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復出—帝王術 管理學與領導理論所展現的不同意義(下)

鄭吉珉 2018年02月24日 07:00:00

在習近平這種平庸卻希冀偉大的領導人手下做事,人才只會變成奴才,組織終究還是會平庸與失能。(湯森路透)

(…承上)

 

帝王術之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並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君不准臣死,臣只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王岐山為什麼會接受習的任命?第一,當然是安全保障,反貪腐的鬥爭下,多少人想找王算總帳?一旦沒有權勢作為保障,身家性命隨時處於威脅的陰影下。而且,最令人恐懼的不是什麼具體的對象,而是對恐懼的想像,它就是恐懼自身,還會不停地增長與延長,形成無限後退與惡性循環。

 

為了掙脫這種對恐懼的想像,不管做什麼,都比完全不做來得強。即便眼前飄過的只是稻草,也會把它當成浮木;就算明知中美關係無解,也只能頂著頭皮硬上,過一天、算一天。

 

第二,就算王岐山真想「撂挑子」、徹底退休,但那也只是個人主觀意願,他還得考慮習近平怎麼想。古代封建帝制之下,大臣想退休還得上奏章「乞骸骨」,如果皇帝不答應,大臣只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同樣可用在專制中共政權,習只要認為王還有剩餘價值可用,王就不可能有裸退的一天。說穿了,王只是習「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罷了。

 

以史為證,文革時劉少奇向毛澤東承認犯了路線錯誤,但幹部沒錯,應放過他們,使國家少受損失;並請求辭去國家主席、政治局常委與《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回鄉種地,以儘早結束文革,使國家少受損失。

 

但毛把「去延安或回鄉種地」理解為「重上井岡山」,認為劉想造反;放過幹部,不就是劉對幹部示好以拉幫結派、蓄積勢力?儘早結束文革,使國家少受損失,不正是指毛發動文革犯了錯?劉的下場因而奇慘無比。

 

對中共而言,「乞骸骨」並不精準,只能用「『賜』骸骨」,就是不能主動要求退休(看不起主子?還是想另立黨中央?)。只有主子覺得既無利用價值,又無潛在威脅(連雞肋都當不成,徹底成了「廢物」),才會恩賜「全身而退」。所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並不可怕,畢竟,死了就一了百了。真正可怕的是:如果君要臣不能死,不管怎樣疲憊乏力,臣都還得勉力硬撐;就算死了,也得當活屍挺下去(列寧、毛澤東都在後任統治者的意志下,死了都得變成木乃伊……)

 

因為得罪「人」 「事」也做不成

 

一個被下令不准死而硬撐的大臣,加上不見得喜歡他、卻命令他不能死的皇帝,呈現出既荒謬又悲哀的情境。但希臘人早說過,悲劇都是自己造成的,伊底帕斯王(King Oedipus) 如果不窮追阿波羅神諭的真相,就不會抖出自己竟是弒父娶母的罪人。王岐山是中共高階領導人中少數認真讀過書的,也是少數有能力、想做事而不怕得罪人的。

 

但就像銅板雖有正反兩面,但它們仍是同一個銅板,而人的優缺點也是一體兩面的。以有能力自傲,就會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而不惜置身險地;以會讀書自居,就不會滿足口頭賣弄作者、書名或術語,最終卻在與專家學者的討論中落得班門弄斧、貽笑大方;而以為想做事就要不怕得罪人,結果卻成了自我實現的預言——到處都得罪了人;更糟的是,因為得罪了「人」,所以,「事」,也做不成。

 

莊子的「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就是因執著於「有用」或名利,而被盲目驅使與所付出的代價。而王岐山過往的表現,不就是這種描寫的典型?從下鄉知青到工農兵大學生,從博物館到近史所,從中央書記處農業政策研究室到金融界,再從處理SARS到中紀委書記,王的「有用」,越來越大、越多,歷程也越來越艱險。雖然至今都逢凶化吉,但卻均是對內事務(除金融界曾有部份涉外事項),而對可能接手的中美關係並無關連與助益。

 

管理學的洞見:無法勝任的上司只會提拔無法勝任的下屬,此一情形不斷擴延後,最終會造成整體組織的失能化、平庸化與肥大化。

 

