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韓國影視異軍突起，其中最為人稱道的是改編自民主化進程中真實事件的歷史復盤 註更多復盤是棋類術語，指對局完畢後，復演該盤棋的記錄，以檢查對局中著法的優劣與得失關鍵。類電影，以其票房、口碑、獎項、社會影響力的「多贏」，成為世界電影中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分別改編自釜林事件、光州事件、六月抗爭的韓國電影《正義辯護人》、《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便是歷史復盤類電影中的翹楚。由於三部電影均以韓國民主化進程中對公權力的抗爭為主題，港版片名分別譯作《逆權大狀》、《逆權司機》、《逆權公民》，亦有媒體將三者合稱為「逆權三部曲」。

轉型歷史的自我書寫

「逆權三部曲」選取發生在民主化轉型進程中的代表性事件，矛頭直指全斗煥時期的威權體制。在社會矛盾最集中、社會力量蓄勢待發的1980年代，層出不窮的街頭運動與國家安全名義下的冤假錯案成為電影創作的源頭活水。

就《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而言，短短兩個月的劇變也是多年來韓國中產階級、市民運動、基督教會合力推動的結果。

1987年5月，在記者與檢察官的努力下，首爾大學學生朴鍾哲被警察拷打致死的真相在教堂被揭發，成為「六月抗爭」的導火線，成千上萬的學生舉行示威遊行。全斗煥改組內閣，希望藉此平息反對浪潮。

但是民眾要求的是總統直選制改憲。 1987年6月10日，盧泰愚成為民正黨的總統候選人。民正黨決定仍按照現行憲法舉行大選，引起了朝野反對勢力的強烈抗議，延世大學李韓烈被催淚彈擊中頭部的照片同日被刊登在各大報紙的頭版，成為「六月抗爭」的催化劑。在民主化運動不斷高漲和威權統治內外交困的背景下，盧泰愚於6月29日以向全斗煥建議的形式發表了八點民主化宣言，總統直選制得以恢復。

韓國的民主化進程並不是一帆風順、一蹴而就的。從光州事件到六月抗爭，多種力量反復較量，經過漫長的鬥爭才實現民主化的轉型。曲折的民主化歷程也方便了電影創作者「就地取材」，以具有代表性的歷史事件為藍本，將中心人物和主幹事件進行藝術化的演繹與再現，將事件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改編為影視作品，達到「虛構的真實」。

相對於美國好萊塢以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韓國特色的歷史復盤類電影更尊重與遵從事件要素的真實性，甚至將歷史紀錄片片段巧妙的融入電影情節，毫不避諱、纖毫畢現地把歷史的真實投射至銀幕，從而將歷史的殘酷投射至觀眾內心。

小人物的覺醒與抗爭

「逆權三部曲」中主人公均為歷史轉折中小人物，他們並非名流，而是遍布於各行各業的普通人。 《正義辯護人》、《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中，主線單一，講述主人公從市儈到毅然為民主鬥爭的故事；《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則採用群像劇的方式來敘述，檢察官、記者、獄警、大學生、醫師等眾多角色均為主人公，各方通過自己的職業來揭露真相、反抗暴政，成為推翻全斗煥政權中的涓涓細流。

值得一提的是，主人公在道德上也不是天生聖人，而是有著和芸芸眾生一樣的毛病和缺點，他（她）們也會貪圖小利、左右逢源、曲意逢迎、明哲保身，但從另一個側面來看，三則故事殊途同歸，講述的也正是小人物們被殘酷的意象所觸動，從而覺醒、抗爭的心路歷程。

電影中，正義、良知、民主的抽象價值也是以小見大地滲透在普通人心靈覺醒的歷程。觸發主人公覺醒的「決定性瞬間」不是說教、雄辯或哀求，而是主人公目睹暴政帶來的慘像後內心的震顫。

鎮宇身上的傷痕令宋佑碩毅然為「赤色分子」辯護；老闆娘送上的飯團使金萬燮調轉車頭，回到險象環生的光州；親眼目睹舅舅被抓捕，妍熙冒著巨大的風險將關鍵的證據轉交給金正男…人心向善，樸素的人性使他（她）們挺身而出、奮起抗爭。

人人創造歷史，奮起抗爭的並不只是主人公，而是有著類似遭遇的形形色色的韓國民眾。伴隨著民眾的覺醒，電影的背景音樂也恰如其分的出現。在《正義辯護人》結尾處，伴隨著法官點名的是叮咚作響的清脆樂音，帶給觀眾歷久彌新、餘音繞樑的感動與震撼。

韓國電影《正義辯護人》、《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分別改編自釜林事件、光州事件、六月抗爭，有港媒將三者合稱為「逆權三部曲」。（車庫娛樂提供）

推動社會變革的觸媒

冬天用斧頭敲打湖面的堅冰，是打不破的，但是可能會驚醒冰面下的魚，最後融化堅冰的，一定是春天。

卡夫卡這則對文學與現實關係的比喻同樣適用於電影與政治。電影無法直接推動現實社會的變革，但它可以通過復盤歷史，設置議程，激活塵封的集體記憶，潛移默化的「敲打」民心，從而成為促進現實政治變革的催化劑。

2013年，《正義辯護人》在韓國上映，不久之後，電影原型「釜林事件」二審宣判5名被告無罪，這次遲來的正義距離一審判決已有33年。

無獨有偶，《出租車司機》的上映，令韓媒重新關注光州事件。2017年9月，光州事件特別調查委員會正式成立。 2018年3月，韓國國防部長宋永武為光州事件發表道歉聲明，並表示會採取措施推動特別法的訂立。 《韓國時報》稱，這是38年來首次，內閣部長就此事公開道歉。

無巧不成書，由於浦志強與盧武鉉，六四事件與光州事件有著驚人的相似，韓國歷史復盤類電影傳到中國時其影響力被神化，有媒體甚至盛讚《正義辯護人》是「改變國家的電影」 ，其實釜林事件的審判早有定論，電影《正義辯護人》與釜林事件的二審判決之間更多的是一種浪漫的巧合。

《正義辯護人》導演梁宇錫將韓國電影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做了一則與卡夫卡異曲同工的比喻：

電影從來不是，也永遠不會是改變歷史的林肯，但它可以是那個「發動戰爭的小婦人」

濃縮轉型歷史，刻畫逆權人物，韓國歷史復盤類電影超越敘事，將個人價值最大化，以其獨特的文化魅力帶給觀眾感動、思考與鏡鑑。

※作者為中國大學生／現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