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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傳真:暴政下的暴民

Len 2018年02月25日 00:00:00
隨著中共的倒行逆施,社會矛盾越加尖銳,許多底層的反抗者似乎也漸漸失去了耐性,可以不講原則為求洩憤解氣地贊成以暴易暴。(湯森路透)

隨著中共的倒行逆施,社會矛盾越加尖銳,許多底層的反抗者似乎也漸漸失去了耐性,可以不講原則為求洩憤解氣地贊成以暴易暴。(湯森路透)

不知是否筆者長期關注香港問題的原因,曾經有次與一位中國大陸朋友談起政治抗爭中的暴力問題,筆者自然地講起以暴易暴會容易失去民心,朋友立刻反駁我,這怎麼會呢?原來想下才發覺,我們兩人得出的不同答案是源於對各自關注範圍的認知經驗不同。

 

眾所皆知,縱使近年香港社會抗爭越趨激烈,有人提出過無底線暴力抗爭等主張,但和平理性非暴力依然是社運界的主流。而今天的中國大陸,鼓吹以暴易暴換來所謂的原始正義卻大有市場。

 

在此不免要先釐清以暴易暴的概念。筆者本文所指的以暴易暴並不包括情急下的武力自衛反抗,或是有明確目標的志在推翻體制的暴力革命,更多是指個人面對體制不公時,因仇恨而報復殺人。

 

10年前因受到員警不公平對待甚至身體上的傷害後長期維權投訴無門,最終信念「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用刀砍死6名員警的楊佳,到最近因母親被打死,而施害者憑著勢力關係逍遙法外,密謀了20多年終於在今年農曆年,親手殺死三仇人,為母親報仇雪恨的張扣扣(目前案件尚待審理,所得資訊有限),相信應該是許多中國大陸號稱反對派人士最欣賞的兩個英雄。

 

「殺得好,應該連參與徇私舞弊者一塊殺!」「殺少了,當年的所有辦案人員殺不了,本人也要殺他們親人,報應是最好的法律。」「中國就缺這種血性!」類似充滿暴戾的言論不啻出現在民間的反對派中,甚而對於普通人亦有相當的吸引力。

 

以暴易暴的復仇變得理所當然

 

要知道,楊佳和張扣扣現已成為反抗暴政的偶像,大俠,英雄,義士,這些對他們的稱呼紛紛源於很多人對中共治國專制腐敗,司法不彰的憤怒,而自己又不敢反抗的投射。當國家正義與司法正義缺失成為常態,接受以暴易暴的復仇似乎變得理所當然。

 

然而,筆者從支持以暴易暴者的說辭中卻不難發現一些關於邏輯和常識上的謬誤。在今天的中國大陸,鼓吹以暴易暴者在道德理由上通常都會引用古典自由主義裡關於自然法則的條文,次者則搬出以牙還牙的原始法典或中國經典裡支援復仇殺人的文章來辯護,卻往往不問一個事實,即距離最近的古典自由主義出現已有三四百年,當中關於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發展,對每個獨立個體的生命所被賦予的價值之深化,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已成為普世價值。

 

其次,贊成以暴易暴者一般都會訴諸一個現實理由,認為在地方政府官員和司法人員魚肉百姓,橫行無道的情況下,殺一兩個貪官汙吏可以使他們害怕,有所收斂。

 

而那麼多年過去了,以暴易暴者的出現數不勝數,情況有所改善了嗎?其實只要稍具理性都可知,制度問題又豈是靠殺人能解決的。信服此說者其幼稚程度不亞於相信朱元璋和習近平大力度的運動式反貪可以改善腐敗問題。

 

筆者才疏學淺,但也約莫記得深受提倡以暴易暴者推崇的古典自由主義大師洛克講過類似的話,在不能實施自然法,從而無法保護無辜者和制裁違法者的權力情況下,強制性地確保自然法的實施,只能落在每一個人的身上。

 

良心不能只靠仇恨來餵養

 

人人都享有懲罰罪犯和充當自然法執行人的權利。這樣就會出現某個人自己就把自己作為解決糾紛的仲裁人或自然法的解釋者,從而使自然狀態處於不穩定和不公正的狀態。認為可以帶來公平,彰顯正義的以暴易暴者,從未停止過製造使自然狀態處於更加不穩定和不公正的狀態。

 

劉曉波先生曾在評論楊佳案時寫道:民間反抗暴虐制度的勇氣,不是非要通過「楊佳式復仇」才能凸顯;國人的正義感,不是只有通過「言論洩憤」才能表達;國人的良心,不能只靠仇恨來餵養;因為,仇恨僅僅是人類的「初級感情」,卻具有巨大的破壞力,如同「人類頭腦中的核武器」

 

也許很多人都不知道,今天眾多支持以暴易暴者口中不斷出現的一個詞「原始正義」,正是劉曉波先生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他曾指出:如果正義的實現必須以法外的暴力流血為代價,那麼這樣的正義至多是原始性的復仇正義。一旦民間被復仇正義壓倒之時,就不自覺地跟反抗的物件達成精神上的同構。

 

鼓動仇恨,迷信暴力,不顧程式正義去追求一個快意恩仇般的「公義」之國,其思路與做法,與當年毛澤東奪取政權後,牽起三反五反運動,大肆屠殺國民黨政權遺留下來及其家屬的暴政有什麼區別?而在實際的抗爭道路上,隨著中共的倒行逆施,社會矛盾越加尖銳,許多底層的反抗者似乎也漸漸失去了耐性,可以不講原則為求洩憤解氣地贊成以暴易暴。

 

然而,放眼中國的民主運動,海內外近2、30年之所以幾乎一事無成,一大原因不正是以共產黨的方式反對共產黨嗎?靠仇恨,迷信暴力何嘗不是共產黨暴政的起源。面對暴政,抗爭者也充滿暴戾和仇恨時,靈魂與理智就不免被腐蝕,很難再堅持對真理與愛的追逐,只能流於表面上的發洩,並且往往埋葬了公共說理的可能。

 

中國離現代文明仍有漫漫長路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知識份子的問題。在今日官民衝突激烈,社會戾氣重重的中國大陸,要想博得大眾廉價的歡呼沸騰,實在不難。但能既不畏強權,又可以獨立於盲目狂熱的群眾,堅持信念的知識份子卻寥寥無幾,而劉曉波先生則是其中一個。

 

當年在楊佳案審理期間,一批民間人士起草並頒佈了《關於特別赦免楊佳先生的公民建議書》,雖然這份檔的簽署者很多都是劉曉波先生的朋友,但90年代以來,幾乎參與所有重要簽名活動的他卻拒絕參與此次簽名。

 

期間他先後撰寫了十多篇文章,當中不斷鞭撻以民為敵的官權暴虐與以官為仇的民間暴戾,呼籲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今天的民間維權和中國的法治進程!可惜,如此的苦口婆心,看重對一種健康、理性社會生態的培育往往並不為人們所青睞,並時常有人惡意挑機:你看,講和平大愛,講原則,最終也不換得個悲涼下場,有什麼用?僅此而言,中國離步入現代文明仍有漫漫長路。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現居中國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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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傳真:在中國 蔑視惡俗的美學也是一種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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