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微與毒辣之間:葉石濤、陳映真、余光中在鄉土文學論戰中的位置

吳介民 2017年12月26日 07:02:00

鄉土文學論戰至今四十年,文學界早已物換星移,陳映真「客死祖國」,余光中被重新評價。(圖片合成:潘世惟)

余光中去世,文學界激起漣漪,爭議他喊「狼來了」扣紅帽子,重新評價他在戒嚴時期的政治角色,回顧1977-8年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這場論戰雖以文學之名展開,其實攸關國民黨文化霸權保衛戰。國民黨當時內外交迫,因此這場論戰才突出了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王昇的角色,使得「余光中有無寫告密信給王昇」變成爭議焦點。

 

余光中沒有「轉向」

 

首先,我們從意識形態的歷史流變,看余光中輸誠對象的切換。在冷戰時代,台灣屬於美國霸權底下的「自由世界」,中國大陸當時是「匪區」,一窮二白,所以按照國民黨官方的意識形態,余光中效忠國民黨版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批判「工農兵文藝」,扣陳映真左傾。幾十年後,中國崛起,檯面上搞得光鮮亮麗,國民黨在台灣衰落,余改變效忠對象,改投共產黨,但效忠的本體,其實不變,都是大中華「民族」主義,只是改換為共產黨版罷了。余沒有「轉向」,他依附權力的傾向是一致的。余光中的訃告,在中國激起一片歌詠悼念,中共利用他的「鄉愁」,放過他的「紅帽子」,真是歷史的反諷。

 

余光中去世引發告密信之爭,窄化了鄉土文學論戰。這場論戰同時包含對冷戰霸權的批判,對現代性的反思,對底層階級的關懷,對被壓抑的鄉土的浪漫主義情懷。以批判現代性來說,對西方中心的現代性論述有多元批判的可能性,可惜的是,後來的發展,被拉到只針對「美帝」,視野窄化了。再例如,關懷鄉土與下層階級的文學,也孕育了日後「左獨」的社會想像。當時,藉由批判國民黨主導的官方文藝路線,潛流於文化界的「隱蔽文本」,一瞬間爆發,社會想像百花齊放。這是非常難得的觀察文化霸權鬆動的歷史時刻。

 

鄉土文學論戰是台灣當代「衝突性公共領域」的原型。(圖片摘自網路)

 

台灣當代「衝突性公共領域」的原型

 

從社會角度看,這場論戰可說是台灣當代「衝突性公共領域」的原型,「統獨左右」分歧,對「現代性」、「反依賴發展」、「殖民經驗」的交鋒,都可以在當時豐富文本中找到雪泥鴻爪,追溯公共領域演變至今的軌跡。

 

在黨國霸權底下,各式各樣的反抗聲音都被消音,因此「公開文本」,也就是檯面上拿來展演的修辭,基本上要符合、附會官方說法,或使用「隱微書寫」。但當時國民黨的霸權已經出現鬆動(鄉土文學論戰爆發當年的11月,發生了中壢事件),因此各種在政權壓制下的社會聲音也逐漸甦醒、嘗試發聲,這就是被壓抑的「隱蔽文本」的公開化。但畢竟當時還在國共鬥爭中,長期保護國民黨政權的美國卻和中國進行和解,華盛頓和北京建交在即,國民黨對社會監控毫不手軟。因此,反抗的聲音,在文學界提出時,還得小心翼翼,時而訴諸曲筆。這種氛圍下,余光中挑起「抓頭論」實在太過毒辣。但當時「帽子」(標籤)是連環扣的,陳映真也指出葉石濤是用心良苦的分離主義,在時間點上,比「狼來了」那篇還早一個月。

 

1977年五月,葉石濤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主張以台灣為中心的創作:

 

「儘管我們的鄉土文學不受膚色和語言的束縛,但是台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有一個前提;那便是台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是以『台灣為中心』寫出來的作品;換言之,他應該是站在台灣的立場上透視整個世界的作品。儘管台灣作家作品的題材是自由的、毫無限制的,作家可以自由地寫出任何他們感興趣及喜愛的事物,可是他們應具有根深蒂固的『台灣意識』,否則台灣鄉土文學豈不成為某種『流亡文學』?… 這種『台灣意識』必須是跟廣大台灣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事物反映出來的意識才行… 在台灣鄉土文學上所反映出來的,一定是『反帝、反封建』的共通經驗以及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跟大自然搏鬥的共通經驗,而絕不是站在統治者意識上所寫出來的,背叛廣大人民意願的任何作品。」(〈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夏潮》,第十四期 1977, 05, 01)。

 

陳映真如此回應葉石濤:

 

