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學中尋得救贖——《東京人》導讀

1972年4月16日，川端突然在住家服下安眠藥後打開煤氣，無預警地自殺了，時年72歲。

因為川端沒有留下遺書，對於他的死因無可避免有了種種解釋說法。最明確最可信的，是他的死一定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有關。獲獎之後生活被打擾，譽之所至謗必隨之，在身體和精神上，都給川端帶來了龐大的壓力。

不過諾貝爾文學獎帶來的，或許還有另外更深層的精神衝擊，那就是使得川端康成覺得自己完成了「餘生」的使命。

這要從1947年好友橫光利一之死說起。橫光利一只比川端康成大半歲，算是同齡人，1921年年底，兩個人在前輩菊池寬家中認識，從此成為莫逆之交。不論在個性上或作品風格上，橫光利一和川端康成都形成了強烈的對照互補。最普遍的看法，就是兩個人一陽一陰，自然地彼此深深吸引。

在兩人的友誼和文學創作關係上，很明顯地，橫光是「陽」而川端是「陰」。川端參與的許多活動，其實都是由橫光帶領的。有人將他們兩人這組的文學搭檔，拿來和芥川龍之介與菊池寬相提並論，也就是其中一個以光燦耀目創作呈現在世人眼前，另外一個則扮演了稱職的陪伴與支持角色。在這樣的對照中，一般是將橫光比為芥川，川端比為菊池，也就是說，橫光的創作成就要高於川端。

然而這樣一個光耀的創作者橫光利一，卻沒有活過50歲，在1947年年底去世了。哀痛的川端康成發表了一篇悼文，在文章裡明白宣告：「從此就是餘生…」

餘生，意味著已經失去了原本活著的理由，勉強苟存下去。讓川端產生如此強烈「餘生」感受的，除了好友橫光突然去世之外，更普遍更無可逃躲的因素，必然還有戰爭以及日本戰敗的事實。

川端在「大正民主」時代成長，經歷了從大正到昭和日本社會氣氛的劇變，西方式的自由風氣讓渡為法西斯的軍國主義，然後又見證了從戰爭爆發時的群情激昂到終戰帶來的極度恥辱。他不可能不受時代變化影響，1946年時特地前往旁聽東京戰犯審判，更不可能不思考戰爭。

只是他對戰爭的思考與反省，以極其幽微而非公開張揚的方式來表達。一部份的呈現，我們可以在他戰後幾年中新撰的小說，例如《東京人》中看得到。這部川端畢生寫過的作品中篇幅最大的小說，長期以來名氣和受重視程度，遠遠不如《雪國》、《千羽鶴》、《古都》、《美麗與哀愁》等作品，其中一個原因，恐怕就是這部作品中含帶的濃厚現實性，川端在小說裡放進了許多具有時代性的寫實細節，不像是典型的川端風格，而且事過境遷讀者就比較不容易投入那樣的日本戰後社會情境裡。

不過換另一個方向看，也正是這樣的例外性質，顯現了《東京人》這部小說的重要性。這是川端摸索朝向一個「餘生寫作」的關鍵階段，比對他前後的創作軌跡，可以讓我們對於他的戰爭反思及戰後生命選擇，有更明晰的認識。

所謂「餘生」，從不得不面對橫光利一去世事實之後，以川端自己的話說，那就是「要凝視故國的殘山剩水」。經歷了戰爭，尤其是經歷了恥辱的敗戰，日本已經不再是川端出生成長的那個日本了。最大的差異，在於這樣一個日本，在世人眼光中失去了繼續存在下去的合法性。作為一個國家，作為一個社會，日本人自身都無法辯護日本的存在，在那樣的狀態下，要日本從地球上消失，都讓人提不出什麼理由來反對吧？

應該消失卻還繼續存在，應該死去卻還苟活餘生，憑著的是什麼？川端找尋並確定了他自己的答案，那就是要從近乎絕望的「殘山剩水」中找出讓日本可以、應該繼續存在的理由，抵抗敗戰所帶來的終極恥辱。

對應戰爭那麼鮮明的破壞與悲劇，承擔東京裁判所彰顯的巨大責任，還能找到什麼理由為日本辯護嗎？還是至少呈現戰爭之外，戰敗與責任之外，另外的日本面貌？...（本文為轉載自作者臉書／原文連結）