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改革  就慢慢法西斯化——從習近平中國「永續」國家主席談起

黃樂祈 2018年03月08日 07:00:00

對倡議保皇的人來說,有無皇帝不是重點,皇帝擁有的權力才是重點。(湯森路透)

習近平可能「永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消息傳出,輿論還未來得及完全消化,第十三屆全國人大會議發言人就確定將「討論」修改憲法,前後不到兩週,可見習近平深諳兵貴神速的道理。此時此刻,筆者翻開香港牛津出版社的《沒有皇帝的中國——辛亥百年訪談錄》,不禁以為這個其實是個偽命題。

 

中國、臺灣近代史仍有「皇帝」

 

談起皇帝,不能不思考清末民初的歷史。清末的立憲派和革命派其中一個至大分歧,表面是討論「新中國」應否有皇帝,但其內涵其實是兩者思想政權與民權的關係有別。對倡議保皇的人來說,有無皇帝不是重點,皇帝擁有的權力才是重點,因為他們以為中央集權才是亂世穩住中國的藥石,再待時機成熟,就會把權力下放到平民百姓。開明專制,說穿了,就是視政權為施者,而百姓為受者。但如果開明專制的焦點不是有無皇帝的問題,而是期望「新中國」有一段時間具一個集權政體以穩定國家,那麼,1912年後的中華民國,以及1949年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名義上的皇帝是沒有了,但是否成為一個「純開放」的國家?革命派看似勝利了,但立憲派是否完敗,其主義完全淡出歷史的舞臺?

 

在這段敏感時間,除了「不要臉」,「袁世凱」、「張勳」、「復辟」等詞亦「榜上有名」,在中國大陸網絡全數化為"404 not found"。但筆者以為,若怕群眾反對,要封鎖的詞彙遠不應於此。張勳復辟十二日就宣告失敗,袁世凱過了「皇帝癮」八十多天就急急仙去,但隨之以來的軍閥割據年代,每一個軍閥都是自己勢力範疇的一錘定音者。之後,就當我們對民國政府宣稱的北伐統一中國說法照單全收,到後來退守臺灣,至1987年7月15日解嚴為止,蔣介石及蔣經國在國內體制也是「一言堂」。另一方面,1949年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更加不言而喻。毛澤東不消說,近日被高舉為創立中共和平挑選接班人制度的鄧小平,竟有不少言論都對他關於黨一元化的批評與規定「國家主席不得連續任職超過兩屆」多有表揚,此誠然與清末仍對朝廷抱有期望的知識份子一樣天真。假若我們對中國近代史還有點記憶,六四、趙紫陽被軟禁等令人詬病的歷史,就是在這位「偉人」手執大權期間發生。鄧小平從來無意讓群眾制衡政權,所有才有包括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四個堅持」理論。

 

中國自民國以來,其實都是皇帝,都是一兩個人在專政。(湯森路透)

 

余英時教授心水很清,近日受訪時道:「中國自民國以來,其實都是皇帝,都是一兩個人在專政。」清亡後的皇帝外衣沒了,但皇帝的實權尤在。袁世凱死了,但中華帝國仍在。三民主義也好、馬克思主義也好、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好,內涵都是「純專制」。是以,「沒有皇帝的中國」到今天也不是一個具意義的近代史議題,因為不受制衡的利益集團在近百多年根本沒有消失過。

 

以梁啟超對權力與腐敗關係的無知為鏡

 

不過,正如上文已有略提,近代中國並非所有人都對專制嗤之以鼻。「一黨政治與民主相背,但發展中社會的一黨政治是否絕對封閉了走向民主之路?」這種論述到今日仍屢見不少。

 

回首對中國近代史影響深遠的梁啟超,在戊戌維新失敗後流亡日本,於《新民叢報》連載〈開明專制論〉,保皇意識濃厚,意味他支持一種漸進的改革,而非推反滿清的革命,實為後人之借鑒。梁啟超保皇其中一個理據,就是他主張中國人民慣於專制已多年,無論思想、風俗、文字、器物都與千年前類近,與當下西方以至日本的進度不一,要求人民一蹴而就具議事參政的能力,要實踐民主立憲,誠然強人所難,甚至形容勉強踐行共和制無疑是自殺行為。再綜合其他理由,簡而易言,梁啟超直指中國與當時的歐美、日本的處境有異,不宜即時「還政於民」,而須循序漸進。如此立論,看似理直氣壯。

 

習近平可能「永續」國家主席的現象,多少反映了中國國民接納專權開明的包裝。(湯森路透)

 

不過,歷史已證明:專制與開明,兩個只能活一個。1906年9月,清廷派人出洋考察後宣布預備立憲,未幾,保守派極力反對設立責任內閣,慈禧亦因害怕袁世凱權勢過重而有所提防,使發布的中央官制改革方案隔靴搔癢,更甚者則內閣人過的十三名大臣和尚書當中,漢族不足三分一,較之前的滿漢各半更為遜色,國內外批評譏笑者難免不絕。可見,清廷只想以新政為名維護原有的權力。兩年後,朝廷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更出現「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等連保皇的立憲派都震驚的條文。對此,立憲派對朝廷被動改革的態度愈加不滿,楊度等人開展了國會請願運動,要求「還我民權」之聲此起彼落,最終逼使清廷讓步,宣布提早於1913年召開國會。可惜,1911年所頒布的新內閣官制,皇室不僅充當國務大臣,更佔去大多數職位,被諷為「皇室內閣」,立憲運動最終以一敗塗地作結。梁啟超對權力的認識顯然過於天真,難怪有人以為他並非做政治的材料。

 

國民未醒覺乃中國民主路一大阻礙

 

謂鄧小平與習近平所以無優劣之分,首先不是要全然否定前者嘗試把權力交接制度化的歷史意義,不過深究二人的政治思想,確實都與辛亥革命的原委背道而馳。百多年前,立憲派和革命派雖曾水火不容,但最終目標都一樣,則建立一個異於一治一亂循環,民權得以彰顯的「新中國」。但「人民」這個在1949年後處處可見的概念,從鄧小平再度上場到今日習近平準備「稱帝」,用丁學良教授的說法,有否逐漸從抽象的存在轉為具體?有良心者,答案不辯自明。不進則退。說習近平決意走回頭路根本是捨本求末,因為嚴格來說,1949年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沒有向前走過,最差時期可能較滿清更糟,「最好」時期也不過與清廷平分秋色而已——「人民」仍被視為受施捨的一羣。

 

當然,現今中國處境與清末迥然不同,談革命根本不切實際,但假若中國國民還以為習近平下此一著只是對開明鄧式制度的「反動」,而非從中共權力和民權素來不對等的窘境反思,中國真正的民主路確實很難走前一小步。因為這種現象,多少反映了中國國民接納專權開明的包裝。惟有國民認真反省,才會悟出「沒有皇帝的中國」不可能寄望專制政府實現的道理。李澤厚先生在2010年一次訪問說過,中國如果不改革,很可能會慢慢法西斯化。八年已過,此言非虛。

 

※作者現居香港/自由撰稿人/基督教週刊《時代論壇》「觀點」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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