「所謂『台灣鄉土文學史』,其實是『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史』…… (葉石濤)倡說台灣人雖然在民族學上是漢民族,但由於上述的原因,發展了分離於中國的、台灣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主義』。這是用心良苦的,分離主義的議論」(〈「鄉土文學」的盲點〉,以筆名許南村發表,《台灣文藝》革新第二期 1977, 06)。

 

陳映真指葉石濤是用心良苦的分離主義,在時間點上,比「狼來了」那篇還早一個月。(圖片摘自網路)

 

今日回顧,陳映真將葉石濤之堅持「台灣意識」,解讀為「文化民族主義」,是精確的;只不過,陳點破葉之鄉土曲筆,指其「分離主義」用心,在當時國民黨統治下,帶有不小殺傷力;「分離主義」的標籤,也應和了中共批鬥台灣獨立的措辭。

 

當時官方對「左傾」的鄉土文學提出「中共同路人」批判,彭歌是要角,只是他名氣沒有余光中大。彭歌這樣指控:

 

「中共對台灣的統戰工夫,除了通常使用的醜化、分化、造謠、誣蔑之外,主要的集中於兩點,一是利用地方意識,挑撥所謂外省、本省之間的感情,一是攻擊我們的經濟建設… 中共作為統戰題目的省籍問題,已經落空;近二三年來變為專從『階級』上作文章,或至少是以煽動『階級對立』為主,而以挑撥地方意識為從。」(〈三三草(九則)〉,《聯合報》1977, 07, 15 - 10, 07)

 

「族群問題」是國民黨統治結構造成

 

彭歌所謂「階級對立」,在台灣內部不曾嚴重到威脅政權生存;而中共挑起「省籍問題」,其實台灣「族群問題」是國民黨統治結構造成;甚至官方學者早在1970年代初就提出「外省人弱勢論」(根據中研院社會所學者王甫昌研究)。但彭歌顯然藉這場文藝鬥爭挑起敵我矛盾。

 

那一年八月,余光中發表了「狼來了」:

 

「『工農兵文藝』,台灣已經有人在公然提倡了!… 提倡『工農兵文藝』的人… 如果明白了它背後的意義而竟然公開提倡,就不僅是天真無知了… 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會立刻嚷起來:『這是戴帽子!』卻忘了這幾年來,他們拋給國內廣大作家的帽子,一共有多少頂了。『奴性』、『清客』、『買辦』、『偽善』、『野狐禪』… 說真話的時候已經來到。不見狼而叫『狼來了』,是自擾。見狼而不叫『狼來了』,是怯懦。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狼來了〉,《聯合報》,聯合副刊 1977, 08, 20)

 

陳映真指出葉石濤的「分離主義」傾向,余光中指出陳映真的「左傾」,並無背離事實太遠。(圖片取自網路)

 

王昇為鄉土文學論戰劃下句點

 

回顧歷史,陳映真指出葉石濤的「分離主義」傾向,余光中指出陳映真的「左傾」,並無背離事實太遠,但在威權環境,提出這種「政治判斷」仍須考慮行動倫理,畢竟當權者掌握生殺大權。

 

這場論戰中,彭歌、余光中這等「御用文人」,不過在執行國家意識形態機器對文學界的鎮壓,背後更驚心動魄的劇本是政權保衛戰。國民黨同時對抗兩條戰線:一條是來自中共的統一攻勢,一條是來自台灣的本土論述。從政權角度看,國民黨當時的主要敵人是中共、次要敵人是台灣本土派。

 

當時,作為蔣經國控制思想的左右手,王昇權傾一時。直到1980年代初期,王昇接掌「劉少康辦公室」,蔣經國重病時,這個「太上皇機構」,伸手黨政軍特,可見他受蔣經國寵信程度。1978年1月在一場國軍文藝大會上,王昇為鄉土文學論戰劃下句點,表示「鄉土之愛擴大就是國家民族之愛」。一場文學論戰最後竟然是由軍情頭目來定調,可見此論戰的政治敏感性,以及被指控為「工農兵文藝」作家所涉的險境。

 

鄉土文學論戰的一個政治後果是:國民黨輸掉了這場文化論戰,也就是輸掉了統治正當性論述。論戰一年後,美國放棄承認國民黨政府,與北京建交。外交危機激發國內民主運動高漲,也引來國民黨對美麗島組黨運動的全面鎮壓,不久黨外運動重整旗鼓,從此開啟民主抗爭的高峰。

 

鄉土文學論戰至今四十年,文學界早已物換星移,陳映真「客死祖國」,余光中被重新評價。「鄉土」的概念,早從1980年代被「本土」取代。這個世紀,本土成為主流論述之餘,甚至褪流行。威權政治底下,作為抵抗的「隱微書寫」,如今不再有隱微的必要。但鄉土文學論戰的豐饒蘊藏仍挖掘不完。

 

※作者為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著有《第三種中國想像》,與蔡宏政、鄭祖邦合編《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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