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人窒息的習近平時代總會過去

若深 2017年11月07日 00:02:00

習近平新時代確實是寒冬的降臨,它吹落了所有的樹葉,但冬天總會過去。(湯森路透)

2016年5月6日,《中國經濟:每個人都需要知道的東西》一書的作者葛藝豪接受了《紐約時報》採訪,在被問及中國經濟的前景時,他表示:下次黨代會召開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確認一件事情了:習近平究竟是一個忠實的經濟改革者,還是主要只對政治控制感興趣。


如今,一年半過去,可能不僅葛藝豪,而是絕大多數的中國問題觀察者都得出了相同的答案:習近平確實「主要只對政治控制感興趣」,更對個人集權感興趣,而這也就預示著中國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各領域相當暗淡的前景。


成功的煩惱


為什麼習近平對於政治控制如此感興趣?說起來,這其實是一個成功的煩惱。


自所謂改革開放尤其是1992年以來,中共一方面依靠市場成分提供經濟增量,一方面則通過政府管制、要素價格扭曲等方式,系統地攫取私有部門的經濟成果,以維持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改造強化社會控制體系,以支援政權存續。這一策略至今是有效和成功的。


對於此一成功,中共並不是沒有付出相應的對價。市場化首先在事實上否定了中共既有的意識形態,形成了價值真空;市場化也基本摧毀了單位制和公社制,促成了廣泛的人員流動,體制隨之失去了針對民眾個體的直接控制手段,成為了一種外在、異己的存在;此外,市場化還促成了自為的經濟和生活空間,民間自我價值和認同開始形成。換言之,毛時代體制對社會的深入滲透和掌控一去不返,一種二元格局已悄然形成。


新生社會力量處於利益被黨國體制系統地攫取、權利被系統地壓制的狀態,與中共既有體制具有與生俱來的對立一面,因此,既有的專政體制與新興社會力量的關係,始終是當代中國政治中最為核心的一組矛盾。如何壓制、消化新興社會力量的挑戰,也就成為黨國體制最為迫切的任務。


習近平對於政治控制的興趣,並非僅僅是個人偏好的產物,而更多是這一矛盾日益突出之下,維持體制存續的需要。


習近平的新時代


提高政治控制,在胡錦濤的第二個任期就已經開始明顯化,剛性維穩手段與日俱增。習近平在這一時期已經成為接班人,進入到中共最高領導層,2008年奧運會,習近平作為奧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其直接領導的奧運安保工作,已經具有了高度動員、不留死角的風格,並成為此後各項重大活動的標準範本。也因此,從胡錦濤到習近平,在提高政治控制這一點上,是相當平滑的過渡。


但是,自習近平上台以來,相比胡錦濤時代,卻給人予更加窒息的感覺,且每況愈下。之所以如此,大概又如下幾個原因:


首先,胡錦濤被公認弱勢,受江澤民的餘威籠罩,胡錦濤從未具有充分的權威,習近平則通過反腐迅速個人集權,具有了很高的政治權威;


其次,習近平對於提升政治控制又具有更加堅決的態度,和更加清晰的指令:敢於亮劍刀把子要掌握在黨的手裡底線思維竟無一人是男兒」....均透出一股殺氣騰騰的寒意;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習近平對於提升政治控制有一套完整的思路,並不像剛性維穩那樣處於見招拆招的被動態勢。幾年下來,習近平的思路已經可以清晰地看出,其試圖通過對體制的一元化整頓,提升體制效能,進而實現對社會空間的管控和對新興社會力量的持續壓制。事實上,這一思路事實上早就被寫入習近平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表述為全面從嚴治黨、全面依法治國,近期更被修入了黨章。


個人權威和鮮明的態度,與一整套完整的思路結合,不僅會鞭策強力部門在執行時更加堅決和主動,也消除了其它任何想像的空間,不僅傳達出一種逼人的寒意,也予人一種全面的窒息感,這正是習近平新時代的基本面相。


