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湧專欄:沉埋在歷史深處的人禍

傅國湧 2017年11月26日 07:00:00

挖萬人坑又善於宣傳的那一夥用斧頭劈開了新世界,只是工農並沒有真的執政而已。(湯森路透)

1934年4月,北大教授胡適在編同人刊物《獨立評論》,接到一封四川來信,講到四川的情形有「變成地獄」的危險,覺得這喊聲是應該讓全國人都聽見的,沒有經本人同意,就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還加了個《救救四川》的標題(署名「古舞」)。

 

這封寫於3月29日的信中說,四川被殺的大約有80萬到100萬人。中國青年黨創始人之一李璜回憶,根據四川實業家盧作孚主持的安撫會救濟組當時記錄,僅在蓬安、營山、儀隴三縣及廣元、岳池的一部分地方,5個縣清出來的老百姓屍體(軍隊死亡不在內),就有27萬多具。

 

這是四川被紅軍占領過的「匪區」,真可謂瘡痍滿目,慘不忍睹。自1949年政權轉移以來,這些情況就沒有受到過關注,很多人可能難以相信。

 

古舞在這封信裡還說:「這些良民都死得很慘,但是死者已矣,尚有生者二百多萬人,家產蕩然,顆粒無存,春耕下種已遲,這兩天草根樹皮都吃完了,把肥白的可愛的小孩子偷來煮起吃。我們親見此情景,真正傷心得狠!」

 

他們打了幾十個電報給蔣介石,南京政府好不容易答應匯款30萬,但至今未到。向紅十字會、華洋義賑會求助,回電都說只救天災、不救人禍。四川遭遇的確是人禍。30萬大軍雲集「剿匪」,到附近十幾個縣購米,甚至封倉「打糧」,導致這些地方沒有絲毫生活之資,附近各地也都沒有吃的,「一如曾陷的匪區慘狀一樣:餓殍載道,逃荒搶人。我們每天都親眼看見餓死幾十、幾百人!——餓死的狀態比被殺慘得多啊!」連一向舉重若輕、很有辦法的實業家盧作孚賣了一陣氣力,終於也都灰了心。

 

地獄裡的牢騷話

 

古舞估計四川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地方也就是3、40個縣完全生活無著,非常危險。他對胡適說起這些陷入絕境的人們,「他們簡直比螻蟻的生活還不如啊!」【《獨立評論》96號,1934年4月15日,17—19頁】

 

7月30日,他又一次給胡適寫信,《獨立評論》發表時題為《地獄裡的牢騷話(四川通信)》,信中講述了他親眼目睹的事實:

 

匪退之後,匪區的老百姓常常欲哭無淚向我們說:「先生,我們怎麼活得起來!匪在的時候,天天開會,天天徵發,稍不服從,即便殺死。現在匪走了,一家人只剩下老弱,窖藏了一點紅苕兩升米,官兵們又拿刀來強奪起去,我們怎麼活下去咧!」【《獨立評論》第113號,1934年8月12日,13頁】

 

「匪」是國民黨官方對紅軍的稱呼, 當年9月,《獨立評論》宋益清發表《從四川匪區回來》一文,他從一個村婦口中得知當地老百姓還將紅軍叫做「黴棒老二」,當地土話把強盜叫做「棒老二」,加上倒楣的「黴」,當然是貶稱,顯示了這些老實的莊稼人對紅軍的厭惡:

 

「我們做莊稼,他們要叫我們開會。村蘇維埃,鄉蘇維埃,區蘇維埃,會很多!往來有百多裡的地方,也要自己帶糧食去開會。」【《獨立評論》120號,1934年9月30日,8頁】

 

官兵說起搶糧食,也是一肚子的委屈,三個月都沒有發伙食費了,就是三個月前,一個營每月也只發了120元,如果不下鄉「徵發」,伙食費都沒法維持。

 

