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二二八》:中央社密電透露的「臺北暴動之三大集團」

陳翠蓮 2018年02月28日 07:00:00

二二八動亂發生後警備總部宣布臺北市臨時戒嚴。來源: 《臺灣新生報》,1947年3月1日。(衛城出版社提供)

二二八事件中的兩條主軸:以士紳階層、社會菁英為主的談判協商路線,與群眾、青年為主的抗爭行動。此兩種路線同時並進,但兩者之間並未有效整合,共同對抗官署,反而因內部分子複雜、目標不一,而自相抵銷力量,甚至遭到官方分化運用,或成為軍隊鎮壓的藉口…《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

 

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形成流氓浪人集團,一般俗稱「兄弟人」、「鱸鰻」,在各地都有分布,光復之初尤以臺北最多、嘉義次之、屏東再次。光是臺北市流氓浪人就有一萬餘人,其主要分布於太平町、萬華及士林地區。事件初起,在各地攻擊官署、毆人燬物,甚至搶劫財物者,多以此類人為主。

 

第三章已指出警備總部及保密局在戰後之初吸收流氓浪人、滲透臺灣社會。二二八事件中,警總與流氓浪人的關係十分曖昧。例如二月二十八日清晨率領獅鼓陣、敲鑼打鼓、聚集民眾遊行示威的林秉足、莊傳生、陳戊己,都是太平町一帶的「兄弟人」、「角頭」。

 

他們翻攪起群眾情緒,引發暴亂,事後並未被逮捕。事實上,正如本書第三章所述,林秉足、陳戊己等人正是戰後初期義勇糾察隊成員,該隊解散後被編入偵緝隊、消防隊,當地里長王雲青即指證林秉足是警總線民,在保密局臺北站站長毛簡手下,負責提供地方情報。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治安組組長許德輝,原是一流氓頭子,戰後初期曾組織糾察隊幫助政府接收工作,後來糾察隊被解散,成員被以流氓處置,而對官方有所不滿。不料卻在事件中為軍統所利用,安排他擔任處委會忠義服務隊總隊長,從中運作事件發展。而警備總部轄下,林頂立為總隊長所組織的義勇總隊,也有許多流氓分子參加,其工作卻是施行威嚇、搶劫、放火、毆打,製造恐怖狀態。

 

中南部地區同樣也出現類似情況。例如員林地區黑社會人物趁事件之時打人、搶劫,「臺中縣長宋增渠卻又保護這批人,政府也在利用這批人,事件後,獎勵的竟然也是這批人,令人驚詫不已。」嘉義「兄弟人」首領林振榮(前立委林健治之父)在事件中擔任自警團團長,也安然無恙。臺南市流氓趁亂毆打外省人、擴大事端,律師湯德章應市參議會之請擔任處委會治安組長,出面邀集「角頭」擺平事端,湯氏反而在事後名列處死名單第一人。

 

從官方眼中觀察,流氓浪人、青年學生與退伍軍人,彼此意見也甚紛歧。中央社三月四日密電就透露,「臺北暴動之三大集團」流氓派、學生派與海外派三派內鬥,「流氓派原與學生派合作,昨日受人挑撥,學生派乃反對恢復秩序,曾與流氓派內鬨,傷亡一人」,「包括海南島及日本之歸僑(一稱海外派),亦為反對妥協者」,「流氓派原與學生派協力壓制海外派,今已轉變為學生派與海外派合作對抗流氓派。」而「海外派領導人迄今尚未出現,學生派係以臺大為中心,知識較高,思想最激」。

 

當年臺北市參議員謝娥曾公開說「長官公署未開槍殺人」,引發眾怒。 來源:高麗鳳總編輯,《臺北人物誌第一冊》。(衛城出版社提供)

 

