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濠仲專欄:《幸福路上》一部濃縮台灣過去30年的原創動畫

李濠仲 2017年11月21日 07:02:00

《幸福路上》點滴勾勒了台灣70年代以來,30多年間關於此地人、事、物的細微變幻。(圖片取自《幸福路上》預告片)

2009年,「奧斯陸自由論壇」邀請瑪莉娜.奈梅特出席演講。這個論壇是紐約人權基金會在挪威創辦的,每年都會表彰世界各地人權倡議者。奈梅特年輕時曾遭到伊朗何梅尼政府迫害,移居加拿大20年後,她終於鼓起勇氣面對自己不堪的過去,並寫下轟動法蘭克福書展的《德黑蘭囚徒》。

 

透過她個人記憶的縮影,外人對伊朗神權統治的荒謬有了清楚而駭人的認識。對伊朗當權者來說,奈梅特這麼做不僅是背叛祖國,還褻瀆了阿拉,連奈梅特周遭親友也不見得能諒解她幹嘛要讓「家醜外揚」。相反的,「奧斯陸自由論壇」則把奈梅特奉為座上賓,理由正因為她是一位勇敢、堅毅,無懼自我揭露的堅強女性。

 

《德黑蘭囚徒》出版隔年(2007年),一部和《茉莉人生》同名的動畫改編電影上映。片中故事和《德黑蘭囚徒》一樣,都是以1979年伊斯蘭革命為背景。主角瑪嘉出身德黑蘭左翼家庭,家族中,外公和叔叔都坐過政治黑牢。革命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掌握大權,實行政教合一,在學校強制灌輸嚴酷的伊斯蘭教義,女性被迫戴上頭巾,所有西方電影都被禁演,連黑膠唱片都不准聽。庶民間原有的價值體系和行事規則一夕崩解…

 

如果說,我們是從《德黑蘭囚徒》中奈梅特鉅細靡遺的親身經歷,間接感受到作者用生命寫下的震撼,《茉莉人生》提供給我們的,即是關於那個年代一個具體化的想像。加上「動畫」的表現手法,經常比真人演出有著較大的詮釋空間,包括人物的線條、誇張的神情、非正常比例的幾何構圖,以及它刻意製成的黑白畫面,更使得它不會只是一部娛樂性質的卡通,還吻合了自文藝復興以來,「繪圖」(插畫)所被賦予的政治意涵。

 

文字不只傳遞了訊息,它還能創造扣人心弦的故事情節,插圖、卡通亦復如是,而且完全不若刻板印象,只是為了取悅兒童才誕生。關於卡通藝術,已有太多例證說明了創作者們其實是以另一種不著痕跡的方式,把某個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是政治信仰灌輸到裡頭,它們有時非但不是言論市場的旁枝,還會是經典。

 

主角小琪的生日選在1975年「蔣公」過世的4月5日當天。時間設定選擇,意在言外。(圖片取自《幸福路上》預告片)

 

此刻,很快的,台灣即將有部正是受到《茉莉人生》啟發的動畫就要上映。《幸福路上》是導演宋欣穎所編導的新作,它以台灣為藍本,故事開端起於1975年、台北縣新莊一條叫做幸福路的街上,主角叫做小琪(林淑琪)。《茉莉人生》陳述的是70年代伊朗的鉅變,《幸福路上》則是點滴勾勒了台灣同個年代,爾後這30年來此地人、事、物的細微變幻。

 

這部榮獲金馬創投首獎的動畫電影,背景年代就是導演自己的成長年代,導演的一代,也就是那所謂伴隨台灣經濟起飛,兼及政治解禁的一代。主角小琪的生日不光選在1975年,還是「蔣公」過世的4月5日當天,那個傳說中天地為之哀嚎的日子。時間設定的選擇,意在言外,也不言而喻。

 

電影裡的幾個橋段,穿插出現了「小甜甜」、「科學小飛俠」,還有國民小學裡調皮搗蛋的男同學和思想古板的老師。之外,是小琪住家樓下的家庭理髮院、同學家頂樓加蓋的養鴿籠、巷子擺檳榔攤的大姐、以及一對認為大學選填志願,首重出社會好不好找工作的父母,和那一段「被迫」去老師家補習的童年…

 

看起來這些都是些日常瑣務,不過,當我們將它濃縮串聯在一部約莫兩小時的電影動畫中,它其實就會像是個有系統的複雜結構。站在個人角度,《幸福路上》或許更容易引發和主角同世代觀眾的共鳴,並且透過集結「我們」的共同分母,去發現「我」究竟是甚麼。

 

若是從另個角度看,我們可能會因此察覺,如果劇中小琪是台灣某一代人的投射,他們從出生到現在,周遭的一切,確實已天翻地覆改變,生命的意義不再是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而是開始琅琅上口人權、民主、自由、法治、環保、永續和追求平等。

 

表現在物質生活上的改變,更是既明顯而又快速。這代人腳上球鞋的標誌,一路從中國強、將門、樂德到Reebok、Nike ,再到讓男孩們為之瘋狂的Jordan鞋款;出門代步,從越野腳踏車、彎把自行車,到留著中分頭騎乘迪奧50穿梭大街小巷,再換成稍微持穩的豪邁125。一方面它反映了個人裝扮的時序變化,卻也是台灣經濟一路走上坡的佐證。

