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泰隆尼亞獨立議題成為國際焦點不甚意外，畢竟相對於科索沃在塞爾維亞這個非歐盟成員國尋求獨立，加泰隆尼亞在歐盟經濟層面的影響來得要大，而同類型的案例如意大利的倫巴底、比利時的佛蘭德斯等在歐盟也是俯拾皆是，歐洲領袖的小心謹慎也可理解。

事實上，正如筆者好友陳偉信在香港媒體《明報月刊》內提到，歐盟不是沒有經歷過地區獨立問題，1992年的南斯拉夫解體當時歐共體幾乎承認所有從南斯拉夫衍生出來的國家，但也因為南斯拉夫問題前車可鑑，歐盟今後才會在國家主權及公民自決的衝突上站在國家主權完整的那一方︰南斯拉夫內戰正正突顯歐盟在涉外關係的蒼白無力，而多場的戰爭及屠殺更是歐盟這個自視為普世價值捍衛者的心理傷痕。

當然，對於台港的公民社會而言，討論加泰隆尼亞獨立議題更是多了一層意義。一方面近年中國大陸與香港的關係緊張，令港獨問題成為北京審視香港問題的重心，部份香港政黨也打著香港獨立為旗號嘗試參與不同層級的選舉，因此對加泰人面對西班牙的打壓表示同情。

在台灣，討論加泰隆尼亞獨立的重點在於加泰隆尼亞立國的方針，包括如何成為一個國家，以及借此如何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例如有論者提出由民間起動要求台灣政府承認加泰隆尼亞獨立，藉以表示台灣在外交政策上獨立於中國大陸，而這是在國際法上一個比較重要的準則，去衡量一個政體是否一個擁有實質主權的國家。

筆者無意介入這些政治爭議，畢竟在統獨問題及民族主義問題上其實是沒有理性的空間及辯論價值，一切都是源於內心的情感及對國家及社會定位的感受。筆者嘗試跳後一步，討論一個相對有趣的問題，就是主權國家體制在今天是否為一種必然要追求的國際秩序。而要理解問題，首先我們就要明白，主權是甚麼？

解構主權︰國家主權的背景及虛無

先要指出一點，主權從來不是一個自古以來的概念，特別是在亞洲它其實是一個由西方社會引進的舶來品。要討論「主權」一詞從何而來不同學者有不同的說法，而政治學 – 特別是與國家制度有關的分析 – 多以霍布斯（Thomas Hobbes)於其社會契約中有關The Sovereign 的概念為其中一個重要的切入點。

根據其著作《利維坦》的說法，這個主權體是被人民賦予絕對權力去訂立法規，並可強制社會各成員遵從，因此在霍布斯的想法中王權理論上是不容挑戰的，自然也不應該出現民族自決及國家獨立的問題。

但近代的主權概念不是如此的鐵板一塊，如國際關係學者卡斯拿（Stephen Krasner)在分析當代主權時指出，當下的主權其實涉及四個不同層面的版塊互動︰國際法下的主權（international legal sovereignty)、威斯特里亞主權（Westphalian sovereignty)、對內主權（domestic sovereignty)及相互依賴主權（interdependence sovereignty)，而當中涉及的共同點就是控制和權威。

套用著名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說法，所謂的主權就是對正當使用暴力的絕對壟斷，例如在主權國家不受其它國家干預國內政治，甚至可以動用任何暴力維持國家領土完整，也包括國家對於人員流動、資料進出國家邊界的控制。

卡斯拿對於國家主權的分析既為學界提供一個系統性框架了解「主權」為何物，另一方面也突顯了主權不過是既定時空的產物，一切「自古以來」不過是一些不具任何思考價值的套語。例如中國的朝貢制度基本上就不是這套主權國家系統，朝貢國一方面可享有極大的自由，包括對外經商、國內稅收、外交使節、軍事擴張等今天被視為主權的行為，另一方面它們也需要臣服於宗主國，包括定期進貢及軍事支持；而在西方，主權的出現不過是三十年戰爭（The Thirty Years War)後各國達成的共識，用以解決羅馬教廷及世俗政府的衝突。因此，所謂「國家自主」作為國際關係及主權的定義，只不過因時制宜的結果而非鐵板一塊的現實。

國際政治的突破口︰似是而非的「類主權城市」網絡

事實上，學者克勞薩默（Charles Krauthammer）於1991年在《華盛頓郵報》的文章已預言，冷戰結束後新的世界秩序環繞蘇聯、南斯拉夫及庫爾德斯坦等問題，後冷戰的秩序不再是像戰後初期般以有或沒有主權來二分，於是學界在主權與一般從屬地方（subservience）之間，加入「類主權」（quasi-sovereignty）實體形容不同程度的自治地區－當然背後對美國外交政策而言，這個框架提供了60多個「特別主權實體」（special sovereignties），以此解釋當時美國外交政策。近年外交界提出的城市外交（city diplomacy）概念，更是以城市與城市之間建立網路，取代國家與國家的外交網路。

正如知名中國研究學者許惠文（Susan Shirk）提出，即使將絕對主權視為國家政治核心的中國大陸，其實質政治體制也是鬆散的，在涉外關係政策上有好些自主性很強的地方政府，亦有引導對外經貿政策的能力，甚至被視為國家走向國際化的一大助力，而將其系統化及制度化。

從客觀的現實而言，根據聯合國於2014年的研究報告表明，2050年將會有25億人移入城鎮，21世紀的政治及經濟核心不再是國家而是城市所建立的網絡。近年西方國際關係學界開始討論「智慧城市」的概念，當中不單是經濟上及科技上的智慧城市，更是經貿網絡及政治上的智慧城市。

國家假如能夠放開對主權的迷思，將資源投放到地區身上，也許得到的成效會比將主權拿得死死的為多；公民社會假如能夠放棄主權的迷思，善用國際經貿框架下所創造的優勢建立牢不可破的網絡及政治高地，也自然可得到它們希望的自主及自由。畢竟理想的政治生活是解決人類社會的問題，而非創造更多不必要的問題。

※本文由邢環智@沈旭暉國際學術台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