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馬克宏隔洋造訪英國，並傳出法國將有機會借出國寶貝葉掛毯（Bayeux Tapestry）予後者的消息。事實上，英國曾在1953年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登基，以及1966年掛毯描述之黑斯廷斯戰役（Battle of Hastings）九百周年向法國提出外借的請求，但都失望而回，難怪今次異常叫人鼓舞，好像為英國決定脫歐後的尷尬添上一點生氣。不過，貝葉掛毯須經詳細評估才能確認它於幾年後能否在英國展現人前，難保英國人最終失望而回。這種「欲知後事如何」的處境，卻不只是英國文化界當下的心境。

魚與熊掌豈能兼得？

英國和歐盟間的脫歐談判毫不順暢。就算兩者就「分手費」算是達成共識，政壇仍忙得不可開交。梅伊已重申不可能就脫歐一事再舉行公投，但英國國內提倡再公投的聲音不絕，似乎對雙方未來達成的協議（而且不一定做到）不抱樂觀。可惜，就算真的再舉行公投，無人能保證國民這次會向脫歐說「No」。

英國這些年實在太多「意外」。前首相卡麥隆沒料到自己一手推動的公投竟會得出「Yes」的「驚喜」，而接任人梅伊也「不甘示弱」，希冀提前大選以換取與歐盟商討籌碼不果，反產生懸峙國會的窘局。鼓吹二次公投的親歐派未免太有自信，作為島國，英國的疑歐意識從未中斷。假若公投結果和2016年與出一轍，英國脫歐談判的棧道將更難走，甚至淪為《伊索寓言‧金斧頭與銀斧頭》那個因為貪心而丁點好處也得不到的樵夫。況且，捍衛全球化本就不是一項神聖不可侵犯的鐵則，惟英國要知道，若不願回應歐盟近日頻發「大門仍開」的秋波，就必須甘心付出該有的代價，而非繼續幻想能在政策自主和單一市場的議題上一石二鳥。

其實，早在脫歐公投前，英國就有人抱有這種天真，引申「挪威模式」和「瑞士模式」的討論。然而，兩國的學者甚至政客不乏客觀的分析，只怕部分英國人聽不明白。簡而言之，挪威——歐盟關係根本滿足不了英國的胃口。挪威作為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成員國之一，能以非歐盟成員國的身份進入單一市場，但現在每年都要交予歐盟近9億歐元「雜費」。以人均計算，挪威每位公民的支出不過少英國80英磅左右，這也意味「挪威模式」不能大幅度削減英國的財政成本，還要犧牲歐盟事務的投票權，有可能賠了夫人又折兵。二來EFTA成員國都需要遵守歐盟「四大自由」（貨物、人員、服務及資金自由流動，four freedoms）的原則，其中當然包括人口自由流動，顯然杜絕脫歐派主導移民政策的妄想。

同理，雖然瑞士並非EFTA一員，但與歐盟的雙邊協議也列明人口自由流動一項，所以即使當地於2014年公投要求政府限制移民，國會也只好在前年12月透過通過新的移民法案，婉轉擱置了公投結果。至於有否空間運籌帷幄得出一個「挪威+模式」或「瑞士+模式」？答案斬釘截鐵：不！奧斯陸已注意到風向的走勢，並向歐盟施壓，則如果對英國太過慷慨，挪威不排除會與之就雙邊關係重新談判。筆者亦以為EFTA其他成員國和瑞士之取態應與挪威類近，誓必觀察歐盟的一舉一動。後者為免節外生枝，很難對倫敦放軟手腳。

那麼，《綜合經濟與貿易協定》（CETA）又能否成為英國的曙光？最近CETA在英國就成為了一個討論焦點，現任脫歐大臣戴維斯（David Davis）去年更稱之「與歐盟委員會討論的完美起點」（perfect starting point for our discussions with the commission）。如此說法看似合理，畢竟CETA使加拿大和歐盟約有98.6%貿易貨品能享免關稅。可是世事又豈會如此簡單？戴維斯所負責的脫歐事務部（DEXEU）現有六百多個職位，但員工季度流失率足足有9%，多少反映脫歐事務壓力之大。

參考CETA第8和13條，將發現其對英國經濟占一重要地位的金融服務業有諸多限制，這就解釋了為何英國銀行界的公開信表達對可能以CETA作為脫歐協議基礎感到隱憂。與此同時，倫敦的銀行家已準備把業務轉移到其他歐洲城市的後備方案，歐洲其他的金融中心當然暗中歡喜，英國政府卻如芒在背。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忽略英國和加拿大的地緣政治並非全然相同。加拿大與歐盟的貿易總額只占前者對外貿易約10%，遠不及美國的60%以上，反之，英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毋庸置疑是歐盟。無怪乎加拿大前國際貿易部長佩蒂格魯（Pierre Pettigrew）曾在英國報章撰文，暗指CETA的規模不能滿足加美經濟需要，其弦外之音可謂不言而喻。

德法為首難讓英國佔太多便宜

當然，歐盟不想兩敗俱傷，方會軟硬兼施。英國——歐洲關係遠不只於歐盟，除了為人熟悉的北約（NATO），兩者在科學、專利、航空安全、刑警等多個領域都有合作。歐英交惡牽涉的不可能只有英國一方。無可否認，英國的軟、硬實力對歐盟非常重要。譬如絕大部分成員國都關注脫歐後與英國的貿易關係和其公民在英國的權利，而鄰近俄羅斯的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則更在意英國在歐洲防務的走向。可見，歐盟內部因應各自的需要而有不同的意見，證明其對英國施壓之餘，並非毫無顧忌。但是，歐盟亦不能無視英國脫歐成為他國模範的風險，必要時須殺雞儆猴，以免聯盟瓦解。眾所週知，德國和法國作為歐盟的兩大龍頭，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對英國脫歐的要求特別「苛刻」，前者強調「四大自由」的完整，後者表明脫歐不可沒有代價。是以，馬克宏雖以貝葉掛毯向英方伸出友誼之手，但在單一市場的議題上並無放鬆之意。

如此狀況下，最早定義脫歐一詞的英國學者威爾汀（Peter Wilding）提出「巧脫歐」（smart Brexit），以為英國不該只聚焦在經濟，而是強調自己在政治範疇的供獻將有利於歐盟，值得深思。不過，此「巧」應避免過多的取巧。或許，1985年《泰晤士報》一篇社評點中了英國的心態問題：「英國的失敗在於（略）只懂得為自身利益聲嘶力竭。」所以，奉勸英國人還是老實一點。與其以為所有脫歐協議生效前要經國會通過，就足以在歐盟手中討一些不切實際的便宜，不如看準歐盟也對英國有所求，在對方成員國分歧的嫌隙間爭取合理的利益。不列顛是時候承認，就算最後真的採納上文提及的模式，國家的經濟和民間活動（譬如科研或學術交流）在短期內必然會有不同程度的損失。西敏寺固然可以孤注一擲再舉行公投，否則學習有智慧的改革和妥協，才是當務之急。

※作者現居香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