談判者間的競爭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原本應該扮演官民折衝、談判角色,但事實不然。吳濁流說,長期被日本統治者限制政治參與的臺灣人,戰後初期患上了「政治渴望症」,無論有無知識者不約而同地都想走進政治窄門,而「處理委員會完全是光復的縮影」,「甚至連政治的政字都不知道的愛出風頭者,以及虛偽的投機分子也很多混入在裡面。」中國新聞媒體也報導,「處理委員會成立了,中途給做不到官、做不到生意的政治野心家利用了,而在爭執各縣市長民選的三個名單中,這些人自己內鬨了。」「二二八處委會的少數臺灣士紳,別有用心,想利用當前紊亂的場面,滿足他們自己的要求。」

 

事件尚未平息、談判仍未有結果之際,赤裸裸的權位鬥爭熱烈上演,其中以陳逸松與蔣渭川的領導權之爭最為火熱。當時陳逸松、劉明為同一陣線,在處委會居於優勢,蔣渭川則走長官公署路線,受到處委會委員們的排擠。陳逸松應李萬居之邀負責起草〈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大綱〉,三月四日開會時,陳逸松在臺上說明草案內容,臺下蔣渭川帶來的人馬大吵大鬧,大聲喧嚷︰「大交椅你就搶著要坐上去了?」陳逸松不甘示弱回敬︰「大位子你們若想坐,你們就上來坐吧!」雙方對於權位之爭毫不掩飾。

 

處委會通過〈組織大綱〉與〈八項政治根本改革方案〉後,蔣渭川另向陳儀獻策,建議設立臺灣政治改革委員會,並以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名義提出〈九項省政改革綱要〉,政改會的委員以各區鄉鎮民代表為候選人,排除二二八處委會成員加入。此構想引起處委會的不滿,尤其對政改會委員的產生方式最為恐慌、氣憤不平,於是乃「在陳逸松家裡開會議研究奪取實權的對策方法」。

 

五日,全省性處委會成立,下設政務局,以改革臺灣省政治為目的。蔣渭川人馬認為政務局之設置,不過是為了強奪臺灣政治改革委員會權限,並且陳逸松自為政務局長,「這不過也是陳逸松、劉明及特權人等一手包辦式的作風」,直指「他們一看事將成功就想要政權」,雙方權力爭奪戰愈見白熱化。

 

對於蔣渭川跟長官公署密切往來的行徑,處委會部分人士公然大罵,指責蔣渭川「有奪取政權的野心、沒有團隊的精神,單刀匹馬獨走長官路線,想要獨占政治的地位」。而長官公署方面確實誘之以利,長官陳儀、憲兵團長張慕陶先後透露想要任命蔣渭川為教育處長的訊息。

 

其次,處委會各委員爭權奪位之說傳言不斷。時任工礦處主任祕書的嚴演存指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立政務局,對於公署各局處及各重要附屬機構,均推出首長人選,「顏欽賢曾來工礦處,要接收煤礦。」當時在專賣局工作的孫志俊稱,處委會宣布陳松堅為臺灣省警務處長。黃紀男聽說處委會有一份名單,以優秀臺人來接掌部分要職,如「林茂生當臺大校長、吳鴻麒當臺灣高等法院院長、施江南當臺大醫院院長、林旭屏當專賣局長等」。

 

警備總部情報也指出,三月八日「處委會內部因爭奪權利、競求作官,已發生內鬨」,「處委會要角王添有於公署改組後出任祕書長之企圖,蔣渭川則擬出掌民政處,本日該處委會在中山堂開會,蔣王爭執意見、幾至動武。」諸如此類傳聞不一而足,都透露臺灣人在處委會中爭逐權位的情形。

 

談判尚無結果,革命尚未成功,處委會的菁英們已各謀權位、坐地分贓起來,使得事件的前景更加黯淡。

 

※作者陳翠蓮:臺灣大學政治學博士/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曾任自立晚報記者,主要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戰後臺灣政治史。已出版《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戰後臺灣人權史》(合著)、《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合著)、《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九二○~一九五○》等。

 

本文摘自《重構二二八》第四章「二二八事件分析」/衛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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