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25日，中共十九屆全國代表大會和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會相繼閉幕，產生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會和政治局常委會。

結果表明，習近平不僅進一步鞏固了權力，更打破諸多慣例，構建出具有壓倒優勢的權力基礎，從今以後，習近平不僅是這個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英國《經濟學人》封面文章標題），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個人集權，習的新王朝才剛剛問世。

習近平用反腐迅速集權

習近平何以能夠迅速集權？一言以蔽之：反腐。有論者如裴敏欣以為，通過反腐，習近平「抓住了公眾對腐敗深惡痛絕的心理.....人們在其他事件上有分歧，但憎恨政府官員腐敗，要求整治，是一個共同需求」, 似乎，習近平是通過民眾的支持才迅速集權的；但是，這一說法忽略中國並沒有自由的輿論，更沒有選票的存在。通過反腐走向個人集權的機制，不可能是民眾的支持。

反腐通向個人集權的機制，不是正面的支持，而是負面的恐懼，製造恐懼馴化乃至閹化官員，造成各級官員普遍的噤若寒蟬，這才是習近平的集權之路。

這條路之所以能夠迅速起效，也離不開以下兩個基礎條件的支持。

首先，反腐獲得了紅二代等掌握強力部門的群體的支持。大面積貪腐的本質是權力的部門化乃至私人化，甚至利益均沾，這相當於職業經理人對所有權人當期利益的攫取，對於以黨國天下所有權人自居的紅二代等群體來說，這是不可忍受的。

其二，鄧小平南巡開啟了體制內官員大面積貪腐，經歷江、胡時代的積累，可以說無官不貪，在此情況之下，「人人屁股上有屎」，高調反腐，可以做到立竿見影，體制內人人自危之下，習的權威自然扶搖直上，權力隨之迅速集中。

習近平復活皇權體制

有紅二代的支持和無官不貪的有利基礎條件，高調反腐也還需要技術手段的配合，對此，習近平是通過與王岐山的政治結盟，啟動近乎沉寂的紀委體制來實現的。

在一開始，紀委並不直接歸屬最高權力的支配。1980年代設立紀委，在鄧小平眼裡，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配合廢除幹部終身制、安置老舊的黨務官僚，同時通過這一貌似尊崇的設置，將陳雲排擠出具體事務；反之，陳雲一派也將紀委作為其戰鬥堡壘進行權力鬥爭乃至路線鬥爭，如通過福建晉江假藥案打擊當時的改革派大將項南，進而達到打擊胡耀邦和改革路線的政治目的。

1992年鄧小平南巡，鼓勵各級官員大力推動經濟發展，同時允許其「變偷為搶」，大面積貪腐隨之出現，而反腐則被看成只能說說，不能真做的事情，在此情況下，紀委被置於各級黨委的直接控制之下，其權力受到有意的約束，更多只是各級黨委用於「拍蒼蠅」的工具。

因此，習近平作為法統的最高權力者，啟動近乎沉寂的紀委體制，並將之作為集權的主要手段，出乎幾乎所有人意料。在這件事情上，他與王岐山的早年交情提供了某種政治信任的基礎，但總體來說，其實並沒有超出中國傳統政治智慧的藩籬：獨立於既有的官僚體制、直屬於最高權力者、具有近乎不受約束的治官權，這樣的制度設置，在中國歷史上最為近似的，莫過於由朱元璋創設並由其後人發揚光大的東廠、西廠及錦衣衛太監體系了，中國民間話語不約而同地稱呼王岐山為「廠公」，正是對這兩者相似性的直覺反應。

因此，習近平的反腐集權舉措，並沒有對現行體制做出結構性的調整，而是在現有官僚機構的主體之外，啟動並打造了一個直屬於自己的超級執行機構，並通過這一機構的強勢反腐，震懾官僚體系，馴化閹化官員，從而順利集權。在很大程度上，習近平通過反腐的個人集權之路，更像是傳統皇權的復活之路。

確立自己樹立新規的地位

習近平王朝的浮現 自中共十八大上台以來，通過持續的反腐運動，習近平個人集權程度空前，被公認為毛澤東之後權力最大，不過，作為非民選的列寧式政黨，中共權力運行從來不受外部壓力的約束，能夠約束中共最高權力的，一是黨內慣例，一是派系，人們一度懷疑，習近平是否具有超越這兩個約束的能力，而從現有結果來看，習近平在十九大打破了隔代指定等慣例的束縛，並配置了具有壓倒優勢的權力基礎，終結了派系政治，正式開創屬於自己的新時代。

