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披露中共十九大換屆，中央領導產生的過程，中共總結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的經驗，採取「談話調研」的方式，就是逐一聽取相關人的推薦意見和建議，例如從2017年初開始，習近平前後與57人談話，政治局常委會負責與聽取258中央委員的意見。

回顧十七大時，會議前半年的接班人都是以李克強為主，但後來採取「會議推薦」，類似假投票概念，習近平勝出，李習搭配翻轉成「習李」。這次孫政才被拉下馬，事後證明是因為孫政才進行「賄選拉票」。新華社遂有報導，認為票數決定容易流於弊端，導致隨意投票，關係票、人情票，才讓周永康、孫政才有計劃去搞拉票賄選等非法組織活動。

孫政才或許認為十九大依舊採取十七的模式，學習習近平依樣畫葫蘆，但這次卻改用採取「談話推薦」明定推薦人的條件，堅持馬克斯主義的政治標準，注重知行合一、堅持廉潔、注重形象口碑等。政治立場上有問題，採取「一票否決」，是否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對中央是否有心懷不滿？見風轉舵，不敢擔當也是一票就否決。政治紅線十分清楚，正所謂政治把關「把得緊、把得實」，只要有任何風聞，就不可能有升遷的機會。原本是選擇題的投票改成了問答題的「會談推薦」模式。

其實孫政才在2002年北京市常委改選時，面對「差額選舉」，但為體現強弱明顯，孫政才已39歲年輕有為，便被提名充當「差額票」，也就是陪榜參選，最後卻假戲真做，把內定的常委書記給幹掉，引起當年市委書記王岐山的不滿。

中共傳媒稱這種中共黨內民主，是學習延安時期，不搞「大會海推」、不搞「劃票打勾」，而孫政才正是西方民主弊端的代表。

1945年7月，教育家黃炎培訪問延安時問毛澤東，共產黨要如何避免歷代「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支配？」毛澤東興奮地說，共產黨已找到跳脫這個周期的方法，「這一條新路就是『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會鬆懈。」如今先不談朝代更替的大哉問，如何讓權力繼承穩定和平完成？恐怕中共百年來尚未找到具體的辦法，持續摸著石頭過河。毛澤東不想、鄧小平有想，江澤民想不放、胡錦濤想早點放，習近平怎麼想？

中共陷入「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循環與制約，當一個人的權力過度集中之後，就想跳脫制度的制約與管制。因人設事、以權力鬥爭為核心的制度變動，任何的變動制度，背後都會被套上權謀鬥爭的思路。

中共在建國之前，毛澤東談最多就是民主，如在1944年毛回答中外記者說：

中國的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同年周恩來也提到：

實行憲政…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

隔年1945年毛也用民主來批判國民黨：

國民黨反動派的御用文人說，中國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亂。這是反動派為鞏固統治而說的謊言。按中國人民的素質，實行民主後，中國不但不會亂，最終會富強起來，超出英美等老牌民主國家。

1946年也不斷講：「只有法西斯才會殘酷地鎮壓人民的民主訴求，只有法西斯才會扼殺人民的自由及一切自由。」如今聽來格外諷刺。

推動改革開放的鄧小平說過，為什麼「文革」悲劇只會出現在中國？鄧小平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情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

中國經過毛澤東極權統治，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國家逐漸富裕，社會也豐富多元，習近平面臨毛鄧所造成的「新時代」，而十九大的人事安排採取更加集權方式，可見習近平終究選擇了一條「後極權」主義的統治方式。

※作者為台灣世代智庫執行長／台灣自由選舉觀察協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