 

文化上,電影裡小琪的上一代接受的是美援,小琪的一代則直接狼吞虎嚥著美式風格,他們父母接觸英文歌也許是從Yesterday Once More開始,他們則是跟著麥克傑克森的舞步,躲在房間裡嘶吼著Because I'm bad, I'm bad come on;文化的輸入又豈止美國,誰的枕頭邊沒貼過幾張日本少年隊或酒井法子的玉照。

 

但成長階段的前期,又不全然是那麼奔放自在,台灣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為名的各種教條式灌輸,仍然高度滲透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內容如此,政治光譜如此,每個人至少都當過好長一段時間「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唯一可確定的,就是這些框限也隨著他們的成長一一遭到拆解。

 

很多人都是國中男女分班的最後一屆,又或者是國中解除髮禁的第一屆,另方面,「蔣公小時候看到魚兒逆流而上,然後立志要做大事」,也從原本偉人勵志典範的課文段落,變成了日後大家嘲弄威權統治的笑話。突然間,「中國化」趨緩,「本土化」揚升,情境交結在這些人即將從青春少年蛻變成大人的轉折點。1989年,由伍思凱主唱,紅遍大街小巷的「愛到最高點,心中有國旗」,像是當年「中國正統」為自己作出的最後奮力一擊。

 

取而代之,和《幸福路上》主角成長並行的一代人,開始對掌握權力者的刻意而為出現警覺,並學著反省為什麼會對自己生長的土地身世如此無知。幸運的是,他們的「省籍情結」被稀釋了,且不待投身尋找答案,只需依循歷來有志之人前仆後繼挖掘禁忌,彼此便不再輕易成為早年那套官方意識形態的囚徒。

 

只是,就算比起上一代他們相互間的成長背景有更多交集,認同問題卻還是存在著兩條平行線,隨之而來的價值對立、拉扯,繼續耗損著每一個人;不過又幸好,他們總是另有應對之道。今天,在低薪、高工時,兼及電視爛節目充斥、行車紀錄器新聞當道、名嘴見識短淺卻能左右輿論,而讓人深感疲憊,隨時隨地只想透過「純娛樂」去紓解煩悶時,眼前出現了一部易於消化,又能重新發現自己的動畫電影,剛好補強台灣社會為種種因素對「硬知識」吞嚥困難所造成的缺憾。

 

《幸福路上》的額外紅利,即是讓我們更了解自己。(圖片取自《幸福路上》預告片)

 

回到《幸福路上》,電影公司對本片的簡介是:

 

小時候,我們都想成為閃亮亮的大人。

 

1975年小琪在一條叫做幸福路的街上長大,從小在骯髒的大排水溝上看著工廠煙囪排放的廢氣,到她眼裡幻化成一朵朵的棉花糖,空氣中都是甜甜的化學草莓香,以為生活是這般的無憂。

 

但上了小學後,人生開始迎接煩惱。滿口流利的台語卻被老師禁止,從疑惑、不習慣,到後來的字正腔圓,不只小琪口中說的語言變了,整個台灣社會也跟著小琪成長一直轉變。順著台灣主流的價值走,即使偶爾岔路,小琪仍成為人生勝利組,還到了夢想的遠方生活。原本,她以為終於找到了幸福,卻還是徬徨度日。

 

當最愛的阿嬤過世,36歲的小琪終於回到幸福路上。老家變得更舊更髒,路口的骯髒大排水溝變成了親水公園。

 

鄰居羨慕她成為拉風的美國人,但小琪卻疑惑自己究竟是誰?小琪想起阿嬤總是說:「樹木都不會有煩惱的,妳幹嘛自尋煩惱?」站在此刻,小琪拼湊著青春的回憶,想尋找一份支持。

 

台灣這塊土地,能帶給她什麼樣的力量?

 

結語提問,應該就是這部電影為觀賞者創造出的餘味,儘管陳言舊話,此時此刻卻又別具新義。

 

我們當然可以夾帶歷史學家Keith Jenkins對歷史詮釋的嚴肅眼光走進戲院,好好研議他說的:「我們的過去,通常與一系列任何時刻都存在的權力基礎相對應…建構並散布各種歷史意義。」不然,我們也可以從簡去繁,單憑羅馬尼亞作家德古麗琪所言:「從一個國家的廁紙,去窺見當地社會文明的演化程度。」這是動畫表現的特色,意境深淺自如,任誰都能以非常個人化的解讀,去感受片中點滴蘊藏的東西。

 

今天,我們已經走到了一個甚麼都可以說、說甚麼都不用再擔心「被帶走」的一步,可惜,太多人的生活到頭來仍是建立在遺忘、斷片的記憶上,使得台灣很多環節都還存在著朦朧的曖昧感。因而我們永遠樂見《幸福路上》這一類關於島嶼的原生創作,並享用它的額外紅利,讓我們更了解自己,然後找到自己在這世界所處的位置。

 

 

※作者為《上報》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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