古舞問:「你們軍長籌集的幾百萬剿赤費,一個都沒有發下來嗎?」那營長歎道:「誰曉得!唉!萬惡的軍長!」這一聲歎息痛恨,讓他無話可說。【《獨立評論》第113號,13頁】

 

「工農執政」

 

自4月3日起,宋益清從四川最繁榮邊城廣元深入「匪區」,在岩石、橋柱、墓碑和石坊上到處都看到紅軍刻的標語,油印的佈告、捷報、宣傳品等隨處可見,牆上塗了石灰,再畫上花邊,中間寫著十大政綱工農條例之類。

 

僅在望蒼壩,廣元縣蘇維埃所在地,挖的萬人坑就有70個之多,算起來埋了兩萬人只有多沒少。到了小小的南江縣城,兩條正街曾改名馬克思、列寧,萬人坑也有很多,會場中的對聯還在:「斧頭劈開新世界,鐮刀割斷舊乾坤」,匾額上寫著「工農執政」。

 

他發現紅軍善於宣傳,宣傳品中儘量使用土語和俗字,而且造了許多字,也可以說是簡化字吧,比如繁體字中筆劃太繁複的那些字,「鄉」、「團」、「鬥」這些我們今天採用的簡化字,當時就出現了。但對於他們的宣傳,莊稼人也不大相信:「說他們的好處,說他們是為窮人,說紅軍是窮人的軍隊。」 【《獨立評論》120號,1934年9月30日,8頁】

 

他聽說紅軍鑄有銅元,還印有郵花紙幣和布幣,他很想收集,可是銅元在紅軍撤退時都已帶走,散在民間的很少。紙幣和布幣因為老百姓素來沒有信心和使用習慣,左手進右手出,很少留存,「同時他們自己認為附敵證據的東西,那肯輕易拿出來。」

 

最後,他好不容易從一個老嫗手中換了一個當200的刀斧星幟的銅元,用了5倍的價值。又有一村女往返40里山路帶來9張票子,值一串的紙幣,兩串和山串的布幣都有,他猜想那是山前山後的鄰家湊起來的。

 

郫縣1年12徵 已徵到民國74年

 

對於那一帶人們的生活,他從川北一路走來,有許多直接的、感性的見聞,「黃沙瘦土已反映出人民的饑色,比虎還猛的苛政再吸去了他們的膏血,結果,他們的生活,不是我們所能想見,也不是我們所能忍見的。我們走了5天,沒有看著好兩家完整的壁牆,也沒有看著好兩個土人不穿襤褸的衣袴。這一路本來也出米,但是人民賴以續命的是雜糧和菜葉,因為米是僅有價值的產品,要留來賣送給催款人的。路上有很多擔抬的力夫,初過的行人,一定照一般的推測,以為他們得錢來供家口的,不,還有急於此的。在這瘠土殘山中,伴著這等蟻民度這淒苦生活的,家有一頭老牛,或是一隻瘦馬。可是這幾縣人很懶,我們過路的時間已是陽春煙景了,他們還在家裡燒煙,圍火;同時不整潔,沒骨氣,也是別縣人所沒有的。」【《獨立評論》120號,1934年9月30日,4—9頁】

 

7月16日出版的《東方雜誌》發表朱契的論文也留意到了四川田賦之重、稅目之繁、預徵之多。「幾千種的苛捐雜稅;幾百種的劣色及不兌貨幣」,讓章乃器深為震驚。附加的預徵層出不窮,四川郫縣1年12徵,已徵到民國74年(即1985年),新繁所收的田賦已預徵到民國80年(即1991年),人民被迫典子賣子,投河自殺的也時有所聞。宋益清當時還沒有看到這樣的慘狀。

 

從1934年到1949年不過15年,稅賦徵到1991年的政權丟掉了大陸,挖萬人坑又善於宣傳的那一夥則用斧頭劈開新世界,只是工農並沒有真的執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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