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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攔日本民權向前走的歷史遺毒

黃樂祈 2018年03月17日 07:00:00
月初竄改審批文書事件,為安倍政權投下震撼彈。(湯森路透)

月初竄改審批文書事件,為安倍政權投下震撼彈。(湯森路透)

3月2日,《朝日新聞》刊登了日本政府竄改審批文書的報導,並附上詳盡的調查文件,為上年9月大選後自鳴得意的安倍投下炸彈。財務省及後承認,轄下的部門竄改了十四份共三百多處與森友學園相關的文件。雖然時任理財局長佐川宣壽已為此辭職,但政府強調在過程中從沒下達任何指示,事件純粹源於部分理財局職員擅作主張。

 

森友學園醜聞捲土重來

 

事實上,安倍第二次成為首相後於官邸下設立內閣人事部,在各政府部門設置六百多個幹部。這種架構下,官邸固然可以下達指示,但理財局也有揣摩官邸的可能。民進黨幹事長增子輝彥的言論有其道理:「在一黨獨大的政治處境下,行政官員需要觀察首相的臉色來確保自己的位置,因此必須揣度首相及其周圍人員的想法。」

 

不過,無論是揣摩或指示,焦點不應單單放在涉案者違反公文書管理法精神的行為,更重要是政府再次挑戰了日本戰後政治制度應有的底線(安倍政府早有前科),畜意不法處理國民財產。

 

然而,日本社會對此反應並不見得熾熱,首相官邸前的抗議集會也不過是隔靴搔癢。筆者有臺灣的朋友調侃,若果這類事件發生在當地,羣眾早已衝擊行政院了。這種異常冷靜的氣氛,相對日本傳媒留意自民黨派閥和在野黨的行動,以思考安倍能否繼續坐其相位,筆者認為前者才是值得深究的議題。

 

日本擺脫不了明治以來倡導的超國家思維

 

平心而論,安倍就算意外下台(機率極低),也不見得對日本政局有多大影響。假若我們把鏡頭推早一點,從2006年小泉純一郎下台到安倍第二次上任期間,多位首相的任期都短得嚇人。可見,換首相不代表就能改變日本大局。這不禁讓人想起鳩山由紀夫於2009年上任時提出「新舊交替」,力指告別陳舊政治非常重要。細想其「陳舊」的內涵,實是精闢。

 

戰後不到一年的1946年5月,政治學者丸山真男撰寫〈超國家主義的邏輯與心理〉一文,在他反省戰前時期的過程中,直指這種主義使大日本帝國受制於精神權威和政治權力,讓國家先於個人,同時使後者習慣把一切交給政府規劃與控制。不幸的是,此高見不僅針砭日本的過去,甚至無意間預言了日本的未來。

 

回顧日本的近現代史,政府始終抗拒受制衡。當民主的概念連同其他西學流入日本時,政權誠然有意對之視而不見,並在《大日本帝國憲法》確立天皇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以壓抑當時如火如茶的民權運動。

 

接續明治的大正時代,民主仍然備受關注,如東京帝國大學法學教授美濃部達吉就提出天皇和政府須向國會負責。可惜,後來的昭和年代基於日本執意建立滿洲國,開始受國際社會孤立,國內風向驟變,美濃部達吉甚至遭受暴力襲擊。民主、平等、人權最終只能靠邊站,讓路於軍國主義的不歸路。

 

二戰之後,日本走上姍姍來遲的民主路,但客觀來說,這種轉型出於被逼,而非躬身自省的結果。現行的《日本國憲法》乃由駐日盟軍總司令(GHQ)主導而生,路人皆知。

 

但是,當初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其實把制訂新憲法的工作交予當時的日本內閣,奈何他們擬定的草案對天皇的權力與地位沒多大更動,才使前者另謀高就,多少反映當時的日本菁英仍然不認為超國家主義有誤。當然,民間持有類近的想法者也不少。

 

這種缺乏制衡政府的意識形態既從明治時期就開始紮根,在戰後仍努力求存,本來在上世紀60年代安保抗爭的社會運動中有機會退卻,卻適逢冷戰,日本經濟得到高速增長的機遇,整個社會全心打拼經濟,社會和政治弊病則一概被羣眾扔諸腦後。傳奇首相田中角榮的連環醜聞,只是把這個大家心照不宣的問題活現人前,但當時「失落的十年」尚未來到,社會根本「無瑕」正視問題。

 

對日本來說,能告別陳舊政治非常重要。(日本天皇接見外賓/湯森路透)

 

熱衷比較主導日本走向

 

那麼,為何後來經濟泡沫爆破至3‧11,日本的社會運動仍無氣色?3‧11後曾稍為回溫的社關氛圍,又為何漸見頹勢?

 

現代思想家內田樹在其名著《日本邊陲論》提出「唯有透過與他國的比較,我們才能談論自己」,可為我們提供一個文化視野。1853年,黑船來航使德川幕府不能再固步自守,而十多年後開啟的明治維新,以及稍後1885年福澤諭吉的〈脫亞論〉,顯然就是日本對時代的回應,而其中的主軸均是以比較的眼光為國家勾勒發展的方向。

 

自此,這種思緒成為了近現代日本的要角,「向外界證明自己來為自己定位」成為了國家的理念。

 

戰前不贅,戰後日本政府一擲千金舉辦1964年的東京奧運,就有證明自己擺脫戰後窘局的心理。無怪乎日本政府寧願把大量資源投入2020年的東京奧運,而置東北災民於一隅,也是為了證明自己已撥開了3‧11的陰霾。

 

同理,當安倍把核能發電和日本經濟相提並論,再大的教訓也立刻煙消雲散,政府沒碰上多大社會輿輪的壓力,就成功重啟核電廠。另外,就算安倍上任後日本的新聞自由排名大幅下跌,由2002年的全球第二十六到現時的第七十二,由於民眾覺得經濟環境不過不失,他的相位多年來也甚少受到挑戰。一語敝之:相對國民的生活質素和權利,國家的聲譽和經濟更為重要。

 

不斷需要證明自己的「上進心」與超國家主義在明治時期開始結合,明明如此「陳舊」,直到現在卻仍牢不可破,成為日本保障民權的最大阻攔。《大日本帝國憲法》雖然隨戰敗而成為歷史,但日本人若繼續擁抱當年伊藤博文的想法,志在一個強大的國家與有為的政府,而遺忘同時期的植木枝盛如何起草主張保障國民自由與權利的憲法草案,日本就很難真正走出戰敗的心理陰影。

 

1956年,日本政府公布的《經濟白皮書》說:「已經不再是『戰後』了。」(もはや戦後ではない。)但,日本真的能如此輕易就能放下過去的種種包袱?日本也許能欺騙外界一時,甚至可以自欺一時,但二戰也好、經濟泡沫也好、3‧11也好,皆已說明「紙包不住火」的道理。

 

一個不以國民為先的國家,就算有短暫的風光,也難逃衰弱的命運。空有一個民主制度(還有待改革),不代表真的能與戰前說再見。日本到底想要一個甚麼的戰後社會,值得國民不斷反思。

 

※作者現居香港/自由撰稿人/基督教週刊《時代論壇》「觀點」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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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日本 安倍 森友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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