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蔡英文政府欲開放日本核災區食品，引發高強度社會對立，開放政策緊急喊停。然而，開放核災區食品的外交政治壓力仍在—於11月22日落幕的台日經貿會議中，日方再度對台灣提出開放訴求。儘管台灣政府以未取得社會共識為由拒絕，但衛福部食藥署在11月初，公布2016年底即做出的「日本水產品輻射風險評估」、「受輻射影響食品之人體健康風險評估」兩份報告，引發政治聯想。

未超出ICRP安全範圍值

食藥署在這兩份報告中，分別詳細說明其分析方法與結果，為避免低估風險，在評估數據上的採用，都取最易累積承受有效劑量導致癌症風險的數字，強調以最保守的方式進行評估。

針對水產，食藥署採用的數據，是日本輸台水產品在台灣邊境的輻射平均檢出（銫-134和銫-137）以及日本政府公布之水產品平均檢出輻射值。報告指出，無論採用日方或台灣的檢驗數據，結果皆遠低於ICRP規範一般人接受輻射劑量每年1毫西弗的建議。

其中，若依日本政府檢驗數據來看額外增加終身致癌風險，無論實體癌、甲狀腺癌或白血病，其風險也都低於國民健康署之可接受致癌風險萬分之一至百萬分之一範圍內。

至於「受輻射影響食品之人體健康風險評估」所採用的數據，是2015年1月起至2016年10月止，日本農林水產省公布於市場流通的六大類食品（水果類、蔬菜類、五穀根莖類、糖果與餅乾類、飲料類、調味製品類）的檢驗數值。

這些數值，分別來自日本農林水產省檢測主要人工放射核種濃度、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公告日本進口美國食品中所含人工放射核種濃度、2014年歐盟針對日本進口食品所測量人工放射核種濃度、香港食品安全中心所提供自 2011年起日本食品進口所測量人工放射核種濃度、以及台灣食藥署委請核能研究所，所執行的各批次日本食品進口所測量人工放射核種濃度。

在計算風險上，食藥署表示，在數據的採用，皆以考量最高風險的方式來計算。之後，再併同台灣國家食品攝食量調查中，特定類食品的平均與最高攝食量，先依據ICRP建議的食品放射劑量轉換體內輻射暴露劑量係數後，再與預計開放的茨城、栃木、群馬與千葉四縣食品年生產量占日本總食品生產量比率，與日本過去歷年一年進口占台灣國內特定食品品項的消費量，針對年齡層分別進行風險評估。

一如水產的風險評估，「受輻射影響食品之人體健康風險評估」的結論，亦是新增輻射暴露仍落於ICRP所建議的安全範圍值內。此外，報告中還援引澳洲經驗，表示2012年後，透過洋流的輻射已逐漸遞減，澳洲已不對日本進口產品恐慌；雖有部分項目如香菇、海帶超過檢驗標準，但調查後發現與福島事件無關，因此建議台灣未來針對日本食品的管制，可以「檢驗標準管控」而非產地來進行限制。

不能只考慮產地限制

簡單來說，兩份報告的結論都指向日本進口食品對致癌風險影響極低。由於有傳聞指出，蔡政府有意在年底修正開放政策，這兩份報告在台日經貿會議前的釋出，引發食藥署為開放政策背書的質疑。食藥署對此否認，強調開放與否最終須由政府通盤考量後決定，但若通盤考量的健康影響評估是以這兩份報告作為凝聚社會共識的基礎，可以預料，年初的社會對立，很難不再度重演。

今年初，長期關注核災區食品安全的主婦聯盟與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曾自費拜訪福島五縣市與農民、NGO及自行檢測輻射劑量的單位。在該次參訪後，民間團體指出，核災區食品安全管制，除考量產地縣境與核災發生處之距離進行限制，也需以輻射食品的品項風險作為管制基準，且這個風險管制更應以完整的風險分析和本國團隊的長期追蹤與驗證作為基礎。

民間團體之所以訴求「不能只考慮產地限制」，是因實地考察後發現，所謂的高風險輻射食品，遍及全日本。回顧福島核災剛發生的前一個月，日本根本還沒建立完整的輻射檢驗體系，當時各地方政府甚至要求學校營養午餐必須採用災區食材雖進行農地與食品的檢測；日後，日本政府雖發動除汙，但除汙補助範圍只鎖定在輻射劑量平均每年累計超過1毫西弗的地區，基本上，幾乎全限定在福島境內。

換言之，核災初期輻射塵隨雨、雪沈降所汙染的其他縣市，是缺乏相對嚴謹的善後處理與管制的。這所延伸出的問題是，可能有高汙染的農地，從頭到尾都沒被發現，使得高濃度汙染的土地照樣可以生產食物。

因此，目前看到的所謂日本食品的輻射汙染情況已降低，不盡然是完整除汙所造成，而可能是一開始抽查不夠詳盡的稀釋結果。也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導致目前台灣僅以福島五縣市的管制作為保障台灣民眾健康的關卡，產生疏漏。

其次，隨著福島核災的時間拉長，目前被限制進口台灣的五縣市食品抽驗樣本數也愈來愈少，這從食藥署援引的數值，即可一窺究竟。而原本即未被限制流通的地區，其對食品的輻射檢驗，幾乎付之闕如。

這些可能的風險疏漏，才是民間團體認為不該「只限制」目前尚未開放的四縣市食品，而需在產地限制之外，進一步重新通盤檢討全日本食品品項輻射風險的主因。

民間團體的建議，顯然並非行政部門的主要考量。目前食藥署評估人體健康風險所採用的是2015年後的統計數值，這些數值的採用，意即忽略前述可能被遺漏的風險。而因輻射塵四處飄散，所謂的輻射風險，亦不限於如今我們還沒開放的五個核災區。

若食藥署的建議是打破區域的限制，理應將所有縣市食品的輻射風險都重新長期追蹤與計算才是，尤其應爭取日方讓台灣自己的檢驗團隊能夠入境驗證。

目前食藥署針對開放政策的建議，仍奉「檢驗數據」為圭臬。然老問題仍在：台灣的邊境檢驗能力，從核災發生初始就備受質疑，在這次的政策建議中，依舊未見行政部門對檢驗能力的提升做出說明。若此，目前的政策方向，其實仍未填補年初的爭議漏洞。

值得注意的是，食藥署雖不斷強調，評估後的數值都遠低於ICRP認為每人每年可暴露的輻射劑量建議值，但根據原能會網站今年2月所更新的數字指出，目前台灣每人每年接受的天然背景輻射劑量，已達1.6毫西弗；若再看最新出爐的台灣癌症登記報告，更可發現罹癌人數再度攀升，目前每10萬人中就會有303.8人罹癌。

當行政部門言之鑿鑿「國民健康優先」，這兩份風險評估，卻未納入台灣現階段罹癌風險作為風險評估的背景，非得調整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在哪，亦讓人質疑。

核災區食品開放與否，涉及政治經濟與社會安全兩個面向，然行政部門缺乏細緻分析經貿交易利弊（加入的必要性、對弱勢群體的衝擊）、僅以扁平科學數據作為開放的唯一支撐，此一政策，勢必將再一次掀起政治鬥爭，並延宕完善台灣民眾的健康保障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