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傑關於高雄果菜市場一文引發了許多討論，且不管他對於印度民主的認知是否正確，他提出了重要的問題（雖然沒有明說）。這個國家不管如何都在全球資本主義競爭體制裡，經濟體間競爭是政府施政的重要議程，無非是因這個結果極大程度影響了人民生活的品質，甚至影響了主權的有效性。這意義是，我們不只是民主政體，還是個共同體，有共同的命運，我們必須共同面對命運。

在這個意義上，政府效能是重要的。

為何忽然跳出來炒作這個話題，當然，政治算計地想，南流共主菊姐面對施政上的重大爭議，如果成為政務生涯末期的明顯瑕疵，則後續北上擔任行政院長，繼續母雞帶小雞的派系計畫將遭遇重大危機。但是，撇開政治考量，梁議員也可以不必觸碰這個話題，繼續埋著頭做著多數民意代表會做的事情：看風向地服膺政治正確的旗幟；而菊姐也可默默地不做事，不做不會錯。

同樣的，台灣社會像現在這樣，大可不斷民主地討論下去，不斷地透過街頭抗爭、網路批評、會議發言，不斷進行公共領域的溝通與再溝通，讓民主走入到唯有「共識」才能決策的模式。只是，所謂「共識決」是所有人都有否決權，一個人就可以否定任何對現狀的變化要求，換言之，所有人都有否決權的共識決制度設計，是對現狀的極大偏斜設計，它給現狀更大的優勢與權力。

當然，現在的制度不是真的「共識決」，但也逐漸走向讓每個人、團體有否決權。

現在的政府與公民社會的溝通是，每個人都要求且只跟政府對話，不同團體間彼此卻不溝通，而對政府是不能妥協的。如今的政府只想邀請每個人都到會議室裡來展現溝通的誠意，但這不僅僅只是溝通，某種程度同時也是在分享決策權，也同時捨棄了自己的政治責任，弱化代議民主的選票讓渡賦予的權力。所以，如果權責相符，那參與決策的大小社運、利益團體的可問責性（accountability）在哪裡？

公共利益缺乏明確界線

如今有各式各樣的社運團體或利益團體，不管是反對年金改革還是土地所有人，又或者是即將上街遊行的旅遊業者，對於什麼是公共利益，什麼是私人利益，都沒有明確界線，在會議裡、抗爭場合裡，這些或私或公的主張，似乎都一樣有正當性而該被考量，沒有人敢說那是你個人的利益而非公眾事務，最終，認真想透過公共溝通、訴求公共利益的良幣被驅逐了，公共領域成了利益團體杯葛公共政策、捍衛私人利益的工具。

我們既進入了一個人人參與公共事務的年代，也造就了在公共領域裡，人人只捍衛自身權利與私人利益卻不談公共利益的時代。更幽微的是，許多弱勢利益被視為「等同公共利益」，並且因此阻擋公共政策的理由，不管是老阿嬤的房子還是即將破產倒閉的業者，這種理所當然的等同，無非也是我們缺乏去辨別、去論述公共利益的壓力，只持著方便的態度。我們不用公共理性去思考，只剩下反對跟要求。

當然，這不能怪現在各式吵吵鬧鬧的社運團體、利益團體或是自救會。因為我們之前的政府把代議民主搞壞了。對扁政府各式進步價值的承諾的不信任，已轉嫁到現在政府上，對馬政府綁架立委而孤行專政、威權復辟的夢魘，也投射到現今團隊上，而現今團隊則似乎拋棄代議民主和政府效率，只想讓每個人都講到話，卻不在意有沒有結論。讓代議士的民意代理與協調功能消失，讓行政部門直接面對人民大大小小的陳情抗爭，這就是現在運作的民主。然而，這樣的民主有效率嗎？而我們需要去在意這個問題嗎？

民主決策的效率問題是假議題

對很多人來說，去討論民主決策的效率是個假議題，因為一旦進入了效率以及效益的框架，正義本身就被論斤稱兩而失去意義了（或許這也是何以，現在所有的反對也都採取正義之詞。）。其實民主跟效率不是對反詞，從效率來看，民主過程是預先降低後面的阻力，而不會讓政策進行到一半時，才又因為各種考量不周、少數意見未被納入而更弦易轍，反而製造更多無效率、成本浪費的情況。

民主並不代表沒有效率，只是近來台灣的民主運作過程，在過往政府的威權使用而使得公民對代議制度喪失信心，當制度性的公共領域被不信任甚而被執政者忽略，各種非法制化的公眾溝通（陳情、抗爭、圓桌、社團對談、私下協商）就會不斷出現，而執政者甚至為表態度而鼓勵以此取代代議制度的協調功能，最終只是讓決策無法做成。

我們得要有個起碼的共識，這些民主過程重要的還是做出決策，而不是讓決策無法做出，更非朝令夕改，最終本末倒置。當然，還是要重申，我們其實真的可以不斷地民主討論下去，讓事情暫時停下來多想想，讓所有人、不斷新加入的人持續不斷地發表意見，讓會議一直開下去，讓政策暫時停在那裡，一直暫時下去，這是我們共同體的未來。

※作者為媒體人

【上報徵稿】

上報歡迎各界投書，來稿請寄至editor@upmedia.mg，並請附上真實姓名、聯絡方式與職業身份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