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一般而言被稱為「第四權」(the fourth estate)，是指在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以外的第四種制衡力量。長久以來，西方民主國家對「第四權」是又敬又畏，並刻意指出「第四權」雖然重要，但亦有其不可忽視的疑慮存在，甚至給予媒體另一個新封號─「無冕王」。

媒體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尤其是現今新媒體的崛起與興盛，更讓一個在法律條文中或許並不存在的概念，不論在政治、經濟、社會….各自由領域扮演起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起了巨大的作用。

就新加坡政府與媒體報章的關係觀察，新加坡對其採取三種手段為：以法律明文規定、沒有明文規定的遊戲規則及明定不可逾越的界限。

而對其管理則是採取：「沒有新聞檢查」的方式；在法律上，新加坡政府依照「報章與印刷館法令」(Newspaper and Printing Presses Act)的條文內容，對媒體的股份結構、管理層級、出版及發行行為作出明文規定與限制。

媒體准證(經營證照)，需每年更新，總編輯人選亦須獲得通訊及新聞部長批准始能上任，而媒體報章內部的董事資格限制，則當然必須是新加坡公民才能擔任。在對外國媒體報章的限制上，外媒除須遵守新加坡本地法令管制外，外媒若擅自參與「新加坡政治」，政府則有權在「憲報」(如同台灣的政府公報)宣布，限制其在新加坡當地發行銷量。其他直接或間接約束媒體報章行為的法令，亦有「誹謗法令」、「煽動法令」、「內部安全法令」及「官方機密法令」等。

新加坡政府認為，媒體報章可以享有新聞自由，但這種自由必須收到社會責任的約束，媒體報章的主要目的是創造共識、促進國家社會的發展，而不是挑起不必要的對抗、製造紛亂及破壞穩定。最重要的是，新加坡政府並不阻止批評政府，但必須給予政府「答辯的權利」，政府擁有最終實際「話語權」。

由此觀之，新加坡政府自有其一套剛柔並濟的管理模式，讓媒體確切遵循所有法律及道德的相關規範。換言之，新加坡政府讓媒體報章在「約束」與「自由」之間，賦予其有「選擇可能性」的選項，在相互依存的兩者之間取得最佳的平衡。

台灣現今的媒體生態，趨於開放、民主，已完全走向「西方的新聞自由模式」，各媒體間已達到「對抗性的新聞模式」(Adversarial Journalism)。而對於近年來「假新聞」(Fake News)頻於網路上散布，目前對此立法約束的國家僅有「德國」，正在制訂法律的國家則有：義大利、馬來西亞、菲律賓、俄羅斯、美國、以色列及印度等國家。新加坡國會也在今(2018)年一月間通過設立「特選委員會」，研究如何處理及因應於網路上蓄意散布假新聞的問題。

筆者於數年前尚於台灣立法部門工作時，曾有深入思考政府是否應對「第四權」有其良性及規範性的約束。但人性皆然，一旦享受自由空氣已成習慣，是絕對難以接受有所限制或失去自由的感覺。這就是為何共產專制國家將民主自由視為洪水猛獸的主要原因之一。

台灣是一個民主、進步、自由的國度，我們呼吸著自由的清新空氣、享受著完全充分的言論自由；我們網路沒有被遮蔽、我們的思想朝著自由的方向前進，新聞自由即使像是天賦人權般的自由權利，也該堅持發揮身為社會公器的正向激勵。

 
※作者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生／國安會前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