

對於習近平而言，中國崛起已經成為客觀事實，除了西方現代化發展路徑，中國模式或是中國夢足以成為其他後後發展國家學習的典範，這也意味所謂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已經可以擺脫「普遍下的特殊」的從屬關係，甚至可以一躍為「特殊下的普遍」的主導地位。這是習近平使用「新時代」的關鍵所在，也是其用「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發展」界定矛盾的原因。直言之，中國當下得經濟問題在經歷十四屆三中、十六屆六中與十八屆三中以來的「建立/完善/深化市場經濟」的關係後，主要的問題以不再於生產力的不足，而是在於發展的失衡與低效率。習近平藉著「新時代」與之前領導人的路線進行「軟切割」。

除了意識形態的意義外，就歷史發展階段來說，新時代更是承接「中國夢」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空軸線，特別是在2021年中共建黨與2049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的「兩個一百」的三十年的期程，習近平基本上要完成「小康社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兩階段走的的戰略目標，因此「新時代」更具備時間的現實感與延展性。

在這個巨大的「後設敘事」中，兩岸關係與台灣問題只是戰略佈局的其中一環，縱使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決心、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台獨』分裂勢力」、以及先前「六個絕不」的強硬說辭，胡錦濤在十八大所提及的「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談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穩定台海局勢；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前景」的內容全數刪除。

兩岸關係「硬中帶軟」

即便如此， 習近平卻沒有如媒體預期提到所謂「對台政策時間表」，取而代之的則是保留與台灣各界對話的餘地與期待：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是給國民黨聽的，兩岸一家親則是柯文哲向來的主張，所謂「九二共識」歷史事實與「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則是嘗試與民進黨進行對話。簡言之，兩岸關係是鑲嵌在習近平的整體性與宏觀的歷史脈絡中，雖然調性仍是「硬中帶軟」，但是保留彈性，充滿自信。對於民進黨政府與其他政黨所釋放的訊息十分明確：「我的棋盤已經擺好了，各位要入局還是自己單幹？」

「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是馬克思歷史唯物論的基本調性，習近平卻在十九大政治報告中充分展現個人的意志，「普遍與特殊」以及「永恆與新時代」之間孰是孰非，有待時間證明。

※作者為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