在過去的5年裡,習近平新時代的窒息面相已經展露無疑,一方面,是體制一律,清除任何異己聲音,從「七不講」到「央視姓黨」再到「不許吃飯砸鍋」,脈絡非常清晰。就在日前,習近平在接見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海外委員時,又公然說:「教育就是要培養建設者和接班人,而不是旁觀者和反對派」。


中國體制內群體包含公務員、事業單位(教育、科研、醫療衛生、媒體等等),以及國有/公營企業從業人員,總數近一億人之多。因是之故,大陸的知名自由化份子如公共知識分子、媒體人、法學家等等,其實都屬於體制內,通過收緊體制約束,強化一律,中國自由化的動能,相當部分也就隨之消失。

 

一方面,是嚴厲壓制社會異動,持續清除異己分子。中共有所謂黑五類的提法,包括異議人士、維權律師、網絡領袖、地下宗教、弱勢群體(訪民),從習上台以來的趨勢不難看出,體制是以劉瑜所說的「垃圾處理」的方式,從「清網行動」到「709律師劫」,體制將這些人士逐一地排除出當下的社會生活,等待他們的不外出國、進去(監獄)或自我消聲這三條出路,而最後輸出的效果卻都是一樣的。


官員奴化、體制內馴化、體制外可見的反對消失,在可以預期的一段時間內,習近平的新時代必然呈現出這樣的窒息面相。

 

習近平的新時代必然呈現出令人窒息的面相。(湯森路透)


新時代的局限


不過,習近平的新時代的窒息面相背後,也有其局限。


首先,既然提升政治控制是成功的煩惱,中共作為市場化的最大贏家,中共體制內群體也從中獲得了最大化的個人利益,那麼,很難設想中共會逆轉市場化,相反,習近平一直強調的「四個自信」中,就內在地包含了丁學良所說的「政府管制的市場經濟」這一內容。


沒有市場化成分所持續提供的經濟成果,也就沒有所謂的「中國模式」。想像中共會逆轉市場化、放棄私有部門的活力,跟想像中共會主動自由化政改一樣荒謬。英國《經濟學家》的文章也認為,「恐懼習近平會不利於私有企業是言過其實了」


而只要受政府管制的市場化依舊存續,那麼,既有的二元格局就將繼續。黨國體制對於社會大眾來說就仍舊是外在、異己的存在,並不具有直接有效的支配能力。


一些論者如裴敏欣也認為,習近平的權力存在悖論 。在裴敏欣看來,由於中國官方意識形態缺乏基本的說服力、大多數民眾在經濟上獨立於體制(私有部門經濟比例已達到60%,就業人數更是遠超過這個比例),且普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與黨國體制並沒有什麼交集,這就導致了,儘管習近平是世界上最大的黨國體制中最有權力的黨魁,但他想要真正改變中國社會的能力,卻可能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不足。


新時代不是終點


大體上,我認為裴敏欣的上述判斷是成立的。習近平不可能逆轉市場化,也就難以避免上訴侷限。憑藉暴力、組織和資源,黨國體制固然能夠成功地壓制社會,同時持續消解新興社會力量,但實際上只能是壓制有餘,形塑無力。根本的二元化之下,中國政治的核心矛盾並沒有得到解決,而只是被推遲或暫時凍結了。


這樣的推遲或凍結,純粹建立在體制的資源吸取能力、組織效能和暴力手段之上,簡單粗暴的背後也就隱藏著根本的脆性,習近平的個人集權更進一步放大了這一脆性,或許並不存在可見的反抗,但內在的張力和撕裂勢必擴大,一旦出現經濟危機這樣的情勢逆轉,習近平的新時代就將遭遇真正的考驗。


當前,中國經濟已經出現增速放緩、債務比例持續攀升、人口紅利失去,創新受到制度抑制等諸多症狀,習近平對政治控制的偏好,只會加劇這些症狀,指向總體危機的爆發,因此,習近平新時代確實是寒冬的降臨,它吹落了所有的樹葉,但冬天總會過去,這一個讓人窒息的新時代,並不是終點。而是開始。

 

※作者為中國政治評論家

 

 

關鍵字: 習近平 十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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