管理學的洞見:無法勝任的上司只會提拔無法勝任的下屬,而不斷擴延後,最終會造成整體組織的失能化、平庸化與肥大化

 

管理學的彼得原理(The Peter Principle)告訴我們,人終將昇任到一個自己無法勝任的職務。昇任是因以往工作的優秀表現,但昇任後的工作卻必須用與之前不同(或更高、更全面)的角度來觀察與判斷。可以說,昇遷前的工作與昇遷後的職責必然不同,甚至矛盾衝突。因此,換了位子本來就該換腦袋。但就像「黑天鵝效應」指出的,人會固著於以往的經驗,而難以面對全新的事物。因此中美經貿關係除了結構性、長期性的問題不可能由個人解決之外,而可能負責解決者也必須面對自身經驗的侷限。

 

最終就成了「上下交相賊」

 

而王的昇遷歷程則可以有兩個不同聯想,一是中國古代的「陞官圖」,另一則是中共的宣傳影片《領導人是怎樣煉成的》。「陞官圖」類似「大富翁」,是純靠擲骰子決定官位昇降的遊戲;而《領導人是怎樣煉成的》則是透過與美、英民主國家的對比,突顯中國領導人久經歷煉與考驗,因而能力與視野均超凡脫俗。乍看王應是後者,但其仕途起點,難道不是因為偶然娶了中共元老的女兒?

 

當然一切的開始都是偶然的。但接下來的從政歷程,總是實際拼搏出來的吧?但中共內部訊息不夠公開透明,而無法深究這個問題。不過彼得原理卻蘊含了頗具啟發意義的彼得反轉原理:如果上司已到了無法勝任工作的狀態,他就只會從規範、儀式、表格、整潔有禮與否來評斷下屬;而把那些認為方法重於目標、文書作業重於預定目的、缺乏獨立判斷、只服從而不作決定的下屬,當成是勝任工作者而予以晉升。但當這些人晉升到必須承擔決策時,組織才會發現他們早就不能勝任。由於上司無法勝任工作,導致評斷下屬的判準出現偏差,自然晉昇的是無法勝任新工作的人,最終使整體組織近乎完全失能。

 

帕金森(Cyril N. Parkinson)進一步提出切身相關的利害問題:一個發現自己不稱職的主管該怎麼辦?第一當然是退休或離職,再來是找一個得力助手,最後則是找兩個能力比自己還差的人當助手。很難選擇第一種,因為難以放棄權力與利益。第二種也不可行,因為會突顯自己的笨拙與無能,威脅到自己的權位。

 

因此,最常見的就是第三種,因為平庸就不會威脅到自己,人多不只好辦事,還能平均分擔風險。但助手為了掩飾自己的無能,當然有樣學樣,各自再找兩個比自己能力更差的助手來……。這種情形不斷蔓延後,整體組織就會徹底平庸化,冗員充斥、效率低落並且毫無效益。而為維持組職仍有效運作的假象,就完全不會考慮效率與效益,「歌功頌德」自然取代了「實事求是」。

 

組織之所以失能化、平庸化與肥大化,就是因為缺乏外部監督機制,造成上司與下屬的彼此利用與勾結。以政黨而言,黨員越多,選才的範圍越大,人才的數目就應該更多,政績也應更加優秀。但中共什麼在循序漸進、逐步考核的「黨管幹部原則」下,竟然會出現不合理的三級跳?因為缺乏外部監督的防腐機制下,「黨」管幹部只會變成「上級」管幹部,最終就成了「上下交相賊」。

 

 

但如果下屬太優秀,上司會覺得威脅與嫉妬,造成人才反向淘汰,離開黨而進入市場;留下的卻是被市場拒絕,而不得不在產權界定不清的黨產中混水摸魚。

 

當然中共黨內可能仍有人才,既期待為黨國付出,也希望更上層樓。但他們有一道超越不了的障礙,就是「紅二代」或「太子黨」,在「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出身論下,才華、能力與政績都比不過血統純正。雖然紅二代也可能是人才,但身份的考量既限縮人才數量,也挫折其雄心:只要不是紅二代,再怎麼努力也到不了一定層級;職位出缺時,要等紅二代捷足先登,才會輪到別人。前途既然受限,自然會重蹈前人離開黨的老路。同樣的是,如果還留在黨內,不是心如止水,就是另有所圖。這就是為何中共黨組織雖龐大,卻腐敗無能的結構因素,而絕不可能靠一時反貪腐就得以解決。