首先，習近平打破了指定接班人等制度慣例，確立了自己樹立新規的地位。

作為權力自我授予的列寧式政黨，同時又缺乏王朝國家血緣繼承的生理學基礎，黨國體制的權力繼承問題，從來就是其阿基里斯之鍾。

事實上，中共建政以來兩次比較大的危機，均與權力繼承問題有關：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從根本上是為了打倒其公認的接班人劉少奇；1989年六四屠殺，起因是在1987年，因為親自由化，鄧小平廢除了自己公認的接班人胡耀邦，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隨即引爆了學生運動。而在權力繼承問題的陰影下，鄧小平與另一名接班人趙紫陽之間也產生了不信任，這促發了學潮的進一步升級，直到震驚中外的六四屠殺的發生。

也因此，自中共建政以來，皆有接班人的設立，以應對此一重大問題。1989年事件更刺激了鄧小平創設隔代指定繼承人制度，旨在消弭繼承過程的不確定，降低出現類似文革或六四式危機的幾率。

由於權力繼承問題的重大，制度化已成為中共黨內基本共識，而隔代指定繼承人制度歷經20多年，經歷了兩次權力交接，也已經成為了有效的制度慣例，在十九大正式召開之前，普遍的分析或預測都是「誰將成為接班人」，幾乎沒有人預料到習近平會不設立接班人，從而徹底推翻此前有效的重中之中的接班制度慣例。

這表明，自鄧小平以來的種種制度慣例，對於習近平已經不再具有任何約束力。而不設立接班人，習近平不僅開啟了自己延長任期乃至終身執政的可能性，更顯示未來繼承人必然由自己獨斷指定。

其次，習近平建立了絕對優勢的權力基礎。

中共是由外部力量推動建立的列寧式政黨，從一開始，權力就如同傳銷，自上而下地派生，自下而上的黨內民主並不具有授權的含義。然而，在中共內部運行中，同級多數仍是基本的解決分歧的機制，具有相當的合法性，因此，要牢固掌握中共黨權並順暢運轉，黨魁除了需要掌握軍權作為後盾之外，在常規運作中，仍需要配置足夠的多數票。

自大八大以來，對習近平權力前景最大的質疑，就在於其缺乏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中的多數，由於在十八屆政治局中，僅有栗戰書一人被視為其同盟，在中共一般不得越級升遷的潛規則面前，人們懷疑普遍懷疑，習近平能否在十九大上克服這一不利局面，擺脫派系的掣肘。

以目前結果，習近平確實沒有能夠在常委層面獲得形式上的絕對多數，只是通過收編趙樂際形成了相對的多數。但是，研究一下政治局委員的名單卻可以發現，習近平已經構建了屬於自己的政治局絕對多數：在25名政治局委員中，丁薛祥、劉鶴、李希、李強、楊曉渡、陳希、陳敏爾、黃坤明、蔡奇等人，都曾在不同時段與習近平有過共事經歷或作為其下屬，加上作為政治同盟的栗戰書和趙樂際，具有高度淵源的張又俠，和被其信任的許其亮，習近平在政治局內至少擁有14票，形成了毋庸置疑的絕對多數。此外如郭聲琨、王滬甯、孫春蘭等人，或有其他派系色彩，但在習近平手下工作多年，若無絕對恭順的表現，此次斷無可能被繼續提拔。

擁有政治局的絕對多數，常委會的相對多數也就具有了絕對意義，凡事若有相持不決乃至異議爭端，擴大到政治局即可。反之，有見於這一前景，也無人敢於在常委會上與之相爭。因此，此前人們對習近平權力前景的最後質疑，也已隨之煙消雲散。

列寧主義加一人皇權

如今，習近平已經可以廢除重中之重的接班慣例，已經沒有什麼慣例可以再約束他。擁有政治局絕對多數，所謂的派系也隨之無足輕重，說習近平具有了無人可以制約的絕對權力，堪比文革時期的毛澤東，這一判斷是可以成立的。

回顧過往的五年，習近平啟動紀委，反腐集權，同時全力壓制社會，逐步形成了無論體制內外只有一個聲音的局面，尤為重要的是，掌控直屬於自己的超級執行機構，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復活了傳統皇權，這樣的權力獲取手段和權力地位，當然不可能有任何自由化改變的可能，恰恰相反的是，它指向的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或者說列寧主義加一人皇權這樣的組合，在已經無孔不入的黨國體制之上，又增加了個人高度集權的維度，習近平的「新時代」，其實是屬於他的新王朝。

※作者為中國政治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