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濠仲專欄:蘇聯「叛逃」小提琴家 獻給台灣的弦外之音

李濠仲 2018年04月17日 07:00:00

當年穆洛娃的叛逃,被蘇聯當局冠上「背叛自己國家特色的價值認同」罪名。(圖片取自Youtube)

出生俄羅斯的小提琴家穆洛娃(Viktoria Mullova)將在今年夏天來台表演。睽違20年,台灣樂迷有機會重溫她的風采。穆洛娃冷峻的氣質風格獨具,曾被媒體封為「冰后」(Ice Queen),《華盛頓郵報》則說「她不僅帶給聽眾一份驚喜,也給時下的古典音樂舞台送來一股清風。」除了演奏動人,環繞在她個人身上的故事其實也很精采。

 

穆洛娃生於俄羅斯(1959),5歲開始學琴即展現天賦。10歲進入莫斯科附屬中央音樂學校,打下紮實的基礎,之後順利進入莫斯科音樂學院,從此成為黨和祖國重點栽培的樂壇明日之星。

 

不負眾望的穆洛娃,一步步在歐洲音樂界嶄露頭角。她曾在21歲那年贏得西貝流士大賽金牌,23歲再於柴可夫斯基大賽奪冠。

 

但礙於當時(蘇聯時代)法令,任何藝術家要出國比賽或表演,都必須得到政府允許,即使如穆洛娃這般備受國際矚目的新秀也不例外。因而,今天許多關於她的制式簡介,不免提到穆洛娃發跡之初,曾連年征戰國外大獎,並由此誤以為是黨國的另一形式培育。

 

事實上,穆洛娃之所以從小苦練小提琴,另一層面的原因,就是為了讓自己有機會藉由出國比賽和蘇聯之外的異國文化接觸。學琴過程,她最受不了的就是國家機器成天在藝術家、創作者背後下指導棋(比方說蘇聯政府會希望音樂家多創作符合官方期待的樂曲)。長大後,每回在她拿下大獎取得獎金,她還會情商外國友人拿這筆錢幫忙買披頭四或比吉斯等人的唱片,再寄回蘇聯給她。

 

 

 

 

總有KGB監視她的一舉一動

 

身為一名科班、正規套路訓練下的音樂系學生,黨國機器無庸置疑將穆洛娃訓練成一流的小提琴手,但身為一名「音樂家」,卻深覺祖國加諸她身上的,不只有音樂技能調教,還有僵固的意識形態框架,也就是她很清楚自己必須先是個黨國的女兒,才可以是小提琴家。尤其在她出國表演期間,無論身在何處,總有KGB會監視著她的一舉一動。

 

24歲那年,穆洛娃獲准前往芬蘭表演,這一回,「表演」只是幌子,「叛逃」才是真正目的。為了能夠更自由、更無所限制發揮自己的才華,以及和世界上其他優秀的樂團合作,穆洛娃決意勇敢揮別祖國。

 

此行計畫十分戲劇性。首先是由穆洛娃的男友假扮她的鋼琴伴奏,掩飾了共同逃亡的意圖,在定時向KGB回報表演者行蹤時,穆洛娃先佯裝在宴會上飲酒不適回房休息,再由男友向KGB謊稱她身體欠安,無法參與接下來其他的公開活動,矇騙得逞,經芬蘭友人協助,兩人連夜逃離飯店,直驅瑞典,最後成功向美國駐瑞典大使館提出政治庇護。

 

美蘇冷戰時期,站在美國人立場,穆洛娃的投誠當然是一份大禮,對蘇聯來說,就是奇恥大辱。只不過,就像所有集權國家領導圈盲目的思維,他們從來不知道那份「恥辱」並非「叛逃者」所造成,而是來自人類天性對心靈、思想箝制的反噬。

 

曾經,穆洛娃被以「蘇聯文化國寶」待之,卻因為是喝「黨的奶水」長大,所以穆洛娃有責任和義務必須四處「展示蘇聯的軟實力」。藝術、音樂是穆洛娃生命的第一位,但她終究也只是黨國的一塊招牌,音樂不過是廣告的表現形式而已。

 

鐵鎚 鐮刀 小提琴

 

蘇聯共產黨信奉的是「鐵鎚」、「鐮刀」,「小提琴」在這兩具剛性(陽性)工具面前便落得無足輕重,在此之下,藝術家得屈服於政治宣傳,等同於大眾媒體就是官方宣傳工具的概念,包括音樂的藝術性,也理所當然會被賦予某種政治功能。穆洛娃的叛逃,就這樣被蘇聯當局扣上「背叛自己國家特色的價值認同」。

 

但是,對任何藝術創作者來說(包括文字、影像、音樂、戲劇、畫作),藝術不僅不該是政治宣傳工具,相反的還會是促成思想解放的武器,若真有所謂潛在的「政治目的」,也是要使箝制藝術家、創作者的威權體制走向解體。

 

1991年蘇聯解體,穆洛娃重返故居,有媒體請她回溯當年逃亡的驚險,她感慨萬千說「當時要逃離蘇聯,的確要有很大的勇氣,但選擇留在蘇聯的人,需要的勇氣更大。」

 

回到我們自己身上,近代尚可觸及的歷史,亦有在威權體制下創造出來的「禁歌」、「禁書」、「禁電影」,而我們好不容易突破那堵高牆,走到今天百家爭鳴、人人享有高度自由創作的時代,可在兩廳院、各大小表演舞台,百無禁忌地欣賞各類藝術表演。戲院沒有「禁電影」,出版品也只有太多、太氾濫的問題,沒有任何禁書、禁歌的顧慮。

 

因此,對台灣樂迷來說,闊別20年的穆洛娃再度造訪,她所能呈現的,相信就不會只是台上精湛的小提琴演奏,還包括她個人那一段值得台灣當代人細細思量的「叛逃」故事。

 

還是守定古老王國更好呢

 

3月21日,中國新華社發佈中共中央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其中官方特別強調今後必當「加強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加強對重要宣傳陣地的管理,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充分發揮廣播電視媒體作為黨的喉舌作用」

 

中國許多自由主義者對當地新聞、輿論、創作,乃至藝術所面臨的「黨的全面領導」,多是堪憂和無能為力。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下,中國樂評對穆洛娃的評價才會有這麼一句:當現代世界降臨,古典音樂的序列讓大師(指穆洛娃)在早年歲月深受磨礪之苦,一旦成功,就瞬間翻臉(叛逃蘇聯),其實是一種文化怨氣與不得不完成的快意復仇。但在這個四分五裂的世界,追尋裂變,還是守定古老王國更好呢?(大概也只有中國人會從穆洛娃身上引出這番推想)

 

「還是守定古老王國更好呢?」對今天中國的一代,及至台灣一代中的某些,只要個人奮鬥的目標唯有事業和金錢,而不是為了某種理念和意識努力,同時以中國代表世界,代表利益,代表期盼中的消費型態,應該都已對之抱持肯定的答案。

 

話說回來,當年的穆洛娃若非選擇「叛逃」,且「不」守定古老的王國,今天她還會是眼前這樣一個穆洛娃嗎?

 

※作者為《上報》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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