 

領導理論:最可怕的領導人是資質平庸,卻有不相稱的雄心壯志,二者間的鉅幅落差必然會造成鉅大的損害。

 

從管理學分析可見領導在組織中的關鍵性的角色。而論領導人,就不外「能力」與「企圖」。能力與企圖均強,是最佳領導類型。次一等的則是能力強、企圖弱,因為會自我設限。再差一級的,就是能力與企圖均弱而只能守成。最差的則是能力弱、企圖卻強的領導人,因為他不甘平庸而想有所作為;但企圖雖高遠,能力卻不可能改變,最終只會造成無比難堪的下場。

 

習顯然平庸,其地方任職的政績並不突出;也許有人會說這是中共體制中的保護色,要先避免「槍打出頭鳥」,最終才能浮上檯面。但就像「錐在囊中」,鋒利的錐必定會破囊而出,人才如何可能藏得住與眾不同?

 

習之前在地方任職的政績並不突出,也許有人會說這是中共體制中的保護色,要先避免「槍打出頭鳥」,最終才能浮上檯面。但就像「錐在囊中」,鋒利的錐必定會破囊而出,人才如何藏得住與眾不同?習想有所作為,卻受限於能力、智慧的不足,只能借重比自己強的屬下;但又怕對方看不起,只能施展「覊靡之策」,就像溜狗時得給狗載上鍊子。對下屬無法完全授權,要求事事請示,才能顯示「絕對忠誠」。還要適時「指導」屬下一二,以突顯自己並非無能。

 

組織終究還是會平庸與失能

 

力不足以舉千斤,卻妄想學大衛擊敗巨人歌利亞;像小孩玩大車,終究會被壓得動彈不得。而且,被重用的下屬,不只任務艱鉅,還得時時請示匯報,更得提防主子因原訂計劃外突如其來的靈感,而改變了整個計劃的執行順序與目的。在既得不到信任,也難以完成預期任務,又無法離職的狀況下,久而久之,屬下自然會學聰明,不必太快執行,因為主子隨時會有意見;也不必提想法,因為如果主子覺得不對,只會找罵挨。換言之,在這種平庸卻希冀偉大的領導人手下做事,人才只會變成奴才,組織終究還是會平庸與失能。

 

但這和一般的平庸領袖有何不同?最大的不同就在目標的規模大小,與因之而造成的損害輕重。自知平庸且甘於平凡者,會滿足於眼前職位與下一個年度的規劃目標,阿斗的「樂不思蜀」不是沒有道理的。而萬一達不成目標,也不會有太大的傷害。

 

自知平庸,卻不甘平凡者,為了證明可以改變平庸,就一定要設計目標高遠的計劃,以證明自己的能力。並編造「看魚逆流上游而奮發向上」或「知青下鄉悔改後向農民學習,最終引導人民脫貧致富」的偉大神話,以告訴其他人,平庸是可以經由努力改變的,我行,你們也行。但太過高遠的目標一旦無法完成,損害一定更重,付出的代價也勢必更多。

 

民主認為強人政治之不可取,除了強人可能為權位而泯滅民主外,也因強人的成就雖可能鉅大,相應的,失敗可能也大。但與聖君的困境一樣,真正的強人不可能時時存在、到處都是。那麼,民主為什麼還必須加緊防範?其實,民主固然怕強人,但更怕的是不夠格的、自以為是的假強人,既無法「知所進退」,又不知道自己與國家的能力極限,只會逞強地往前衝,最終摔了個鼻青臉腫,還使國家的發展完全無法預期、評估與計算,因而朝向了不可知與危險的未來……

 

這麼說來,習似乎一無可取?但作為中共領導人的角色,其實不是習可以負全責的,而必須分析其成長背景的中共歷史與文化。但這已超越本文範圍,而是另一回事了……(完)

 

※作者為政大東亞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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